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庆谈电影《奥本海默》：历史要比电影复杂得多_风闻

“奥本海默事件表明，科学、科学家跟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科学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最近，电影《奥本海默》在国内上映，《赛先生》和科学史研究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聊了聊。

访谈 | 陈晓雪

嘉宾 | 方在庆

1920年代，物理学的天空群星闪耀，一个哥廷根，一个哥本哈根，科学家在那里的生活舒适而自在，却做出了划时代的发现，量子力学横空出世，与相对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

1926年夏，奥本海默出现在哥廷根，直接参与了量子物理学早期的工作。年轻的他遇到了热情耐心的导师马克斯·玻恩，身边还有一群为量子力学这座大厦打下最为重要地基的年轻人，如海森伯、泡利、约尔当等。奥本海默头脑活跃、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很快就掌握了量子力学的本质，并为它的完善添砖加瓦。他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的“玻恩-奥本海默近似”，极大地降低了量子力学处理的难度，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9个月之后，当他拿到博士学位，从欧洲回到美国时，已经是掌握最新知识前沿、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物理学家。

毫无疑问，在奥本海默的成长经历中，在哥廷根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富有激情而成果卓著的，他感受到了处于科学中心灵感的火花四溅的兴奋，也对于自己能够做真正的物理学研究的天资和热情而信心满满。

而十几年之后，到了核物理学时代，一个举世震惊的成果就是原子弹的爆炸。这次，奥本海默不再是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而是成为了它的参与者、领导者。

1942年10月，38岁的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秘密项目“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这一计划的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让后者相信没有比自己更好的人选。

在这样一个需要高度协调的位置，他展现出对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等多个领域非凡的理解能力，并且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听从不同人的建议，然后找出解决办法，并且能够在军方保密与学术交流之间实现平衡。最重要的是，他带领曼哈顿计划实现了它的使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曼哈顿计划之后，奥本海默成为美国的明星人物，也成为了美国科学界的代言人。

但是，当作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的他反对美苏军备竞赛、特别是公开反对美国军方研制更具破坏力的氢弹后，他被视为可疑分子，曾经与左翼和共产党员来往的历史被重新翻了出来，成为政治对手联合起来攻击他的黑料，甚至连他反对氢弹计划的意见，也遭到了指控。

1954年6月29日，在历经半年的指控、听证会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在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到期的前一天撤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虽然记录并没有显示他做了任何违背美国利益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也没有显示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但是，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的“红色恐慌”之下，一个“可疑分子”的名声，就足以在整个公众层面摧毁奥本海默的声誉。

“他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苦难，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原来知识分子对科学政策是积极进言的，但是奥本海默事件之后，使得知识分子对提出异议噤若寒蝉。因此导致在重大的科学政策决策方面，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大部分的决策都是由政治家做出来的。”科学史研究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告诉《赛先生》。

方在庆是物理学背景出身，后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尤其专注于爱因斯坦和德国科学与文化的研究。对于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事件之一“曼哈顿计划”与奥本海默案，他也关注颇多。

奥本海默案在美国科学界引发地震级反应。282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联名致信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美国一千余位科学家请愿抗议这一裁决。

之后，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奥本海默案进行了研究。最近诺兰导演的电影《奥本海默》，将奥本海默案搬上了大荧幕，该片是基于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凯·伯德（Kai Bird）与马丁·J. 舍温伯德（Martin J. Sherwin）合著的《奥本海默传》（又译作《美国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拍摄的。

“电影是对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及奥本海默事件很好的宣传。但我觉得再好的电影和事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在观看《奥本海默》电影之后，方在庆接受《赛先生》访谈，从科学史的角度聊了聊他的观影感受，以及为什么要关注奥本海默事件。

出于篇幅和清晰性的考虑，本文有编辑。

科学史研究者方在庆

奥本海默的历史地位：独特而复杂

赛先生：奥本海默作为科学主管领导了曼哈顿计划，但他生前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奥本海默的历史地位？

