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嵌在一部优质当代史著作里的中央王国论_风闻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试写稿

第二章 中央王国论

第十五节   拼嵌在一部优质当代史著作里的中央王国论

《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是一部严谨的研究著作，作者马克斯韦尔在各路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剖析，所阐述的每一件事实，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以文献资料为依据，都有出处，可以查对。

他跳出了西方控制下的思想迷局，打破了西方关于印度的魔幻话语，也戳破了尼赫鲁与其同代印度精英自我打造的神话。他指出了西方如何出于自身需要，在中印之间，永远选择无条件支持印度，永远否定中国。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缺乏中国方面的资讯的情况下，他能够理解，新中国是如何以马列主义观点看待尼赫鲁，对他进行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马克斯韦尔也给世界分析出，中国是采用理性与实际的态度、平等协商的方法，同邻国一起处理英帝国主义遗留的边界问题。他明白地指出，中国只是坚决不承认帝国主义胡乱划分的边界的合法性，即，不承认西方帝国主义行为的合法性。中国坚持，边界划分必须在两个独立后的亚洲政府之间协商决定。马克斯韦尔没有明确写出，但却让读者读明白了的是，恰恰相反，尼赫鲁及其同胞们坚持，英帝国留下的一切，都是印度的合法遗产，印度立国的合法性就建立在英帝国打造的基础之上。

所以，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刚刚获得独立的的第三世界大国为了是否承认西方帝国主义遗产合法，打了一仗。这样的战争理由，在人类历史上确乎是罕见的。

在书中，我们看到，马克斯韦尔是典型二十世纪进步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工作方式，不仅是善于思考和分析的学者，更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写作的优点推向极致。这一切容易使人忽视，他的理论当中，藏着那么一套世界观，是彻底违背他的全部原则的，也违背他在其他事物上的那种理性精神。

书中，他有一种观念，偶尔地在这里那里冒出来：

造成六二年那场冲突的是错综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设想它是与中国平等的国家，与中国是兄弟一样的关系，这就冒犯了中国，所以中国决定教训印度，让它懂得，它的地位到顶儿也只是一个朝贡国而已。

这种观念太过超现实，所以至少中国读者读不懂，因此就自然地忽略过去。

《北京的观点》一章整体是非常精彩的，然而，就在这一章才开篇不久，作者就抛出了一项结论：

五十年代中期，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岁月。但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方面对于印度所采取的僭越的态度虽未说穿，却感到很反感。当时尼赫鲁竟公然对周恩来以老前辈自居。他也许确实没有理会到，他这种作法表面上看来是对中国友善，而实际上却含有高人一等的味道。印度后来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认为他们的作法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激，但在中国看来，这只不过表现了尼赫鲁的极端傲慢。十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到恼火。一九六五年，他对巴基斯坦访华记者追述这个事件时曾讲到尼赫鲁的“傲慢”。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些来访的锡兰政界人士讲到：“我从未遇到过比尼赫鲁还傲慢的人。”当然，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磨擦。潘尼迦就任驻华大使后，很快就体会到，他的驻在国对他的国家是颇为瞧不起的。事后他回忆当时中国对印度虽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点以前辈自居。“这种态度就象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采取的教导态度一样。印度的独立是受到欢迎的。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战后被公认的亚洲大国，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几，这是不言而喻的。”潘尼迦把这些形容为“国民党态度”，但是看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

按照印度的想法，印中两国的地位应象孪生兄弟那样平等；论资格，印度还要老一些。……尼赫鲁在国际上享有的威望和受到的尊重，到万隆会议时达到了顶峰。在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的会议(Congress of Oppressed Peoples）上产生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想法；对尼赫鲁个人来说，万隆会议是布鲁塞尔会议后近三十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份量。如果说一九五四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主要是欧洲人的表演，那么在万隆会议上则是中国初次登上了亚洲的国际舞台。印度以及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主要由于印度的努力，“共产党中国才在亚洲获得一定程度的威望”。因而，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以“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那样采取教导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在周恩来及其同事们看来，印度和尼赫鲁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物竟然想充当他们的监护人是离奇可笑的。

中国对尼赫鲁和印度这种自封为亚洲领袖的作法，虽然感到恼火，但这并没有因此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对尼赫鲁往往更多是感到可笑而不是生气。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革命和对中国本身的力量具有自信。中国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i]****

到了二十世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它国关系时，会抱有“僭越”的概念，会认为其他国家对自己有僭越的行为，那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反动的。二战后，如果有媒体透露，英国女王认为非洲某国领导人在会面时行为“僭越”，那会是怎样的轩然大波，多少知识分子会拍案而起、口诛笔伐，清算西方帝国主义的流毒？

