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16章：东北大学与“一二·九”学生运动_风闻

如果1935年没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那么1936年12月9日那天，西安的学生就不会冒着大雪徒步去临潼找蒋介石请愿，张学良也就不会开车在浐河边截住他们泪流满面地承诺3天后给大家一个交待，或许3天后的历史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是1936年纪念“一二九”运动的运动，东北大学都是绝对的主力，所以今天我们从东北大学开始说起。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千千万万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东北大学的命运。在事变之前，说东北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或许有人不服，但东北大学却是当时全国教授们最向往的大学，原因是待遇好而且学风自由。事变爆发前，东大有300名教授，90%来自全球名牌大学，比如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康奈尔、哥伦比亚、早稻田等等，其中博士20多名，硕士60多名，在全国高校都极为罕见。

那个时候兵荒马乱，从南京到北京的各大高校都不好过，教授们被拖欠工资是常有的事，但是因为东北保持了相对的安定，从不拖欠教职工的薪水。那时候东大一年的办学经费是160万银元，常年居全国第一，同时期北大的经费只有90万银元。那时候东大教授的平均月工资是360元，北大和清华是300元，南开是240元。一时之间知名学者专家纷纷出关去东大任教，比如章士钊、罗文干、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根据1930年秋天的统计，东北大学在校学生超过3000人，比北大还多了1000人。那时候的东北大学生机勃勃、良师荟萃，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是东北人民的希望与骄傲。

(现在的东北大学校门）

除了师资力量雄厚，东北大学还从国外购买了各类原版图书6万多册，长期订阅国内外期刊杂志600多种；物理系的仪器设备有3300多件，工学院仪器设备1万多件，多数都从国外进口，另外还有上千件动植物标本。除此之外，东大还有占地380亩的校办工厂，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实习，还能创造经济收益，比如维修火车头和其他车辆。

“九一八”事变如同晴天的山洪一样突然出现，冲进东北大学的校园，师生们四散逃命。事变后仅仅一个礼拜，昔日的热闹校园已经一片沉寂，教授们通过各种方式逃去了北京，学生们也纷纷离开学校，本地学生早早回了家，外省学生结伴出行，有些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被高粱地里跳出来的土匪打劫和骚扰。时候统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追随教授们逃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各省的会馆里暂住，晚上他们躺在楼道、地板、台阶上枕着胳膊睡觉，白天在院里支着大铁锅熬粥吃咸菜，抢不到粥的学生就在北京城里四处闲逛找人蹭饭。

后来日本军队开进东北大学，教室、宿舍、办公楼全部被征用，校办工厂整个被日本人接管生产军用物资，所有珍贵的图书、仪器、标本全部抢掠和烧毁，国内最辉煌的东北大学就此名存实亡。假如东北大学没有那次劫难顺顺当当发展到今天，高考不在650分以上报考东北大学基本没戏。

张学良既是东北的大家长也是东大的校长，他在顺成王府接见了逃到北京的全体教授，每人送了200大洋应急。教授们希望少帅帮忙恢复教学，张学良红着眼四处走动筹措资金，后来北京政务委员会答应每个月拨款1.2万大洋，南京财政部在烟酒税里每个月挤出6000大洋，南京国民政府每个月补助2.5万大洋，北京铁路局每个月补助2000大洋。有了这点钱后，东北大学和已经破产的冯庸大学以及东北交通大学合并到一起，以“东北大学”的名义复课。那时候学校办公在一个地方，男生们借宿在一个地方，女生们借宿在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教授站在宿舍里讲课，学生们坐在床铺上听课做笔记。

（老北京城地图显示东北大学不同校址）

曾经吃得好住得好，如今寄人篱下饥一顿饱一顿；曾经跟着才华横溢的教授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如今大家愁眉苦脸站着上课。巨大的落差在东大学生心里滋生了仇恨和反抗意识，一提到国耻家仇，男生们沉默女生们流泪。进而有些男生自发组织“义勇军”在郊区进行军事训练，甚至有人偷偷往返于东北和北京，做一些抗日情报工作。1935年的秋天，黄河泛滥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流落到北京城内，感同身受的东大学生奔走相告，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水灾赈济会”来筹款救济灾民。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写给天皇的《田中奏折》里提到，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得先征服满洲。时间到了1933年，东北四省已经落袋为安，日本人又打起了华北的主意。当年4月份日军攻破长城，前锋部队一度逼近通县，眼瞅着战火烧到了北京城外，国民政府的灭火办法是谈判签合同。1933年5月31号，国民政府和日本签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撤离冀东，日本军队退回长城一线，这样日军成功实现了其第一步计划：在东北和华北之间设立缓冲区，巩固东北的地盘，踏踏实实地为入侵华北积攒物资。

