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看到中国故事走出去的一种可能_风闻

截至今日，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205亿元，比此前历史最佳的2019年有了超15%的涨幅。不只票房数字喜人，从内容质量上而言也是佳作频出，让中国电影产业迈进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内市场越是火热，如何走向全球化的议题就越发必要。在今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来自各大影视公司的董事长、专家学者，以及多位优秀的电影主创汇聚一堂，开展了以“开启优质中国内容全球化模式”为主题的影视产业研讨会。

长春是新中国的电影的摇篮，数十年来为国内电影行业输送作品与人才无数。而在今年的长春电影节，中国电影又再度站在了迈向全球的讨论起点上。新的能适应全球化要求的电影作品，或许就从此刻开始埋下种子。

打好基础之后，走出去

暑期档能取得如此佳绩，大大加快了电影市场复苏的速度，给了行业内外一个大大的惊喜。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看来，这是长期酝酿之后厚积薄发的结果，“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这10年，我觉得整个文艺作品每年都在不断的提升，内容不断的丰富。这背后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增强。”

产业基础的一点点打磨，自然是票房数字不断刷新的重要地基。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冬提到，过去20年，中国电影产业在生产能力和放映能力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年产故事片不到100，现在跃升到世界第二大的电影生产大国，几千部的产量。从2001年成立院线，1800张荧幕，到现在有8万张，1.1万家影院，已经超越北美成为第一大的放映市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成绩是众多影视公司共同努力缔造的。在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公司代表介绍了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果。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提到，过去三年里，上影投了35部电影，“这三年中国电影的资本还是紧缺的，从国有企业来讲有一定的担当。”

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庄严介绍道，去年和今年长影都实现了“双片双剧”，比如去年电影有《狙击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电视剧有《人世间》《冰雪之名》。目前，长影已经在谋划上市，“在资本市场拿钱，通过作品和产业整体布局，与业内重量级的企业合作，我想长影很快会达成。”

保利则在院线和科技方向上有更多的探索成果。保利文化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保利影业董事长李卫强透露，“在院线这块，我们有两百五六十家影院，也是8万块屏幕里面的一份子，保持了中游的水平。在科技方面，我们也探索了虚拟、仿真的平台，以及可视化的影片，还有虚拟制片等等。我们有自己的数字资产空间平台，进行资产的交易、服务、存储。”

在这样的坚实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发展，成为了这一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这些年海外市场有了一定的成绩，据于冬介绍，“尤其是春节档的片子，很多国家都能够做到同步放映，这个规模慢慢开始起步了。”

但目前阶段取得的成果尚为有限，距离电影强国的目标还有不短的路程。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一川提出了一个标准，影片应同时关注国内票房和国际票房，“如果国外的票房能够占总票房的一半左右，那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电影强国，就应该是妥妥的。”

从历史发展路径来看，武侠片、动作片曾经是全球观众接触中华文化最简单直接的一个窗口。而到了如今，更当下的题材是科幻。傅若清提到，“科幻对于全人类来讲都是未来的东西，更有共同话题性，而不是当下的中国、美国、英国本土局部的。”

除了《流浪地球》系列这样的科幻大作之外，中影还在筹拍舞剧改编的影片《只此青绿》，希望通过舞蹈这种非语言化的传递，来让更多海外的观众了解中国文化。

而技术的迭代升级，也给了国内电影产业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傅若清就提到，国内正在进行高格式电影技术的迭代，这有助于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产业里面更有话语权。李卫强则进一步补充，“像AIGC、云计算、区块链等等，用好这些数字技术来辅助电影生成，其实我们跟好莱坞和世界电影应该是同一个起跑线。”

要促进这些要素的不断推进，除了依靠头部影企的自觉之外，更需要良好的政策条件来引领。王健儿谈到了一个实在的逻辑，“国内市场确实比较大，对于企业来说，电影投资只在国内市场也能收回来，所以大部分企业主要目标市场还是在国内。那么怎么推动企业敢于主动去做走向海外的事情，可能还要政府补贴等措施，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阶段和过程。”

当然，最本质的还是从创作层面，在已经得到国内观众认可的基础上，还需找到令全球观众共同认可的方向。

在庄严看来，“我们的导演编剧要走出去，跟国外的导演编剧在一起融合交流。研究本子哪些适合在国内，哪些适合外国人的观看习惯。”