马克斯韦尔这位进步知识分子，一流的新闻记者，却抛出了那样一项结论。并且，他没有给出那一结论的依据，既没有给出相关的理论依据，也没给出历史和现实的证据。——您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不过，他制造了一种错觉，让读者以为他给出了依据：他说，印度人是那样认为的，也是那样感受的。在这里我们再次遇上了中央王国论的典型症候。

他援引潘尼迦的亲身经历，可是，潘尼迦批评的是国民党人的世界观与外交态度，而我们的优秀记者、研究专家轻松地推导：

“但是看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

这是典型中央王国论的信条：

中国人是没有变化的，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抱有一种从遥远时光起就一直存在的世界观——宇宙观。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对待“野蛮人”的看法绝对不会改变。

不难看出，上面一段文章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先给出结论，然而歪曲一些事实作为证据，夯实结论。

不仅如此，作者还拿尼赫鲁做例子，进一步夯实相关理论：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当尼赫鲁离开的时候，是带着迎头相撞的感觉，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朝贡国或臣属国来的什么人一样，被引进谒见”。关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中国与印度的设想产生了碰撞，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Nehru’s personal approach towards China was at the beginning positive and warm, even fraternal, springing from a long-held belief that the future of Asia, and even of the world, would be marked by thefriendship of what he conceived to be two kindred and equal giants.In 1D42 he wrote: ‘The future of which I dream is inextricably inter-woven with close friendship and something almost approaching unionwith China.’…… On that visit he met Mao Tse-tung and is said to have come away from the encounter feeling as if he had been ‘ushered into a presence, as someone coming from a tributary or vassal state of the Chinese empire’–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last indication of a clash of assump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s about who should show more respect to whom.

   该段里，作者只是转引了印度方面的想法和感受，却得出结论，中国与印度一样，都认为自己地位更高，对方应该表示更多的尊重，世界观的针锋相对引发了矛盾。

 后面还进一步透露尼赫鲁在议会上的言论：

九月初他在议会中讲到，“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霸凌）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侮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在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国家也是如此”。（123）在尼赫鲁看来，边境事件和两国外交交涉都说明了，中国非但没有履行他的那种关于友谊的规定，反而利用边界问题申明其相对印度的优越性，其至是统治地位。他在谈到朗久事件时，顺便表示过这个看法，说中国也许有意那么做，“让我们明白自己的位置……不要自以为地位更高”。（124）几天以后，他又加重了这个指责。他问道：“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并不愿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们的言词中，在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中，在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表现的就是强权的骄傲和傲慢。”

书中继续引用尼赫鲁的发言：

……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扰乱的是我们内心的信念，伤害的是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以及相关的所有一切。……这并不是为了一块领土，而是因为他们（印度人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相当随便的对待，并有一种欺侮——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他们的企图。

书中如此分析：

尼赫鲁的这番话似乎是在说别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说自己。他悄悄放弃了他早先的态度——过去他认为边界问题并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问题——而现在的说法则似乎是问题已全面地、理所当然地涉及民族尊严。这就促使他采取夸张手法。如果出自别的政客之口，他无疑会斥责这类话是蛊惑人心。他说，中国要别人把喜马拉雅山当作一件礼品亲手送给她，而他又把喜马拉雅山形容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血脉”的一部分。从这类讲法出发，很自然就得出结论说：这一领土要求使“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他指责中国是根据一种“强权的骄傲和傲慢”行事的，还坦白说，他对那种“中国人的心理”茫然不解，并暗示中国也许正害着妄想狂的病症。尽管尼赫鲁是以他那种惯常的语调讲这番话，听起来象是漫谈、沉思、又很冷静，而且不时告诚他的同胞要记住甘地，切忌发怒，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他这番话的煽动性。

（‘Friendship cannot exist  between the weak and the strong, between a country that is trying to bully and the other who accepts to be bullied…. It is only when people are more or less equal, when people respect each other, that they are friends. So also [with] nations.’ In Nehru’s reading of events on the borders and of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China was not fulfilling that prescription for friendship,but was on the contrary using the boundary question to assert superiority, even perhaps dominance,over India. As he expressed it apropos the Longju incident, the Chinese might have intended that ‘just to show us our place .. so that we may not get uppish’. A few days later he confirmed the charge. ‘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he asked, .. I do not wish to use strong words, but it is the pride and arrogance of might that is showing, in their language, in their behaviour to us and in so many things that they have done.’