《塘沽协定》确实让国民政府过了两年安稳日子，两年后的1935年，日本人撕毁《塘沽协定》又向华北地区派兵挑衅。这怎么弄呢？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奉命和日本人谈判签了协议，几乎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国民政府的正式机关和军队按协议规定全部撤出察哈尔省，同时允许日本人在当地自由通行，这个协议叫做《秦土协定》，是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的因此得名。南京政府期待着这份协议能让时局再安稳两年，但是日本人表示连两个礼拜都等不了。

几天后日本人向南京政府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并把中央军撤出河北。于学忠带领的第51军多达14万人，是东北军实力最强的一支，几年来张学良排除一切压力把51军部署在河北，就是因为这里靠近东北，想着以后反攻方便。面对日本提出的新要求，南京政府授权北京军委会主任何应钦跟日本人谈，何应钦和日本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在7月初签了《何梅协定》，又几乎答应了日本的一切要求，于学忠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于是51军浩浩荡荡开赴甘肃兰州。

也难怪当时的知识分子愤怒，任何人看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一再妥协也会愤怒，为什么不强势一点对日本出手呢？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军事实力不如日本，这打仗可不是打架，打架可以凭一时愤怒立即出手，打仗需要提前攒钱，囤积物资，购买武器弹药，考虑市民的疏散救济，考虑伤员救治，凝聚人心尤其是做好各地军阀的思想工作，还要防止有人趁着战争搞破坏。其次是政策的依赖，自从清朝发明了“以夷制夷”，这个方法就被一再使用，国民政府幻想利用英美对付日本，依赖心太重自己却迟迟下不了决心。第三是国民党非常担心自己的军队折在日本人身上，红军趁机坐大把自己赶走，所以至少要先得把红军解除武装。

事实证明，连续的妥协并不能换来安稳，当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新的需求立马会冒出来，因为一旦对方发现眼前这个人好欺负，就会变本加厉地欺负，好人太软弱坏人就会更坏。日本人的新需求是彻底占领华北，扩大“满洲”的版图，而实现此需求的第一步则是推动华北自治。日方派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着钞票和委任状四处活动，先找到控制着北京军政大权的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军，要求他在11月20日之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进攻华北和山东。在下了最后通牒后，日军从11月15日开始为进攻华北做准备。

（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

宋哲元早期跟着冯玉祥混，冯玉祥是西北军的创始人，宋哲元作为冯玉祥手下的头号大将，长期在河北一带驻防，并在日军骚扰河北期间与其交手数次。1935年南京方面与日军妥协后撤走了所有党政军机关，宋哲元的29军以抵御日伪军的名义实际控制了北京和天津，宋哲元也收获了“平津卫戍司令”的职位。土肥原贤二对宋哲元威逼利诱要其带领华北自治，宋哲元也趁机以此要挟南京方面给自己“冀察绥靖主任”的职位，当然平津他也不想放弃，老蒋厌恶他的贪心，干脆不再理睬把他晾在那里。

宋哲元当然不会跟日本合作，虽然华北自治后个人的权力、地位、利益很是诱人，可他承受不了“卖国”带来的政治后果，于是称病不出躲避粘人的土肥原。由于在宋哲元那里进展缓慢，日本人就先找另一个人推动部分地区自治，以先自治带动后自治，最终达到共同自治，他们相中的人是大汉奸殷汝耕。殷汝耕于1935年11月24日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意味着河北22个县宣布脱离中央，多达500万同胞从此被奴役，那些地区的资源、税收、工业全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殷汝耕可不是大街上随便找来的闲散人员，此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娶了某日本宪兵头目的女儿，所以论学识和能力远在普通人之上。殷汝耕留学归来后进入北洋政府担任要职，北洋倒了继续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日本通”，凭借这项特长他在1933年参加了《塘沽协定》的谈判，日本政客因为他的优秀表现牢牢记住了他。1935年殷汝耕是“冀东中立区”特派专员，这个身份让他有了和日本合作的基础，外加极度亲日的政治态度，以及为了个人名利不择手段的性格，最后做出卖国的勾当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殷汝耕自治的消息一经发布自然是群情激奋，文化界的信件雪片一样飞到政府办公桌上要求严肃处理，南京政府必须要有所表示。11月25日是殷汝耕卖国的第二天，南京政府宣布不承认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在全国通缉殷汝耕，还撤销了河北各地的特派专员岗位，同时任命原北平军委会委员长何应钦作为北京事务处理长官。不过在私下发给河北各地政府的电文中，南京政府又暗示他们谨慎行事，不要因为殷汝耕而挑起中日冲突。种种原因造成了国民政府外强中干，表面上坚决反对，暗地里却无奈默许。

