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历史档案也应为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服务_风闻

     据澳门特区政府公共建设局的网站显示，位于凼仔北安O4地段的文件仓库大楼(现名称为政府历史档案大楼)已于今年九月四日竣工并通过验收，同时开展交付用家的程序。该工程较合同规定工期提前了五十七个工作天完成，并克服施工期间受新冠疫情和设计改动的影响。该项目以设计连建造方式进行，地段面积约四千三百六十六平方米，大楼楼高十三层，总建筑面积约五万五千六百平方米，主要以储存档案用途为主，地面层设货车上落货区及装卸平台，地库一层为停车场。

     现在暂未知是哪个部门将会使用该大楼。但根据该大楼的原称谓「文件仓库大楼」，及现正式名称「政府历史档案大楼」推测，可能是特区政府各部门机构在行政运作中产生的各种文件档案，都根据立法会刚通过的《档案法》规定，集中在此储存保管。当然，不排除将现时澳门档案馆存藏的历史档案，也归口集中在该大楼开辟专管储存保管，而且现时位于荷兰园马路的澳门档案馆，也有部分甚至是主体迁往该处办公。   

     不管怎样，耗资三亿三千万元建造的政府历史档案大楼的提前竣工，为将于明年三月十三日《档案法》正式生效后，特区政府根据《档案法》的规定储存保管档案，提供了一个当代规范化管理档案标准的硬体设施。实际上，《档案法》在规范公共部门及实体、立法会及司法机关对其档案作出系统管理、保存及利用，避免对档案造成损毁，并透过确立公共档案移送和销毁的恒常运作机制，妥善地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并规范公共档案的开放利用，档案的资讯化和转录，以及完善对档案管理的监察制度。《档案法》亦将公共资本企业、行政公益法人，以及提供公共事业服务的机构纳入私人档案范围内，建立私人档案的取得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澳门的历史痕迹。

      不过，《档案法》赋予文化局负责档案管理方面的职责，由其辖下的澳门档案馆专责推行档案管理工作，各公共部门及实体、立法会及司法机关具合作义务，另将设立专门小组以替代原来的总档案委员会，则似乎是仍然将档案管理定位为「历史文物」的位阶，与在中央层级，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的定位，有所不同。

     实际上，按照海峡两岸分别出版的《档案学》给「档案」所下的定义，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它对现实工作生活建设有查考使用价值，对历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均有研究价值。多年来，中央档案馆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务提供档案服务，先后为编辑《毛泽东选集》（1—4卷）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撰写他们的传记；为中央国家机关及各地方、各方面编研的各类专题提供档案文献。

     因此在内地，档案工作比一般的书籍文献整理工作的位阶，要高得多。在国务院的序列中，就设有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内设的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司，负责对全国经济科技档案及工作实行统筹规划、宏观管理。起草经济科技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指导、检查、监督、协调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科学技术、农林、地质、气象、测绘、卫生、国防等专业系统的档案工作；促进经济科技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总结、推广经济科技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而参与从事文献存藏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则只是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的社会文化图书馆司的所属单位，并未纳入国务院序列。而在地方政府的档案室，往往与保密室合并办公。政府的所有文件以至起草该文件的手稿，重要会议的纪录……等，都是收藏的对象。在各地的党代表会议、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会场上，除了是有记者在进行摄影、录像外，也有当地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在拍摄、录像，其「作品」就与该次会议的所有文字资料一道，收存在当地的档案室。

     按照内地的模式，在澳门过渡期过程中，在澳门特区政府的筹备过程中，以及特区成立后，在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历程中所产生的大量重要历史档案，除了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澳门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澳门特区筹委会，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所产生的文献及文物资料，其重要者如招牌、印章、主要文件等，是送交中央政府的国家档案馆及革命历史博物馆典藏外，余下大量的应当典藏的文件资料，还有每次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及大大小小的重要会议（包括每年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所作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以及特区举办及承办的国际性或区际性的会议，研讨会等，以至特区政府的重大政务，如赌牌开投，建构和谐社会、旧区改造等，所产生的文件，都应当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集中典藏。因此，这应是澳门特区《档案法》的主要内容。

     对比起来，澳门特区虽然也有一家「历史档案馆」，但它却只是偏重于历史文物方面，属于文化性质，因而是文化局辖下的一个二级机构。实际上，它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制定澳门特区的档案政策，以及收集、保存、整理和提供利用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它的藏品，主要是明、清时代，中葡两国皇帝之间相互通讯的文件，及葡国人管治澳门期间的历史档案。因此，它的称谓「历史档案馆」中的「历史」二字，定位十分确切。

      其实，即使是澳门的「历史档案馆」，也曾为现实政治服务。那是在中葡谈判过程中，中方按照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内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景，要求在二零零零年前收回澳门。但葡国却以各种理由，希望推延到跨越二十世纪才还澳门。在遭到中方拒绝后，葡方又提出，葡国取得澳门，是应中国明朝皇帝要求，帮助驱赶海盗。中方为反驳这个说法，在由澳门星光书店出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裔煊，原刊登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五七年第三期的《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论文，反驳葡方的「帮助明朝皇帝缉海盗得澳说」的同时，要求到澳门查阅「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葡方却以「杀虫」及「重修工程」为由关闭「历史档案馆」，阻止中方人员查阅历史档案。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一向作风懒慵散慢的葡人，却是「争速度，抢时间」地以微缩菲林拍摄所有馆藏档案，然后将正本运回里斯本，而将翻拍的微缩菲林留在澳门历史档案馆，上演了「狸猫换太子」的一幕。 

     其实，即使是如此，「澳门档案馆」所收藏的明清时期的历史档案，也并非是完全的。实际上，大部分明清时期涉澳档案分别存藏在海峡两岸，以及葡国里斯本国家图书馆、葡国东波塔国家档案馆等。其中在大陆部分，已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共六册；而在台湾部分，也已经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至 1一九九六年间，出版《澳门专档》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