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必须抛弃“头痛医头”的发展窘境_风闻
天下不公-08-31 05:49
疫情之后国内产业有了一个相对的宽松环境,但这不等于各个产业领域发展空间都得到较大改善:
1、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即要有主力军,也要有”突击队“
针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局面,我国高技术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就是说,在“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合作”链条格局已经支离破碎。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美欧日的约束下,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国际分工合作”条件下艰难前行。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考虑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完全靠“市场调节”行不通。但是不是就不需要市场机制呢?不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完全的市场机制。例如“两弹一星”、”重大几件装备(入盾构机和海洋工程装备以及交通基建等等)“都不是完全市场化就可以实现的。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最突出的优势就是集中最有效的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实现的。对这种模式,其实西方经济学也有定论: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当政府的发展的目标和措施明确之后,计划的优势大于市场的优势。“也就是说,计划可以通过审慎的预测作出决定,即在时间上具有超前性,而市场的反应总是滞后的——要看供求反馈。比如盾构机,我们不能生产的时候只能高价进口,连维修权限都没有。中国在重大医疗设备的需求上也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能突破盾构机的技术?就是因为中国人能通过”技术层层分解“,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实现自主的能力——即兵书所言:积小胜为大胜。也就是说,国内集中优势从最底层的材料、技术原理和制造工艺这三个环节入手解决整机的各个部分,由此实现整机的制造。作为一个反例,就是沈阳机床厂在”五轴数控机床“中过分强调”自主研发“,而忽视机、电、液以及软件的分工合作。举个例子:对于数控机床的计算机硬件系统本该由专业企业按照设计要求集成即可,软件开发则与数学算法和编程的优势单位合作完成——即企业提出数控加工要求,数学算法据此提供程序算法,然后由编程单位完成数控软件设计。而此后就是沈阳机床厂参与整体系统的仿真测试及系统验证。沈阳机床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即五轴数控机床本身必须具备的机械制造精度(这才是沈阳机床厂自身具备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
所为自主知识产权,我们只要确保这个产权是由我们中国人掌握在手里就可以,不一定非要全部都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个企业里。其实德国的数控机床自主知识产权也不到40%,很多组件也是靠进口的。ASML的EUV光刻机中,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也不到20%。所以我们的发展模式还是要落实国内自主的的“国际分工合作”。
总结一下就是:”术有专攻,不摊大饼;层层突破,自主集成。“最后提醒一下:国企有巨匠,民企有能人,分工看优势,合作多元化。
2、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需要保持一定规模
中国的社会劳动力总量在那里摆着,因此社会就业总水平不应低于95%。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所以社会的稳定一个前提就是”人人有收入,人人有饭吃。“安身才能立命。从社会需求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提供的供给是大多数群体的需要,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末端供给,还承担着其他企业的需求。如果说中国具备世界最完善的产业链,那么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国家整个产业链的重要”枝叶“。
近些年来,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国门的量很大,主要原因就是内地经营环境所致,尤其是工资和税负的压力所致。因此,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至关重要:解决的途径勿怪忽有三:一是适当降低税费、二是降低入职门槛、三是企业用地要灵活,避免一刀切。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要结合”百业兴农(温铁军语)“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就地加工,减少就业环节。出门工作,下班持家两不误等措施。
再一个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门类很多,从衣食住行到五金、纺织、塑料和农副产品等等,几乎无处不在。但我们现行的制度中还缺乏灵活性。比如饭店餐饮的熟食和凉菜分类管理就不合理,“熟食和凉菜”监管的目的不就是卫生条件吗?只要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就可以了。毕竟消费者不可能在这家吃了熟食,再到另外一家点凉菜。现在农村自留地已经很少了,自家养的几只鸡和种的菜作为对外餐饮的原料也是增收的途径。
总而言之,就社会经济环境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包罗万象,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补充。也是千千万万农民走向富裕的重要途径。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甚至消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房地产的问题
近来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国内上下都在关注,尽管各种措施和舆情都在出现,但笔者并不看好未来的前景——因为房地产的问题不仅仅是市场化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即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大系统问题。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从计划经济时代带市场机制的整个演化过程中,实际上一直存在随着“发展的悖论”。从宏观上的“既要又要”到“新旧八条”的出台,其实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房子由“抄的”到“住的”,再到姚洋提出的“放开”等等说法其实都没有解决房地产中的“空手套白狼”问题。恒大和碧桂园前世今生本质上一直存在“市场投机”的问题。
早在2003—2005年间出差开会就看到大量的“海景房”和“江边雅居”闲弃在那里,比比皆是。但那时的另一面是住房的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楼盘刚开始开工(甚至没有施工进驻),楼盘比较合适户型就已经“销售一空”。谁先得到的信息?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很早据一个小包工头酒后所说:“2400一平米的房子原本就不是上市的,开发商拿到地,多数资金缺口就大。要想经营下去就得准备好15%的款项先去办证各项手续和打点什么。至于材料和工钱那都得等到‘秋后算账’。”其实,恒大和碧桂园最初也是这个路子。
再一个就是“房屋预售制度”和工程的“层层分包模式”。现在买房拿到钥匙后业主验房和装修过程中就会得到一大串电话:墙体、墙面;水、电、气、暖;门和窗等等都是各个分包商或工头的电话——“各司其职,个管各的”。保修期也是从一个月到一年,各不相同。更有意思的是,储藏室的门,业主拿到钥匙门锁电表就是坏的,而且“保修期已过”,业主只能自己解决。许多小区交房时连建筑垃圾都没清走,室外地平更没有完成回填,所以排水井高于地面甚至掩埋到建筑垃圾之下的情况比比皆是——原来小区的绿化也是分包出去的:分包商没有地下施工图纸,所以靠自己的眼睛找平绿地。
一片乱象,20多年来的房地产业就是如此走过来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违规。至于审批的设计规划和实际施工是否相符,物业也是不知道的,业主知道的那就更少。房地产业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各种矛盾交叉相互制约的“复杂大系统问题”,所以单靠“单方”措施不可能解决系统性问题。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遇到的所有问题来看,所谓纠偏时机早已经是疾重难返。因此需要痛下决心从顶层制度建设着手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其道理就是“纲举目张”,说白了就是房地产业没有脱胎换骨的决心,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