（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的殷汝耕）

殷汝耕迈出这一步后，日本人网罗了一大批汉奸，花钱雇了一帮地痞流氓，这群活宝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隔三差五上街示威，“代表民意”高喊华北自治的口号，有时候围攻当地政府要求回应。暗地里日本人继续以武力相要挟，逼着国民政府同意华北自治。国民政府考虑再三，决定进一步退让，具体措施是成立一个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负责河北、察哈尔、北京和天津的一切政务，机构成员由宋哲元团队主导，吸纳平津各地的头面人物。在南京政府的认识里该组织属于华北地方政府，而在日本人的认识里该组织是华北自治政府，这就很容易引发争议。

当时国民政府对舆论控制的极其严格，虽然满大街是报馆，但是未经许可私自刊登违禁内容，分分钟查封关停，甚至让主编和老板进去反省，而有关当局和日本人的交易就属于违禁内容，所以《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殷汝耕与日本人的合作细节、宋哲元的下一步打算等等，连很多政府官员都不知情，社会层面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可是街上的日本军人和浪人越来越多，他们耀武扬威态度蛮恨，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向日本人做了妥协，但是到底做了什么妥协大家又不知道。知情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不知情，一时间谣言四起，最后是一个外国人把真实情况说了出来，这个外国人其实很有名：埃德加·斯诺。

如果不是一年后跑到陕北调查并出版了现象级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或许像当时很多喜欢冒险的美国青年一样，如今早已籍籍无名。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父亲曾经开印刷厂，斯诺从小就跑腿送报纸送杂志，和编辑们混得很熟，耳濡目染下他老早就想做记者。1928年23岁的斯诺坐船辗转来到中国，作为记者给《密勒氏评论》和《每日先驱报》写稿，然后拿着稿费在中国各地游历。外国记者身份当时比较混得开，他在上海和南京结识了很多重要人物，比如宋庆龄、鲁迅等人。

（斯诺与宋庆龄）

1934年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找到了一份兼职，教本科生新闻写作，他的主业依旧是记者，同时跟多家报纸合作。好几份收入让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在今天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买了个带泳池的大宅子。因为学习中文和翻译的需要，斯诺经常邀请一些大学生到他家里交流。那时候敢跟外国人来往的学生，往往是一些思想前卫无所畏惧的进步青年。斯诺跟他们闲聊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的时局，把他知道的很多秘密告诉眼前的青年，这些青年回到学校后义愤填膺地跟同学闲聊，这些秘密就传遍了校园甚至走出了校园。

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是单纯和理想主义，他们以对错、正义或良知来看待这个世界，不去深究事件背后的权力制衡或利益得失，比如他们认为政府和日本人妥协就是不对，军队打内战不打入侵者更加不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数学生群体最特别，他们除了更单纯和更理想主义外，还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所以当学生们得知南京政府和日本的秘密协定后，一腔热血立刻冲上脑门，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那种挽救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格外强烈。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又让学生们犯了难，他们既没资格参与决策，又没能力上前线杀敌。

在斯诺的建议下，几个进步青年给宋庆龄写了封信，表达了心中的苦恼和想法，希望能指点迷津。这封信斯诺委托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给宋庆龄，并带回了宋庆龄的回信。回信中宋庆龄赞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批评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鼓励学生们行动起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得到高人指点后，原来那个“北平市学生水灾赈济会”就更名为”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走上历史舞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筹备一场户外散步活动向政府施压。