方在庆：关于奥本海默的历史地位，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是独特，另一个是复杂。

他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在曼哈顿计划中的领导作用，以及他对社会、对科学界，包括伦理方面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奥本海默是一流的物理学家，他在理论天文学、核物理、光谱学和量子场论等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预测中子、介子和中子星的存在，后来都被证实。奥本海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他和学生哈特兰·史奈德（Hartland Sweet Snyder）在1939年发表的《论持续不停的引力相吸》。这篇文章预测了黑洞的存在，尽管他们当时没有用“黑洞”这个词。

奥本海默思维敏捷，常有奇思妙想存在。他的缺点在于没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他在数学计算方面并不细心。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坐不了冷板凳”（kein Sitzfleisch）。他从来没有写过长论文。正如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所说的，“他的工作成果是由一个个短小精湛的聪明点子所组成的。不过他能够激励别人，影响深远。”他有过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奖，但都没有获得。这里面的因素比较复杂。作为科学家，我觉得他即使没有得诺贝尔奖，也算是一流的科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把现有的科学知识转变成现实世界里面的原子弹，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他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堪称一流。在曼哈顿计划期间，他是领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主管，协调物理、化学、冶金、爆破等等各方面的人才，他在如何促进顶尖科学家之间、顶尖科学家和顶尖工程师之间的合作，是下足了功夫的，特别难得。

他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和平问题的思考，思考使用原子武器造成的道德困境。他呼吁要对核武器进行控制，和平利用原子能，让政界和公众意识到核武器可能造成整个人类毁灭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研制氢弹，实际上这违背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的意见。但这个人好像就没有察觉到当时整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他还在坚持自己的主张，这需要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相当天真。

最后，他在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所遭受的苦难，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原来知识分子对科学政策是积极进言的，但是奥本海默事件之后，使得知识分子对提出异议噤若寒蝉。因此导致在重大的科学政策决策方面，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大部分的决策都是由政治家做出来的。

面对险恶的处境，奥本海默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说奥本海默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复杂，也非常独特。

赛先生：为什么是奥本海默被称为原子弹之父，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负责整个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实际上奥本海默还是格罗夫斯选的。

方在庆：我觉得这更多是从科学方面考虑的，因为制造原子弹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工程的问题，科学家、技术人才、工程人员才是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核心。而格罗夫斯主要是代表军方的一个行政管理者，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行政长官，负责项目的后勤和管理协调。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奥本海默担任原子弹计划的科学主管？虽然他没有拿诺贝尔奖，但在当时的美国，他已经是非常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从欧洲学习回来以后，基本上是掌握了最新的物理前沿，尤其是把量子力学介绍到了美国。所以他在理论修养方面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他是一个全面性的人才，原子弹涉及的所有技术和理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他都能够清楚了解，并找到症结所在。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对于原子弹在科学上没有贡献，你仔细看的话，《奥本海默传》这本书里谈的东西确实也不多，但还有别的一些书里面谈到，其实奥本海默在原子弹最后成功爆炸这个问题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整个原子弹工程是从如何浓缩铀-235开始的。铀-235在整个天然铀的同位素里面，只占0.7%，其他都是铀-238，把这0.7%提炼出来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最容易想到的离心分离法并未取得成效，后来采取了电磁分离法、气体扩散法和热扩散法，这些方法都取得了有效进展，在曼哈顿计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但极为费时费力。另外，如何能够成功地引爆原子弹，有几种不同的方案，枪式法，内爆法，这里面的问题丛丛，经历过许多曲折反复，最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奥本海默实际上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参加原子弹工程的物理学家很多，很多还都是顶尖的科学家，奥本海默能够与他们之间非常有效的沟通，让这些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科学家最看重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名誉的问题，优先权的问题。这个思想是谁先得出来的，谁最终得到了认可，这是最重要的。在一帮顶尖级的科学家当中，每个人都是这种想法，而最后让所有这些人服气，说明奥本海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导者、激励者和沟通者。

赛先生：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方在庆：格罗夫斯是一个执行命令非常好、让目标达成的人。五角大楼就是他带领人建起来的。他建五角大楼成名了以后，就想急流勇退了，去海外发展。但是一纸命令下来，让他负责曼哈顿计划，那就没办法了。曼哈顿计划之后，他就隐退了，后来转入到商业领域，做得也很成功。