When such conflicts occur, something happens which stirs our innermost convictions, something which hurts our pride, our national pride,self-respect and all that.…… It is not because of a patch of territory but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 have not got a fair treatment in this matter,that they have been treated rather casuall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n attempt is made, if I may use the word, tobully them.

Nchru was here speaking as if of others, but it is plain that he was also speaking for himself. He had tacitly renounced his carlier attitude –in which he had maintaincd that the boundary question was not one in

which national pride was at stake –and was speaking now as if that

pride were fully and properly engaged. This led him to the sort of

hyperbole that, in the mouths of other politicians, he would no doubt

have denounced as demagegy. Ile said China was asking for the

Himalayas to be handed over to her as a gift, the Himalayas which he

described as’the crown of India’. part ofher ‘culture,blood and veins’:127

and could naturally conclude from such formulations that it was ‘a

claim which i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India or almost any Indian cver

to admit, whatever the consequences.‘He accused China of acting from ’the pride and arrogance of might’，confessed himself puzzled by

the Chinese mind’, and suggested that China might be suffering from

paranoia. That all this was delivered in Nehru’s customary periods,

rambling, reflective and calm, and coupled with exhortations to his

compatriots to remember Gandhi and abjure anger，did not make it

less inflammatory.

    针对该书中此般观点，通常来说，有两种正确的应对方法：

其一，去根据一手材料以及权威研究，探讨尼赫鲁的思想，分析他是否真的那样看待新中国，如果他确有那样的想法，在他的整体思想中占有多大比重。包括要研究，他在议会上的那些讲话，是真实表达他内心所想，还是有意操纵舆论，试图左右所有人对中印矛盾的看法？即，他所说的，是他真信，还是仅仅在煽动？

其二，研究和分析那个时代新中国的理论、道德与实际行动，验证书中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像我这种在改开前形成初步世界观的人，最清楚该书的那种观点是多么的荒谬，也特别反感，想到那批伟大的人和那段纯洁的岁月如此遭受玷污，本能地气到跳起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亚非拉兄弟手牵手”，是新中国最基本的原则，而那一批革命者那种海一样辽阔的心胸、火一样的理想主义，是庸人们无法想象的。因此第一反应就是反驳，是援引各种往事，援引各种著述，澄清真相。

但是上述两种正确的研究方法，都会把人牵进辩经的迷魂阵里。尤其是第二种研究，等于莫名其妙地开始自证，仅仅因为有人胡说八道，就得一身是嘴地自证清白。而且你举一个例子，他说另外一个事情，你谈事例，他说观念，永远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

所以，按照本作者试图所写之书的研究特点，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展开观察：麦克斯韦尔本人的观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自证清白，我们单只讨论，麦克斯韦尔为二十世纪的世界设定了那样一种前提之后，他怎么看待那样一个前提？

首先，如前面指出，他是一上来就给了个结论，却没有按照纵贯全书的科学方法，给出相关的理论和事实。然后他给出了一些貌似的事实，可是所谓的事实却不过是转述印度精英的感受和看法。——据说尼赫鲁在北京感觉有如朝拜，那么，具体哪些事实能够印证他的感觉有道理呢？

这就引出了麦克斯韦尔的一个盲点，他在书中引入了一种并没有经过分析和验证的观点，但，他提及那种观点的时候，却用陈述事实的方式，其中最惊人就是“中国方面对于印度所采取的僭越的态度虽未说穿，却感到很反感”，这是一句陈述句，但没有理论支持该陈述成立。他也是似乎举证了，证据是周总理等革命家认为尼赫鲁极端“傲慢”。但是，从反感一位邻国政治家傲慢，怎么能跳到认为印度人“僭越”上去？很显然，这里面的逻辑链条不存在，是看到白胳膊就推导出私生子一样的思维跳跃。