为了安全和保密，早期的很多讨论都在斯诺家里进行，所以斯诺夫人后来在书里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自己家里诞生的。当斯诺透露“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宣布成立后，学联立即决定12月9日上街，抗议这个“卖国组织”的成立。学联召集北京几所高校的学生会干部，讨论了行动路线、口号、诉求等内容，计划城内的学生队伍由东北大学带领，于9日早上8点在西直门与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们汇合，然后步行去新华门找何应钦请愿。散会后各校代表回去各自召开学生大会，将计划和任务传达下去，同学们回宿舍准备标语、口号和干粮，这个事情就此启动了。

学生们的动作当然逃不过政府的眼睛，12月9号当天全城戒严，进入北京城的所有城门全部关闭，主要的街道设置了关卡和岗哨，许多学校的大门口都被警察守着不许学生外出。清华和燕京距离京城15公里，学生们早上5点起床集合，沿着平绥铁路徒步赶往西直门。早上8点准时到了城下，但是说破嗓子守城士兵就是不开门。于是领队就地开会，决定留下一批人在西直门附近向围观群众宣传抗日思想，其他同学绕道去阜成门。赶过去发现阜成门也进不去，大家又喊着口号去了西便门，依然进不去。没办法众人只好返回西直门，一起向围观群众发传单喊话，守城士兵在城墙上摇着头无奈地笑。到了傍晚附近居民陆续回家做饭，学生们又冷又饿，只能顶着寒风返回学校。

城里的学生们也不容易，他们先冲破校门口警察的阻拦上了街，然后往西直门走。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大二学生宋黎是城内队伍的总指挥，他带着队伍赶到西直门，望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军警，就知道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们今天进不来，于是带队按计划行进，于早上10点抵达新华门。学生们推举了12名代表拿着事先拟好的建议，高喊口号要何应钦出来答复，这个行为就叫做“请愿”。站岗的士兵们横着枪挡在前面，学生们撕心裂肺地一直喊到中午，影响了里面人吃饭，何应钦的秘书钻了出来，说何长官有事外出，大家的诉求将代为转达，华北成立政务组织是国家政策，大家回去好好读书。学生们听到一半就怒喊“打倒卖国贼”，把秘书给骂回去了。

（学生与军警爆发冲突）

到这里请愿的诉求算是表达了， 可是结果让人很失望，各校代表一起商量接下去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说既然请愿不成那就游行吧，先去西直门接清华和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步行去天安门。队伍先后冲破了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的两道封锁线，在围观群众的喝彩声中口号越喊越亮，斯诺两口子也领着一众外国记者一路拍照摄像。快到西直门的时候，维持秩序的交通员蹬着自行车赶来汇报，说西直门附近全是军警和宪兵，他们架起了机关枪，准备武力打散学生队伍。各校代表在路边开会讨论该怎么弄，大家七嘴八舌说看来城外的人是进不来了，咱们硬碰硬恐怕伤亡很大，干脆改道去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抗议。

众人喊着口号往前走，半路上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赶来加入，走到王府井街道时，总人数已经四五千人，人一多学生们更有激情。然而大量军警早就在王府井等候多时，他们手拿大刀、木棍、皮带和水龙头，接到死命令不许学生们通过。纠察队走上前尝试交涉，几句话说不到一起双方便爆发冲突，刀背、木棍、皮带抽打在学生身上，水龙头的冰水喷到学生头上。男生们跟军警拼了半个小时，还是冲不过去。指挥部只好引导队伍就近到北大法学院集合，在那里开会讨论接下去怎么弄？最后决定10号开始全市罢课，大家喊了几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后，各自返回学校休息。

穿过王府井就是东交民巷，9号这天最大的一场冲突就发生王府井街区，大冬天用水龙头喷射学生，成了当时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的污点，几十年来都挥之不去。那么是谁下令这么做的呢？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秦德纯。当天下午两点，警察局长陈继淹急匆匆找到市长秦德纯，说学生们要冲击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秦德纯说必须阻止他们，今年轮到日本负责使馆区治安，他们架设了机关枪，学生们硬闯一定出人命。陈继淹抱怨说警察人少学生们人多，怕是挡不住啊。秦德纯说洒水车管够，用水龙头把学生们冲回去。

12月的北京气温降到了0度左右，用冷水往人头上浇，确实有点没人性。年轻气盛的学生们冲上去用刀割水管，抢过水龙头反喷警察，警察们就拿皮带和木棍劈头盖脸打，躲避不及的外国记者都被冷水喷了一身。事后秦德纯解释说，我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学生们不谅解我也很无奈，我认为用水龙头浇自己的学生，总要比敌人用机关枪打好一点。这也算是市长的一片苦心，但是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理解，知道了内情的人也不一定谅解，人们本能地同情弱者，尤其是爱国学生。