格罗夫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体重可以说是奥本海默的两倍，性格粗鲁、雷厉风行，他与奥本海默敏感、细腻的性格完全不同，教养和文化也完全不同。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一种很强烈的化学反应。尽管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就是各自的雄心壮志，也可以说是“野心”（ambition）：他们都迫切地想要做同一件事，并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手段。格罗夫斯真正决定用奥本海默，实际上是他们在1942年10月坐火车过程中的一路交谈，他发现奥本海默不光懂他自己的领域，其他的方面也很懂，“除了体育以外，他什么都懂。”

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很信任。他对奥本海默年轻时参加共产党的外围活动很清楚，但还是力排众议推举了奥本海默。在奥本海默参加曼哈顿计划之后，有一个朋友希利瓦埃，向奥本海默转达有人想打听伯克利实验室的信息的事情。奥本海默自己拒绝了，但直到8个月之后才向安全官员提及这次谈话，而且在提及时还撒了一些谎。格罗夫斯知道后，直骂他太天真，但理解他之所以这么做，就像美国许多年轻人一样，做过一些蠢事，但不愿意出卖朋友的做法，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但为了防止此事件继续发酵，将负责此事的安全官员调往欧洲。他们都没有料到，与安全官员的谈话，被秘密录音了，后来被用作“证据”。这是后话，先不提。

基于这种信任，他们之间组成了一种看似最不可能，实却最佳的合作方式。格罗夫斯能够通过奥本海默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奥本海默也能通过格罗夫斯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化学反应很有意思。格罗夫斯后来也写了一本书：《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把他在曼哈顿计划当中的整个活动都记录下来了。

赛先生：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做基础研究了？

方在庆：其实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中就没做什么基础研究了，他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在曼哈顿计划之前做的。往前推的话，就是他二十啷当岁，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为什么量子物理学叫作“男孩子们的物理学”，因为做出主要贡献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包括海森伯、泡利、狄拉克等人在内。

奥本海默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是1943年，39岁，已经过了创造力的高峰时期了。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之后，他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院长，在此期间，他也曾萌发过再从事科学研究的想法。他的手下一个叫弗里曼·戴森的物理学家告诉他，已经不可能了，你就别做梦了，不要做了，你已经没有创造力了。他自己后来听从了戴森的话，就放弃了，因为确实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他在曼哈顿计划之后，主要是作为科学界的代言人跟政府打交道，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比方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的巨大社会威望，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最初对他还是相当礼遇的，但由于他坚持反对研制氢弹，让军方和美国政府非常难堪，就开始想办法让他禁声了。但是一般人没有看出这些变化，只有极少部分政府内部人知道。奥本海默也过分相信自己，不知道这种变化。他也很享受为政府提供建议。这里面多少有点权力的味道，他已经尝到了，虽然不是像真正的政府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袋鼠法庭”为何得以发生？

赛先生：1954年6月29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认定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分子，撤销了他作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的安全许可。但在此之前，他是如何深陷危险之中，开始被调查的？

方在庆：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对奥本海默的调查一开始就有。在他没还担任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之前，就已经在调查他了，而且整个曼哈顿计划过程中，他的所有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包括他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之后，他在普林斯顿的所有活动都是被监控的，他丢的垃圾也是被检查的。

所以调查一直在做，但是调查变得紧张起来，我觉得他对氢弹的公开反对可能是一个导火索，因为这件事情让政府高层和军方特别恼火。他的过去本身就已经有很多档案在那儿了，这些档案格罗夫斯在找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时都看过，看完了觉得没有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猖獗之后，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慌气氛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只要你跟左派有联系，如果你是共产党员，马上就没有工作了。奥本海默的好多学生是共产党员，之后就没有工作了。他的弟弟也是共产党员，也被大学解雇了。

W. L. 博登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是氢弹研究的支持者，曾经在国会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任职。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想要整垮奥本海默，所以抓住了博登寄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检举信，给他开放原子能委员会关于奥本海默的档案。博登在档案里面发现了奥本海默自己在不同时期的证词之间的前后矛盾，这就给他的麻烦埋下了种子。后来博登就写信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举报奥本海默，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决定完全禁止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