但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于冬谈到，在国内已经有雄厚的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应该让全球人才到中国来拍电影，“好莱坞其实不能完全和美国电影划等号，好莱坞是全球人才的集中地。今天中国电影已经具备了全球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我们应该吸引全球人才来拍中国电影、中国故事。”

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紫禁城拍出了留名影史的《末代皇帝》。在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厚重的作品作为走向全球化的抓手。

类型是与观众沟通的工具

谈及创作的本源，作为导演和编剧的创作者们，自然有更深的体会。在研讨会的下半场，不少参与了暑期档热门影片制作的主创结合自身经历谈到了对于创作的感受。

要想引发观众的共鸣，类型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不同类型之间的规则要融会贯通，才能生产出全球观众没有理解门槛的影片。

常作为历史、战争类型影片编剧的葛瑞，提到了这一类影片在创作过程中的难点与心得，“个人感觉比较难的是如何在这之中提炼出更加符合创作规律的脉络，因为很多真实原型没有很强烈的戏剧冲突。所以我个人的一点心得是要掌握大量资料，收集与之相关的所有信息，然后不放过任何一点点能够进行艺术创作的小细节。”

导演路阳则进行了很多特效影片的拍摄，在他看来，特效只是实现创作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并非目的本身，“不会为了视效去拍摄某一个场景，或者为了视效拍摄某一个电影，我们先选择了这个故事和里面的人物，再判断用什么方法去呈现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利用常规或者传统的拍摄手法难以实现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特效。”

在这个暑期档，路阳的新身份是《我经过风暴》的监制，在研讨会现场，他也谈到了支持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初心，“现实主义电影有它非常独特以及强烈的魅力，它跟我们的关联更近，能够带给我们更切实的体验。我作为观众或者创作者也好，认为它具有当下的意义，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新作《穿过月亮的旅行》即将上映的导演李蔚然，则谈到了爱情片创作的感受，“我10年前拍《我想和你好好的》，感受到的是爱情的真相，10年后再拍《穿过月亮的旅行》，我突然觉得爱情是有力量的。我觉得一个表达者没法表达生命里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这也与王宝强拍摄《八角笼中》的动机不谋而合。“我觉得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有观众喜欢看的，大众会探讨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当中找到一种自己最真实想表达的。”《八角笼中》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纯体育片，更多是生活剧情片，而这是国内很少有的电影表达。

对于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洲来说，《长安三万里》最大的价值在于，验证了历史对于动画电影而言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大家看到历史题材，很多同行的朋友不敢去做。”

而《长安三万里》取得如今的成绩，无疑为动画电影开拓类型方向与市场边界做出了可靠示范。“动画其实不是一种类型，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确实有观众不管任何动画都不愿意看，然而这次《长安三万里》打破了。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舅舅92岁去电影院看了《长安三万里》，还写了一首诗，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突破。”于洲表示。

类型已然百花齐放，但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类型片创作能力和观念还有待提升，类型片人才队伍的建设还亟需补充。

葛瑞就提到了参加不少行业活动之后的一则观察，“我发现大部分年轻的创作者更多从个人表达、私人化的创作出发。之前我觉得上学的时候，大家有点排斥好莱坞和商业模式的创作，现在开始才越来越重视。”

在李蔚然看来，类型片是跟观众达成一个认知共识的工具。但矛盾之处在于，这个模式一旦建立了就会重复，重复就会让大家感到厌倦，观影都是需要新鲜的持续，“所以，我们现在谈类型创新要给到熟悉的陌生感。”

“熟悉的陌生感”，也是王宝强能以《八角笼中》获得成功的关键之匙。“不能说让观众带着你去走，你自己得研究这几年什么样的电影观众看着都特别带劲。”在王宝强看来，不论是什么类型，最重要的是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嗨起来，让他情绪释放，无论是哭还是笑，“有时候抓住一个重点，让观众从头到尾意犹未尽的看着像坐过山车一样。”

到底是电影在引导观众，还是观众在影响这个电影，在万达文旅集团副总裁兼万达电影执行总裁陈洪涛看来，这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关系，“暑期档的电影，观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消费者人群是分类、分层，不同的年龄层，分群，不同的区域、不同行业大家看电影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需求变成多种多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洪涛认为，“内容和电影消费者的需求需要适配起来，适配的越好电影就成功，适配不好这个电影上映有可能就‘一日游’了。”

这揭示了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对创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要真正走向全球市场，需要更多能满足要求的人才与作品不断涌现，坚持“内容为王”的思路，用能链接当代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