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十年后，回台湾卖便当成为我的退路_风闻

写于34岁生日后的一周。对，我是个完美又好相处的处女座！

注意：这篇充满个人主观经验。本人写公众号一向真诚，生活有开心有抱怨，谢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听我唸叨。本篇随心而写，想啥写啥，生日我最大嘿嘿！

**“这两年，为什么感觉台湾年轻人这么快乐？”**这是我和几位同在大陆的台湾朋友，今年见面时常感叹的——这里的台湾人，是指在台湾的台湾人，我们这种待了十年的已经自觉是大陆人。

**十年前都说台湾人小确幸，但近年我感觉台湾青年已经更进化了：从小确幸，进化为祥和。进化为一种舒适、宁静、安逸的状态。**以至于从大陆回台湾休假的朋友们纷纷表示，“奇怪，为什么大家这么幸福知足呢？”

这两年一些台湾朋友体会到了小红书的美好，于是很常看到这这类帖子：**台湾发六千啦（台币，以下皆为台币）、台湾基本工资又涨啦、台湾服务业缺工三万六都没人做啊⋯⋯**屡次引起大陆吃瓜群众的羡慕。大家都知道，台湾卷的是争取中高阶的岗位和工资，但疫情之后，谁还不是一条只求温饱的咸鱼呢？

台湾少子化十多年后的优势，终于体现：基层工作缺工严重，但不少有闲钱的年轻人又纷纷离开原先的工程师或白领行业，追求创业，于是街边奶茶店和咖啡店数量暴增，服务员紧缺，一条街三家奶茶店都贴着招聘广告。

于是我开始观察周围在台湾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

朋友Ａ，一名几年前去到台湾生活的大陆妹子，工作能力强，前几年曾想回到北京、上海进大厂。

朋友Ａ：我告诉你，人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舒适圈，我上一份工作实拿三万五闲得发慌，有公司开五万把我挖角了，结果太卷了，两周后我就辞职了。

我：所以你失业了？抱抱。

朋友Ａ：没有啊，一辞职就接触其他公司了，台湾三万多四万多的工作超级好找啊哈哈！人干嘛要卷？

朋友Ｂ，资深媒体人。

我：台湾是不是最近缺工很严重？据说便当店都月薪四万了？

朋友Ｂ：是啊，我家附近卖山东大饼的找人都开到四万五了，有点心动。

我姊姊，一个天天加班、严重过劳、勤勤恳恳的基层公务员（大厂是996，她是796）。

我：这几年台湾服务业据说一直涨薪，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卖便当了？

姊姊：你知道我们多少年轻人离职吗？三万多四万多去做服务业还可以到点上下班、有加班费、月休八日，人家干嘛做基层公务员？缺工啊，非常缺啊！你回来卖便当我没意见啊！话说，你觉得我辞职老妈会不会疯掉啊？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马英九的经济政策成为大家口中的笑话，人们有时麻木、有时吐槽经济，有时安慰自己搞搞小确幸。

十多年后34岁的我，猛然惊觉“经济”这个名词在台湾已掀不起任何波涛，没有称赞也没有谩骂，人们从小确幸进入一种精神和物质上的祥和，最多在茶叶蛋又涨价时唸上两句。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拿着三万的我，看着大我十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主管，薪资不超过四万，于是我明白文科生的天花板太低，而后奔赴北京。

十多年后34岁的我幸运地有一份工作，虽受到经济影响收入大不如前，但仍自得其乐。只是周围大陆朋友总会唸叨几句“环境太难”，台湾朋友则会在咖啡厅交流情报“某某某回去啦，拿着自己这十多年在大陆的积蓄回台湾买房，哎呀真羡慕这种能流动资产的台商啊～”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台湾商业周刊上都是台商成功的案例。十多年后34岁的我收到朋友转发来的一则台湾某大报的热门新闻：“曾在台资电子厂当高管的阿齐，因为疫情缘故公司倒闭，在朋友介绍下现在在连锁餐厅上班，工资人民币五千元⋯⋯”

34岁生日刚没过几天，跟我妈讲电话，她特地叮嘱：“据说大陆现在工作很难找，好好给老板打工，你有一份工作不容易。”

“回我们家旁边卖便当不行吗？还住家里省房租欸，可以存下不少钱！”我慵懒地回。

我妈温柔地笑了。“你脑子坏掉了吗？”

**在34岁生日到来的这阵子，我一直在想“退路”这件事。**前几年很少想着离开，但现在这个选项在未来几年内突然成为可能：第一，父母日渐年老，未来或许需要照顾，而姊姊是不好调动的公务员；二，“在大陆年过35就不好找工作”这个江湖传说。

公众号曾经有读者留言说，你跟我们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同，台湾人是有退路的，不行总可以回去。那时人傻嘴硬，真不喜欢这种留言，心想“大陆外地人没有退路吗？回老家躺着找个小卖部店员、住家里，不也是退路？”

日后才明白，我回台湾都得再三思索、割舍不下这个放弃不了那个，就经济现实而言回台北卖便当跟回十八线小城市卖便当还真不是一回事。

但我的母后，早在我2011年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果决地斩断了一些我以为的“退路”。

那时金融危机刚过去没几年，媒体疯狂抱怨台湾经济，“大学毕业生22K”的传说充斥，好的工作岗位竞争激烈，但有些同学可以开心选择去服务业、或是去澳洲采草莓，别人的母后能接受，我家的却始终不允许。

“我们这种大学时期学着写ppt忽悠品牌、口沫横飞展示自己，没啥专业技巧的文科生有啥技术啊？卖咖啡还能准点下班，薪资还比进公司还高。”

“那种可替代性太高！”

“连马英九都可以替代了还有谁不可替代啊？”

“那不一样！总之不准！”母后大怒。

于是我不甘不愿地、在大大的招聘网站上挖呀挖呀挖，好不容易挖到一份尚可的工作，但做得实在不怎样。

**为什么她不能是那种只要儿女活得开心就好的台湾小确幸父母呢？**以前老这么抱怨，现在偶尔会想，如果不是她这样威逼，我会到北京读书吗？会走上现在这条路吗？

这两年我周围在大陆的台湾朋友们，多数嘴里唸着“回去开间奶茶店”，但没有离开。人人口中都有退路，但目前仍把这个“退路”当作一个消遣、一个安慰、一个抱怨完继续努力的出气口。

更多人还在看，未来三年、未来五年，是不是会更好？

都说两岸年轻人躺平，但在我看来，跟台灣現在的一片祥和不同，在互联网上疯狂抱怨的大陆青年如同十多年前的台湾青年，想躺平、又不甘心、对“经济”一詞仍保留一絲期望。仍在观望。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真心徬徨时我妈毅然决然斩断我以为的“退路”；十多年后34岁的我，感叹生活不易想撒个娇时，她立刻把我拍醒，“在家门口卖便当可不是你的退路，给我继续振作！”

不对，我跟姊姊每次在微信通话中，总会花上五分钟吐槽以前母后多凶残、给我们带来多少童年阴影，怎么写起来像称赞她了？

不管怎样，在我34岁生日的前后，小红书很识相地推送了很多中年失业的帖子给我，周围的朋友们很友善地跟我解释经济环境的艰难，而我家母后很果决地摧毁我月领四万的便当店店员幻梦，要我没钱就滚去写稿。

所以34岁生日过后，我乖乖地在九月安排了一些工作上的采访，认命地在目前尚有兴趣、也做得尚可的工作上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