赛先生：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当时清楚奥本海默很可能是恶意诽谤的受害者，但还是作出了这个决定。

方在庆：是的，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下了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开始调查奥本海默，中止了他的安全许可，开内部听证会。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

赛先生：安全许可这么重要吗？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奥本海默可以不参加吗？爱因斯坦还劝过他没必要参加。

方在庆：原来奥本海默是有接触到机密文件的Q级安全许可的，这是一种象征，一种荣誉的象征，说明深受政府的信任。而且政府原来真的是会把跟原子能有关的事务交给科学家们来做，奥本海默等科学家是起了作用的。但后来，科学家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美国目前有9200人拥有Q级的安全许可。

是不是要参加听证会，支持和反对的看法都有，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看。

就奥本海默自己，这里面涉及到个人的荣誉，还有道德感等其他因素。

根据奥本海默的设想，他参加听证会的话，当然是可以自证清白的，假设听证会是公开透明的话，对吧？通过听证会，他就可以表明他们的指控是错误的，能为自己辩护。这当然好了，对不对？

奥本海默是爱国的，所以不存在任何对美国忠诚不忠诚的问题。实际上对美国忠诚的问题，听证会最后还是肯定他的。

而且，他也有责任感，他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尤其他是整个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性。

再有一个，我觉得他有点过于天真了，他认为仅凭他的巨大社会影响，就能够对抗当时整个的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他对当时因冷战导致的红色恐慌，完全认识不足。按照他的认知，这是一个真正的法庭，肯定是能自证清白。

赛先生：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他错了。

方在庆：回过头来看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整个程序不公正。整个调查是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就是要搞黑搞臭他，让他最后名誉受损。我们中国人讲这就是冤假错案，美国人用的一个词叫kangaroo court，就是“袋鼠法庭”，一个先入为主、把你引诱进去的审判。

电影在听证会上花了很多心思，也是最有看头的，包括检察官怎么诱导他，怎么能够让他来自己证明自己是个傻瓜，实际上更加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牺牲品、殉道者的角色。

最后奥本海默自己说了句，我是个傻瓜，这就是他们要达到这个效果，通过自己的语言来羞辱自己。

如果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了解这种程序的不公正，听证会背后的动机的话，当然就不应该参加。可是谁能知道这个呢？

赛先生：所以和对手相比，他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天真的。

方在庆：他比较天真，但是我个人觉得奥本海默整个形象之所以丰满，最后被历史记住，还要“感谢”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真正让他青史留名了。应该说，奥本海默的一生，如果只有曼哈顿计划的话，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它的悲剧色彩就在这儿。他出席听证会，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么大的暴风雨之下，这种恶劣的气氛下，他能够挺身而出，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精神。

赛先生：奥本海默本来是科学界的代言人，当他接受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调查，参加内部听证会，科学家群体的反应是什么？

方在庆：科学家群体里面可以说是分裂的。绝大部分觉得他是很冤的，许多人站出来支持他。电影里面也讲了，比方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当他听说到斯特劳斯要对奥本海默下手后，亲自跑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如果斯特劳斯继续追究此事，“必定会自取其辱”。但斯特劳斯一意孤行，坚持开听证会。布什为此专门到场作证，说他也反对过氢弹，要查反氢弹的人先查他。奥本海默的朋友，核磁共振的发明者 I. 拉比也到场表达对奥本海默的支持。

但是也有一些人，比方说泰勒，就很糟糕，他的证词正是斯特劳斯等人所需要的，对奥本海默非常不利。当然，他也因此后来被科学界孤立。他一开始对奥本海默是很推崇的，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泰勒觉得原子弹威力太小了，一开始就应该搞氢弹，被大家嘲笑。实际上氢弹要爆炸的话，首先必须利用核裂变装置爆炸能量引发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才有可能瞬时释放巨大能量。也就是说，先要把原子弹爆炸（裂变）的机理搞清楚，才能做出氢弹。但是奥本海默当时还是容忍了他，让他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还有劳伦斯。劳伦斯本来也要去听证会上去作证，当然是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虽然他们俩是同事。但是劳伦斯后来临阵脱逃了，说因为结肠炎犯了，但是这个是在拉比的劝说后才发生的，不然的话他就去了。