在军警们的严防死守下，12月9日这天上街的学生并不算多，严格说来也没闹出多大的乱子，但是负责治安的官员还是在电话里被骂的抬不起头来。南京政府为了跟日本人周旋操碎了心，尽一切努力把中日冲突往后延，一方面争取欧美的支持，一方面平息反政府武装，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这个时候学生们上街闹腾，万一日本人以此为由提前动手，那就是大麻烦；万一学生们的行动蔓延到全国，那是更大的麻烦。宋哲元作为平津两地的实际控制者，他怀疑有势力鼓动学生在反对自己，他决定打击这些势力的嚣张气焰。

（身着军服的宋哲元）

第二天宋哲元作出部署，警察和保安队的车辆呼啸着进入各大高校，守住每个出口随时准备抓人。各高校校长也被召集到一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训完后开会讨论如何制止学生的类似活动。校长们带着会议精神回到学校后，让保卫处把昨天上街的学生们挨个找出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并威胁下次再闹直接开除。13号当局在报上群发了《告学生书》，大概内容是学生们要好好学习，国家的事相信政府，否则就开除甚至入狱。通过多管齐下的打压，宋哲元认为学生们应该老实了。

12月14日报上发布官方消息，“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迟到12月16日成立。学生们一听这个消息又炸了，9号上街就是为了这个事，没想到只是延期几天，学联立刻开会决定：12月16日再来一次示威游行。看样子宋哲元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没什么用，学生们一点儿也没怕，斗志反倒给激发出来了。

学联开会时反思了12月9日的行动，吸收经验总结教训，在新计划中弥补了之前的漏洞。为了防止这次被军警一锅端，游行队伍被分成了4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带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带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带领，第四大队由清华大学带领，初步计划总人数为1万人。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每支队伍成立各自的交通队和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并调整路线。另外还提前派代表赶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串联，争取在全国发起反抗活动。

会议精神下达到各校后，每个学校都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准备。男生们报名参加交通队和纠察队并开始岗前培训，女生们通宵赶制各种样式的宣传品。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忘不了上次被挡在城外的经历，各自选出30名同学组成先遣队提前入城接应。被选中的同学抱着有去无回的决心，他们写了家信甚至遗书交待给因故不能上街的同学，临出发前还跟大家饮酒告别，高喊抗日口号走出校门，送别的女生们忍不住嚎啕大哭。

当局在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耳目，16号的活动他们早已知情，所以调集了更多军警和宪兵部署在全城，坚决制止各校学生们汇合到一起。城门一大早上了锁并派出重兵把守，当清华和燕京等城外高校的学生们顶着寒风赶到西直门时，又进不了城。队伍再一次绕着城墙挨个城门敲过去，还是每个城门都进不去，在此过程中不少中学生的加入壮大了队伍规模，绕来绕去大家盯上了西便门附近的一个铁路门，相比城门而言这只是个铁栅栏门，年轻气盛的学生们轮番上阵，女生们在一旁做啦啦队，硬生生把铁门给推倒了，人群潮水一样冲进了北京城，跟等待多时的先遣队成员汇合。

（天桥召开的市民大会）

城内学生虽然不用担心进不了城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首先要冲破警察在校门口设置的关卡，然后赶往第一个目的地：天桥，那里人多地方宽敞计划开个市民大会。这一路上走得可是不容易，每个路口每个牌楼都有军警阻拦，免不了发生拉扯和冲突。过了11点3个大队好不容易在天桥汇合，市民大会由活动指挥部负责人黄敬同学站在一辆电车上主持，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发表完毕后，现场齐声高喊“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算是大会通过的决议吧。

清华和燕京带领的那支队伍下午才跟城内的队伍汇合，总人数一下暴涨到了2万多，学生们计划去天安门召开市民大会造势，结果走到前门又被军警拦住进不去，双方拉扯半天多人受伤确实是进不去，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指挥部决定在前门外广场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学生代表站在高处轮番演说，大致内容是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要求对日宣战并保证不再逮捕和殴打学生。会议磕磕绊绊将近结束，军警奉命冲击会场对学生们又踢又打，指挥部只好宣布大家各自返校，这天的活动就此结束。

