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特殊的电诈受害人，跟她聊完后那种堵得难受的情绪，久久不能纾解_风闻

来源：法律博主@六扇门之手

前两天值班时，遇到一个特殊的受害人。

同事给我简单介绍了情况，中国人，在境外遭遇电诈，大部分汇款都是在境外完成。但仍有少数几笔钱是在国内汇出。只是这几笔境内汇款均不在我所辖区发生。

这种情况需要受害人去国内的汇款地派出所报案，于是我打算去给她解释一下。

受害人是个姑娘，年纪不大，身材瘦小，戴着口罩。

“损失了多少钱？”

“85、6万人民币。”她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是怎么被骗的呢？”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个数额，算是比较大了。虽然这案子应该不归我管，但还是要问一下的。

“21年的时候，我在日本，接到一个号码显示是上海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自称是上海警察，说我在上海办理的一张电话卡，可能涉及到犯罪活动……”

她的语速平稳，不快不慢，我觉得这个故事要讲很久了，并不忍心听下去，于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她的话。

“好了，我大概了解到了。其实这类骗局应该也不难识破。你在国内的时候，接受过反诈宣传吗？”

从每一起发生了的电诈案件中检讨反诈宣传工作的得失，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我在疫情前就出国了。这是出国后第一次回来。”

我心说这孩子可太惨了，在国外经历疫情这几年就别说多难了，还被骗子骗了两年。找不到一点合适的话安慰她，但还得跟她解释这事不是我们所管辖的案子。于是我艰难地开口跟她解释了管辖的问题，告诉她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去转账所在地派出所报案，还好其中一个转账地的派出所离我们所并不远，两三公里路。

对于我的解释，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失望和不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为了缓解一下自己内疚感，我给她讲了下反诈常识。

她非常认真地听着，边听边频频点头。我心里想，这中国人在日本呆久了，举手投足还真是像日本人了。

她就着我的宣传，问了一些问题，比如骗子打过来号码为什么真的是公安局的电话号码？我说那是用改号软件做的。

她又问那怎么能识别电话那边是真警察还是骗子呢？

我说虽然我们警方也会给群众打办公电话，但绝不会让人转账到所谓“安全账户”，而且对犯罪嫌疑人，我们只会通知他来投案自首，不会电话遥控他做这做那的。

我说“你在电话里是没法分辨对方到底是否真警察的，骗子还会伪造警官证，甚至伪造一个公安机关内部的场景给你发视频。她说对对对，我心说原来这你也经历过啊。我又安慰她说寻常人确实很难甄别，但你可以多问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骗子的骗术必须把你对外信息阻断才能奏效，一般来说，有第二个人知道，给你出主意，被骗的几率立即减小一大半，有更多的人知道被骗的几率就更小，你是因为在国外没什么人可以商量吧？”我随口一说。

她说：“是啊，他跟我说我不能告诉别人，告诉谁，谁就会被警方通缉！所以我也不敢跟别人说。到现在我的妈妈都还不知道，我非常担心她知道了会接受不了，她身体不是很好。”

我说“这样吧，你去那边报警时跟民警也说一声，要他们别跟你母亲说了。其实一般情况我们也不会找到你母亲说这事的。”

她有些担忧地问“警官，我的身份证信息和银行账号这些都被骗子骗去了，他们会不会拿来做违法的事情，会对我有影响吗？会不会根据这个让我妈妈知道了呢？”

我沉吟了片刻：“骗子拿到你这些信息，最可能的就是利用你的银行账户替他们过账洗钱。其它的都不会有太大问题。至于你母亲，你完全可以告诉她，你遭遇了诈骗，身份信息什么的被骗去了，但是就不用告诉她你被骗了钱，这样既免得老人家着急，也能起到提醒她的作用。”

她急忙点头：“您说的是，我的账户就被骗子用来转过账，是其他被骗人的钱，这个事，日本警察也找过我核实过。后来日本警察查清楚了也告诉我说没有我的责任。听您这么说，我就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说了。”

她顿了一顿继续说：“我被骗的钱，有一大部分是找别人借的，我制定了还款计划，得需要很多年才能还清这笔钱。我真的不希望我母亲知道，但我又非常担心她也被骗子骗了。”

我又看了看她瘦小的身材，心里又沉重了许多，因为我知道这个钱太难追回了，又不想给她虚妄的希望，于是委婉地说“你也知道这种诈骗行为现在都是成产业成链条，你可以去看一下电影孤注一掷，要知道现在破获这种案件难度不小，追回赃款更难…”

“我知道，所以我现在只想我妈妈不要再上当受骗了，我出国后因为疫情几年都没有能回来，我父亲在疫情期间也去世了，她在国内就一个人…”

我听到这儿心里更堵了，后来给她留了联系方式，跟她说以后有事担心受骗可以咨询我，送走她后，回办公室痛骂骗子半小时，但那种堵得难受的情绪，久久不能纾解，意难平，恨难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