后来有人专门把奥本海默、劳伦斯、泰勒三个人做了一个比较，写了本书，认为在整个原子弹研制的过程，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在里面相互斗争，相互角力，缺一不可，大家其实都对整个过程做出了贡献。

现在如果把奥本海默作为一个单独的英雄，一个特别正面的，除了他其他人都不行的一种形象，我觉得跟历史也是不符的。实际上，那些反对你的人，其实是真正成就了你，只有这些反对的人还在，你就要改进它，完善它，如果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反对你，没有人跟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就看不到其他的方面了。中国俗语讲，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时时刻刻在这里，这是你逃不脱的人生的使命。

科学界支持奥本海默的人是绝大多数。奥本海默对科学的贡献，在曼哈顿计划中的领导作用，对国家的献身精神，忠诚度都是无可置疑的，没有任何可以说的。这样的民族英雄还要受迫害，天理不容啊。相信这是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奥本海默本身就很瘦，从没有超过53公斤，在曼哈顿计划不到三年的期间，他瘦了十几斤，光从这一点上，他是无可厚非的。大部分有良知的科学家都认可奥本海默的贡献，他对美国的热爱。

所以对于奥本海默遭到的迫害，当然要提出抗议、公开声援了，对不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当然也包括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斯特劳斯背后的政治动机进行批判。

赛先生：奥本海默案本身是一个悲剧，但是听证会的记录最后解密，后人能够从历史学家的研究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能够通过电影或者书看到这个故事，也是很让人感慨。

方在庆：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教材。奥本海默事件表明，科学、科学家跟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科学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从源头上讲，科学就是追求真理，应该讲真话，在整个与科学相关的决策过程当中，应该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但是奥本海默事件，其实给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启示，之后大部分科学家都不敢讲真话了。总有一些人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对科学进行干扰，让科学家不敢讲真话。在这个案子中，美国的政治挂帅可以说到了极致，到了走极端的情况，结果就是噤若寒蝉。

今天这样的悲剧还在不断重演，比如中国科学家被指控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其中一些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所以奥本海默的事件能够有这么详细的记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讲李文和事件，其实许多调查都是先定了罪名，最后又撤销，但是为了国家的面子，其中某一条是不撤销的，只要你认罪，就跟你和解，甚至也可以给赔偿。事后看来，完完全全是场闹剧，但对于当事人，却造成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

赛先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方在庆：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兴起了一股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认为共产党人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利用他们的身份，协助共产主义统治世界。

威斯康星州的右翼共和党参议员乔·麦卡锡发起了一系列调查，指控共产主义渗透了国务院、白宫、财政部，甚至美国陆军内部。

具体到奥本海默，他已经其实被调查过多年，但并没有支持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但因为他反对氢弹研制，他处于风口浪尖，而且曼哈顿计划之后他已经树敌不少，比如在出口同位素问题上当面受辱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后来斯特劳斯就假借听证会，打击奥本海默。

电影里也显示了这一点。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这件事情上为所欲为，但是他最后也成了牺牲品。他做商务部长的提名未获通过。白手起家的他，从卖鞋开始，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最后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也许他真的适合做商务部长。但是，他的提名受阻，而在此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总统提名大部分就是走个过场。在几个反对他的人当中，还有约翰·F.肯尼迪，当时还是个议员，来自波士顿，就是后来的肯尼迪总统，他反对斯特劳斯，就是因为奥本海默听证会这件事。肯尼迪总统也是最早提议给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的，但是他后来遇刺了，就由约翰逊总统给他授奖的。

赛先生：奥本海默听证会的审判，后来是怎么平反的？

方在庆：听证会的记录解密之后，很多历史学家都研究了这段历史，包括舍温和伯德在内的许多人，都希望推动美国政府撤销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但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一些成员的后代，不愿意让自己的父辈的恶劣形象昭之于世，想法设法阻碍平反。去年12月的时候，拜登政府的能源部长正式宣布撤销了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的决议。