所以，就很清楚了，马克斯韦尔出现了幻觉，但他坚定地认为那幻觉就是事实。最揭示这位优秀知识分子内心的是书中这段分析：

看来，上述的利害权衡，使北京的决策者转而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可能也被考虑在内，用以强化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性，实际上是用以强化其必然性。西方有些固定说法，且在美国特别流行，那就是认为中国的思路是它应当“打击印度气焰，从而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强使印度进行扩充军备，从而阻挠印度的发展”，这种成见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特性，也不太具有可能。作为中国人，北京政府里的那些人很可能一刻都不曾设想过，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取得亚洲的领导权；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一定从未设想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印度能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与中国抗衡。即使在一九六二年……中国的经济遇到困难，对北京的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鲁，却明白地认为他们的国家同中国是平等的，甚至是她（中国）的更高一级优越者。——尼赫鲁说过印度同中国作战会震撼全世界，印中两国谁也不能“把对方打翻在地”。也许，印度人的此般念头催使中国觉得，向印度和全世界证明，印度的那种假设是种逻辑性的错误，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The balance of such considerations was enough, it seems, to swing the decision-makers in Peking to decisive action. But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which, though probably secondary, might have been taken to confirm the rightness and indeed unavoidability of the decision. That China thought of herself as going to ‘humble India and so seize the leadership of Asia’, or to ‘put a brake on India’s development by forcing her to build up militarily’–western formulations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U.S.A.–seems uncharacteristic and unlikely. As Chinese, those in the Government in Peking would presumably never for a moment have supposed that any country but China could ever aspire to the leadership of Asia; as Communists, they certainly never  supposed that India, with its capitalist system and national bourgeois government, could challenge China in a race to development. Even in 1962, when…… China’s economywas in difficulties, such a thought must have seemed absurd to Peking’s Communist purists. But the Indians–Nehru particularly, with his suggestions that wa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would shake the world,and that neither was able to ‘knock the other flat’-had evidently come to think of their country as the equal of China, or even her superior;perhaps it occurred to the Chinese that it would do nothing but good to demonstrate to India and to the world the fallacy of such assumptions.）

 他指出，是综合因素让中国领导人下了决心。接着，他反驳西方对中国的污蔑。西方人鼓噪说，中国是要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污蔑中国搞帝国主义扩张。马克斯韦尔否定了西方人的臆测，可是他用以否定的论据是什么呢？

他的论据是，中国人的脑子里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亚洲的统治者，所以根本想不到还需要用行动去证明。因此，打一场仗去夺取亚洲领导权，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不不不，中国人的脑子生不出那种想法的。皇太子会发兵攻打京城的平民老百姓，就为了证明自己是皇太子吗？

到了这一步，马克斯韦尔还没有止步，他指出，中方行动里“可能”有一项动机，那就是，印度人竟然认为印度与中国是平等的，甚至在国际地位上比中国更优越，如此之不合逻辑的愚蠢念头，对中国人来说，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就寻思着，揍印度一下，就能让包括印度在内的全世界都老实起来，认清世界的真相，让全世界都明白一条真理：谁敢妄想与中国平等，那是违反逻辑的狂妄。

马克斯韦尔清楚，他这一段议论完全是臆测，因此每一句都采用了推测的语气，seems、 presumably 、have supposed、certainly 、must have seemed、perhaps，然而，他就用一句接一句的推测揭示了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一角。值得注意的是，段落中有一句是用了讲述事实的语气：

But the Indians**……had evidently come to think of their country as the equal of China, or even her superior——然而印度人……却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同中国是平等的，甚至比中国地位更为优越。**

然后作者用了“perhaps”——也许印度人的那一逻辑错误激发天朝决定动一次天威，重点倒不在印度，而是让全世界各国都明白天朝在哪儿，各国又在哪儿。——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哈罗Kitty！

在如此一部细致严谨的著作中，整段用一连串的猜测语句连起来，是反常的。接下来是更严峻的问题：对那一幻觉，马克斯韦尔是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样的道德评判？

也就是说，马克斯韦尔至少要做两项判断：

第一项评判他已经做出了：中国人不可能理解，他们和人类的其他成员是平等的，他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是平等的。那么接下来他必然面临另一项判断：中国人的那种盲目，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资瓷不资瓷？

他强调，印度人自认为与中国人平等，但他没有表态说，印度人是对的；他在没有论据的情况下，强行引入了一项触发中印冲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人认为印度与中国不平等，但他也没表态，中国人是错的。他只是展示了战事的经过，告诉大家结局：中方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方，“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

全书看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斯韦尔内心认为，所谓中国人认为印度是低一等的朝贡国、臣属国，中国人死活认为自己是亚洲唯一的统治者，那种观点并没有错。可笑的是印度人，竟然相信自家与中国平等，能够和中国形成联盟，携手影响世界前程。

在奥斯维辛之后，在二战以后的进步浪潮中，以马克斯韦尔的年龄和资历，他不该那么想问题呀。

[i] 特别遗憾，朋友们帮忙找到的英文原版电子版中，恰恰是这重要段落所在的二三十页缺失，因此无法核对原本。也就无法“僭越”的原文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原文有可能是“superiority”，“知道自己算老几”的原文可能是“知道你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