一周内连着闹了两次运动，学生们胆子大了心变野了，北京的所有学校都乱了套，校长喊破喉咙他们就是不上课。当局召集校长们开会商量对策，最后干脆提前放寒假，既然学生们不上课不如官宣不上课。这一招确实有杀伤力，罢课活动在寒假面前不攻自破。学联干部聚集起来商量下一步怎么弄？有人说进攻派出所夺武器，有人说到南京请愿，有人说到乡下发动群众。最后决定每个学校组织一支宣传队，牺牲寒假到周边县市做抗日宣传。这些宣传队后来确实动身去了河北周边各县，敲锣打鼓表演节目，吸引当地群众聚集后再发表抗日演说。当局闻讯立刻派出军警特务堵截破坏，并强行用卡车把他们押回北京，宣传活动只进行了几天。

北京学联派到天津、武汉、上海的联络员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因为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些地方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尤其是上海的规模最大，参与者包括了文化界和工商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为了去南京请愿，自己开火车自己修铁路。但是这些活动全部遭到镇压，学生们遭遇了殴打、开除和入狱的经历，两天后的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还是成立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硬态度，直接导致各地的爱国青年对他们彻底失望，随后的一年内他们大量入党并奔赴延安，成了国民党的反对者。

两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中有好几个共产党员，比如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宋黎就是党员。宋哲元为了找到逮捕学生的理由，大肆宣传两次运动都由共产党组织。不过这一点遭到学生们的一致否认，他们斩钉截铁地表示学联出于爱国热情领导了两次运动，学联之上没有其他组织。当时北方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还没有恢复元气，确实没有直接参与组织两次运动，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也是几位党员学生的带头作用。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大肆宣传，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他给东北大学发了一封电报，说我注意到了此次学潮，请把主动分子的名单给我，并让他们来西安找我面谈。

（1935年前后的宋黎）

宋黎他们几个看到电报后开了个会，说张副司令现在带头打内战，而且还要主动分子的名单，去西安恐怕没好事，所以决定一个也不去。东大秘书长最后找了一些乖巧听话的好学生送去西安。张学良抽空见了他们，结果一问三不知，原来这些人没上过街，于是让副官带他们去洒金桥尝尝牛肉饼和羊肉泡馍，然后送他们上火车。不久张学良发了第二封电报，说务必派参与组织活动的主动分子来西安，我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宋黎这些人还是不相信张学良，学校又找了另一批根正苗红的乖学生去了西安，张学良一问又是三不知，只好让副官带他们去回民街吃肉夹馍和腊牛肉，完事后送上火车返校。

很简单的一个事，居然两次都办不成，张学良气得捶桌子。这天机要室收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打开一看是东北大学学生会发给校长的，说之前的两批人没一个参加过运动，我们参加的人有点担心所以没来，为了避免误会请张校长派个人来京面谈。读完电报张学良明白了，这些学生对自己现在的身份和想法不放心，于是他让西北“剿总”的军法处长赵瀚九带着1000元慰问金去北京跑一趟，赵瀚九曾担任过东北大学法学院教授，跟学生们比较好说话。

得知赵教授坐火车抵达北京，学生会特地组织了欢迎会。赵瀚九在会上对学生们说，校长派我此来，一是慰问大家，他远在西安公务繁忙，得知同学们请愿时被警察打伤很痛心，他也想弄清楚此事的真相；二来是希望同学们保持团结，眼下要沉得住气，尤其是不能荒废学业。会后赵瀚九亲自到宿舍探望了受伤学生，弄清楚了活动的大致情况，然后返回西安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听完后又发出第三封电报邀请真正的参与者来西安。这次大家的顾虑打消了，包括宋黎在内的3个人坐火车来到西安。

3人被副官接到西北饭店住下，但是迟迟等不到张校长的接见，找副官一问，说副司令到南京开会去了，也不知道哪天回来，3人只好先在西安玩着。作为一级上将，12月份张学良频繁到南京出差，但他也趁着公务空隙见了一些人，通过多种渠道找中间人联系共产党。就在宋黎等人在西安等他的时候，他在上海先后见了曾经的东北军将领李杜和爱国企业家杜重远，希望他们从中疏通联系共产党。1936年即将到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不想在陕北打仗了，他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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