如何看待电影和历史？

赛先生：看完《奥本海默》这部电影，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方在庆：电影总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电影是对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这一事件很好的宣传。但我觉得再好的电影和事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因为电影要从很多材料里面提炼出让大部分人看得比较分明的线索，这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另外，电影里面涉及的人物实在是比较多，如果不看这本书（《奥本海默传》）的话，或对整个曼哈顿计划，还有奥本海默生平不了解的话，看电影会有些挑战。因为电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对话，而且大量人物也没任何介绍，比方说万尼瓦尔·布什，一般的观众可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我也是之前有过一些研究，知道一些科学家的大概长相和作用，能辨认出来三十来人。

至于《奥本海默传》这本书，我觉得看一遍是不够的，你得研究，搞透了才可以，不然的话真是像看《红楼梦》一样，那么多人物，谁跟谁什么关系都搞不清楚。

说到电影，按道理讲，爱因斯坦在整个曼哈顿计划中的作用并不大，但电影的开头与结尾是以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在湖边的一个谈话来呼应的，这本来是虚构的，但是如果离开了爱因斯坦的话，这个故事也就不完整了。

赛先生：为什么这么说？

方在庆：我们一般认为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很多人也把爱因斯坦称为是“原子弹之父”。之所以这么提，是因为整个原子弹爆炸从理论基础上讲，就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等于mc的平方，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的话，就是说一个很小的质量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人们事后领悟到的。实际上从在实验室里发现核裂变，到最终造出原子弹，这里面要经过太多的过程，涉及到数不清的技术、工程难题，没有雄厚的资金，各类杰出人才的合作，是很难实现的，困难太多了，大部分人是不可能提前就预知到的。

曼哈顿计划结束以后，奥本海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院长。电影镜头中爱因斯坦正在和哥德尔散步，奥本海默要去找爱因斯坦，然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负责人刘易斯·斯特劳斯在旁边看见了，本来斯特劳斯想好心介绍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认识，结果奥本海默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后来爱因斯坦没有和斯特劳斯打招呼就走了，斯特劳斯就认为可能是奥本海默跟爱因斯坦讲了他的坏话。这就预示了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未来的冲突。

另外，奥本海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了安全许可以后，准备参加听证会，与爱因斯坦有一个对话。爱因斯坦认为，奥本海默“没有义务让自己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他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给予的回报，那他就应该转身离她而去”。但是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祖国的认可，而爱因斯并没有对祖国的认同。

赛先生：这种不同是如何产生的呢？

方在庆：我觉得爱国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跟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比方说，海森伯为什么在纳粹上台后还留在德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但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很多事情就容易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海森伯把他与德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从低层上升为社会中坚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个缩小版的德国发展史。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是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名望和实力不断上升，成为一个欧洲的强国，他的家庭基本上也是同步发展的一种状态。海森伯的爷爷是个锁匠，他爸爸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大学，到中学教书，最后当大学教授，是自我奋斗的一个典型。所以他对德国和德国文化有一种认可在里面。但是爱因斯坦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个概念。

海森伯留在德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纳粹迟早要垮台，垮台以后还是需要人来建设德国，物理学还要恢复，没有人是不行的。

所以这里有好多认知是存在差异的，很难用同一标准要求所有的人，真实情况非常复杂。

赛先生：所以具体到个人，并没有什么轻飘飘的必然选择。

方在庆：我觉得很难。选择爱国也没什么不好，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跟为人正直，跟坚持国际合作，我觉得并不冲突。

像普朗克，他爱德国，但他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能在牺牲别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爱国，应该尊重别的国家，尽管他当时糊里糊涂地在臭名昭著的“93人宣言”上签了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科学界被整个国际科学界排挤在外，不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了，大家不跟德国科学家打交道了。那么多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都在“93人宣言”上签字，支持德国政府对比利时的入侵行为，这跟野蛮人没什么两样，所以大家就不跟你们玩了。

