【岛读】想跟中国“脱钩”？美国学者打脸白宫_风闻

【侠客岛按】

近期，在素有政策拐点“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一篇经济学家的论文引发了外界注意。

论文由哈佛商学院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卓尔合写，题为《全球供应链：即将来临的“大重置”》。

文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从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试图“脱钩断链”至今，中美之间的供应链联系现状如何？之前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是否被其他国家取代？通过数据分析，两位经济学家发现，“脱钩”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们编译了文中的一些重点论述，分为“事实”与“观点”两个部分，分享给大家——

《全球供应链：即将来临的“大重置”》

事实

近几年，全球供应链可能中断的风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极端天气、自然灾害会切断关键物资流动；疫情最严重时造成全球医疗设备和其他关键品短缺；地缘政治风险逐步显露，如俄乌冲突就暴露了欧洲能源供应体系的脆弱。

这些对全球供应链的再思考，正与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长期下滑引发社会不满，部分民众对与中国互为贸易和供应链伙伴持保留态度。

笔者记录了过去40年间，美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在伙伴国家、产品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重点关注过去5年（2017-2022），这正是贸易战和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动荡期。

数据表明，全球供应链正在“大重置”：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减少，低工资地区（主要是越南）和近岸/友岸外包（尤其是墨西哥）的进口份额不断增加。

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减少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从进口来源国看，2017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产品中占比达峰，为21.6%；2022年，这一数字降至16.5%。“重新分配”发生在产品层面。中国所占份额的下降，与越南、墨西哥进口份额的增长有关——

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鞋子、电话机等产品类别里，中国产品占比降低；以越南为代表的低成本地区，向美国出口了更多的服装、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墨西哥为代表的近岸/友岸地区，则向美国出口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玻璃、钢铁。

这些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白宫政策所致。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向从中国进口的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美国企业一开始犹豫不决，因为重置全球供应链会带来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但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政策，这些企业不得不接受现实。

**美国政府一直鼓励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以减轻供应链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拜登政府持续促进产业回流，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它们暗含了政府通过大额补贴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两党对这一政策方向有共识，短期内不会改变。

“更高的进口关税并没有阻止中国汽车的流入”（图源：《纽约时报》）

观点

白宫的政策深刻重塑了美国跨境供应链的生产和采购格局，但需要提醒两点。

第一，供应链重新分配的政策，可能无法实现白宫的既定目标，即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贸易数据显示，美国虽减少了对华产品进口，欧洲对华进口份额却上升了。近年，中国还加大了对越南、墨西哥的贸易和直接投资（FDI）力度。这意味着美国仍会通过与第三方国家的贸易及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保持间接联系。

这让人想起日本。上世纪70年代，美国保护主义抬头，迫使索尼、NEC等日本电子巨头开始在美国建厂、收购公司。80年代，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日本汽车厂商“自愿”限制对美出口，并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工厂。日本还不断加大对美直接投资。时至今日，如果只看美国的进口，日本本土产品只占5%；但美国市场上“源自日本”的产品销售份额却占到14%。若只看5%这个数字，就会低估日本对美国供应链的影响程度。

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气候，中国似乎不太可能效仿当年日本跨国公司的方式。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企业一直在低成本地区扩大投资力度，从而与美国供应链保持间接联系。

1994年，中国产品在越南进口总额中占比9%，2022 年已经飙升到40%（主要是集成电路、电话机和纺织品）。同期，中国产品在墨西哥的进口总额中占比从1%飙升到了20%。

2017-2022年，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3160万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1.515亿美元，涨了4倍。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0.004%升至2017年的7%和2021年的7.7%。相比之下，2021年美国在越南所有新的直接投资项目中仅占2%。

这些数据表明，**一些企业正不断把越南、墨西哥作为中转站，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售往美国。**如果中国企业继续向这些地区出口零部件，再组装成产品销往美国市场，中国还会是美国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

第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身上。

之前的研究表明，美国关税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单价，而且几乎完全实现了关税转嫁。最新研究则发现，向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的供应链转移，同样带来了这些地区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

经过测算，当中国产品在美国商品进口中的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价格将上涨9.8个百分点，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3.2个百分点。这些价格上涨，最终会落在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头上。这不免让人担心，白宫力推的全球供应链“重新分配”，可能会抬升物价、提高生活生产成本，造成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考虑到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供应链的进一步转移或许不可避免。但是，将工厂迁回美国或迁到其他友好国家的经济效益（比如集聚效应、美国制造业的创新等）是否会超过这个战略的成本，从而避免消费者承受更高物价？

目前看，执行美国当前产业政策的成本可能比公众意识到的更高昂，这点恐怕要政策制定者仔细权衡。

要想复兴美国制造业，需要整合可靠、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与运输系统，还需要大量适应性强、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不过，一个典型案例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芯片工厂，因缺乏熟练工人不得不推迟了投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