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选择国都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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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比较没有意义。古代选择国都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中牵扯很多，有军事因素、有地理因素、有经济因素、还有政治集团的利益因素。

比如刘邦当初建都于洛阳。张良劝刘邦迁都长安时说：**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当中考虑更多就是军事和地理因素。长安的地理位置优于洛阳。有四关拱卫，又有八百里关中良田，粮产可自给自足，位置易守难攻。而西汉初定，所谓的大一统更多是形式上的。洛阳处四战之地，东出虎牢关就是东方诸国。此外，刘邦及其将相集团虽多为楚人，但封汉王后刘邦的军事力量却以秦人为主。相比较立都长安自然更适合。

从西汉中期到唐代中期，出于讨伐和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对西域辐射影响力的需求。长安才是最适合立都的城市。**定都长安，就相当于天子守国门。**这是国家战略上的需要，就如明代中后期就需要定都北京一样。

刘秀定都洛阳，其一是因为长安当时先后被玄汉的刘玄和赤眉的刘盆子占据，同时刘秀在关中并没有执政基础。其二是刘秀崛起于河北、三河一带，洛阳正好是这些地方的大后方。定都于洛阳是刘秀旗下的南阳、颍川、河北三大利益集团集体意志的体现。但**定都于洛阳对西部边塞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东汉不像立都长安的西汉一样重视对西域的经略，其结果就是西域的“三绝三通”。东汉影响力已经无法有效辐射到外西北和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也随之时断时续。羌人等少数民族也趁东汉势弱，大量迁徙到甘肃、关中、山西等地区与汉人杂居。而关中核心区军事、经济力量的瓦解和丧失，也使得并州、凉州的匈奴、羌、氐等民族之人口多于汉人，汉廷难于防守。汉顺帝年间，防范羌祸的防御线甚至已经收缩到河北一带。东汉二百年间，西部战乱、反叛频发，经常威胁内郡。汉末三国时期，凶国害民的董卓就是依靠镇压羌祸有功而崛起和令关东军阀忌惮的。马腾马超韩遂等也是依靠羌人势力进行割据。甚至诸葛亮、姜维北伐取道陇右，也是为了争取羌人的支持。可见甘肃关中一带羌人势力的强大。少数民族深入汉地，也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的不幸结局。

西部这个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隋唐重新立都于长安，不仅因为是关陇集团的利益要求，也是国家战略的需求。李世民继位不过数年，大唐就北出长城灭东突厥、出河西走廊灭高昌通西域。客观上讲，中原王朝如果定都长安，才能更好的控制西域。而立都洛阳的王朝大多偏向于守成，对西域鞭长莫及。即使到了今天，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欧亚铁路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西安都是桥头堡的作用。到了唐中期形势又变了。随着武则天对关陇集团的清洗和对中小地主集团的提拔。已经没有任何利益集团具有庞大的力量来决定国都的归属。而隋唐前百年的经营，也使西部和西域出现了空前安全稳定的局面（可惜是假象），这时候国都的选择就更看重经济因素。长安的地理因素反成了累赘，物资运输已经不堪重负，洛阳自然成了更好的选择。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后西域的逐渐丧失。到了五代和宋代时期，中原王朝已经没了经营西域的需求，长安偏远的位置自然不能成为国都的首选。而开封更加便利和低廉的物资运输成本，也使得洛阳和长安一起同时陨落。其后明代迁都于北京，也是因为那里是燕王旧地，是利益集团的需要。还有北京具有军事堡垒的作用，天子守国门，相当于长安之于西域的作用。元代和满清建都北京的原因就更简单了，那里背靠大后方，一旦控制不住中原随时就可以跑回家。元顺帝不就很知趣的跑路了么。

再多说下北京。北京北有燕山、阴山山脉做屏障，南靠华北大平原。战略位置及其重要。北京及燕山、阴山山脉在谁手里，谁就掌握着华北平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宋代就是因为缺失北京、燕山、阴山山脉所在的幽云十六州，导致战略被动。没有天险阻碍骑兵，平原也防不住骑兵，只好重兵囤积都城。结果还是酿成了靖康耻。明清以后，对北京的运输，除了京杭大运河，还增加了海运。成本降低的同时，运力也极大的增加。军事上还有防范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作用。所以明清以后，北京成为国都，是军事、地理、经济因素综合起来的最优选。即使到了近现代，北京背靠东北重工业基地。虽沿海，却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拱卫，地理位置安全还能享受海运之便利。加之经济力量强大。所以北京仍是中国国都的不二选择。

其实无论哪个王朝，国都的选择都是有复杂的因素在内的。甚至相同的王朝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才会出现迁都的现象。我们真没必要褒这个贬那个。简单一句话，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