爱因斯坦没有这些包袱，所以他作为德国科学界的代表，帮助德国科学团体后来慢慢恢复了跟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科学团体之间的联系。但还是有德国科学家对曾经被排挤耿耿于怀，像慕尼黑大学的索末菲。普朗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要把以他自己名字设立的普朗克奖章，颁给德国当时的敌对国法国的科学家德布罗意，这需要非常高的道德勇气。普朗克还主张国际合作，认为科学界是以工作贡献大小来承认的，而不是以科学家的出身、种族、语言和国别来区分的。

所以，爱国和诚信、正直是不冲突的。考虑国家利益没问题，但是不要损害他国的利益，爱国和诚信、相互合作，是可以共同存在的，爱国不是排他的。

电影中奥本海默不是还用了一个词，说他妈的，我偏偏爱这个国家。

赛先生：最后，可以推荐一些与奥本海默或曼哈顿计划相关的书吗？

方在庆：当然。除了伯德和舍温合著的《奥本海默传》外，最值得推荐的是雷·蒙克（Ray Monk）在2014年出版的《深入核心：奥本海默传》（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 ）。这本书很快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蒙克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分析哲学中心的教授，在写完《维特根斯坦传》和《罗素传》后，花了11年的时间，挖掘奥本海默的过去，解开了他的动机和复杂个性之谜。这本《奥本海默传》也被誉为“迄今为止对奥本海默物理学最全面的研究”，可以与伯德和舍温的书相互补充、对照来看。

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的《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仍然是了解曼哈顿计划和奥本海默的必读书。这本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曼哈顿计划以及原子弹的诞生。另外，他还以氢弹为主题，著有《黑暗的太阳：氢弹的制造》（Dark Sun: The Making of Hydrogen Bomb），深入探讨了核武器的发展历史。

物理学家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的遗作《奥本海默的一生》（J. 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对奥本海默的科学贡献有介绍。派斯写过爱因斯坦传、玻尔传，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对奥本海默很了解。

科学史家大卫·卡西迪（David Cassidy）专门研究美国物理学史，写了一本《奥本海默与美国世纪》（J. Robert Oppenheim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里面专门谈到了奥本海默在科学上的成就。

如果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般历史有所了解，建议读丘吉尔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这套丛书以第一手资料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导致使用原子弹的事件。

格雷格·赫肯（Gregg Herken）的《原子弹兄弟会：罗伯特·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泰勒纠缠不清的生活与忠诚》（Brotherhood of the Bomb: The Tangled Lives and Loyalties of Robert Oppenheimer, Ernest Lawrence, and Edward Teller）首次全面讲述了开创核时代的人们的精彩故事，探讨了原子武器研制过程中关键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冲突。赫肯通过十年研究、访谈以及最新发布的《信息自由法案》和俄罗斯档案文件，讲述了这一幕后故事。

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著的《现在可以说了：曼哈顿计划的故事》，早就有中文译本，对于曼哈顿计划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另外，对于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之间的关系，也有多本专著。比如，詹姆斯·库奈特卡（James Kunetka）所著的《将军与天才：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制造原子弹的神奇搭档》（The General and the Genius: Groves and Oppenheimer - the Unlikely Partnership that Built the Atom Bomb ），揭示了两个非凡的人是如何完成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壮举的。

还有一本书从技术角度介绍了曼哈顿计划期间面临的科学和工程挑战。是由莉莲·霍德森（Lillian Hoddeson）、保罗·W.亨里克森（Paul W. Henriksen）、罗杰·A.米德（Roger A. Meade）和凯瑟伦·L.韦斯特弗尔（Catherine L. Westfall）合著的《关键装配》（Critical Assembly: A Technical History of Los Alamos During the Oppenheimer Years, 1943-1945）。这本书介绍了促成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技术研究。作者探讨了二战期间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军事人员的“关键组合”如何相互协作，融合各自的传统，创造出一种新的大规模研究方法。这项研究的特点包括：强烈的任务导向、多学科团队合作、利用工程技术扩展科学家的传统方法，以及针对战时期限的试错方法。对原子弹发展感兴趣的读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许多以前未曾披露的细节，而对更一般的科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则会发现这本书是了解当代科学技术基础的重要资料。

上述资料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与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的作用以及更广泛的历史背景相关的主题。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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