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六朝：梦幻与魔咒_风闻

    魏晋南北朝，亦称六朝，时间大致从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段由大分裂逐渐又走向大一统的时期，其特殊意义自然毋庸赘言，方方面面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果只能用一个词语来提炼这三四百的面貌精髓，恐怕非“贵族”莫属。就是说，在六朝时期，贵族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因此，东西方的不少历史学家习惯称其为中国的中世纪。

    不论在后起的西方，还是先熟的东方，中世纪似乎总是一个梦幻与魔咒杂糅的特殊时期。这时期的文化不仅是今日西方文明的底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世界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筑起来，即便后世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中国的中世纪——六朝贵族社会的梦幻与魔咒是什麽呢？

（一）

    九品中正法得以实施和推广以后，晋初的社会便如当时的名臣刘毅（216年—285年）所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状况逐渐促成了贵族的产生。衣冠之族皆为豪门望族，此外皆为庶人。

    这种贵族当时称作士人，究竟有多少呢？据南朝梁开国功臣、刘宋淮南太守沈璞之子沈约（441年—513年）在其《上疏》篇中所称：“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虽是模糊的估计数字，但可以想象“略以万计”还是相当多的，这还仅仅是南朝梁代的情况。沈约还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九品中正法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这种倾向。

    自汉末开始，由于生活贵族化和门第传承的结果，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带有向贵族转变的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180年—220年）写过一篇《乐志论》，其中提到汉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他以为的理想之所是：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跋涉的辛劳。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劳动。供养双亲时有美味膳食。妻子儿女都不用劳动。朋友来聚会，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猪羊牺牲。在属于自己的田园树林中悠闲地漫步游玩，戏清水，追凉风，钓游鲤，猎飞鸟。在自己的宅第中过着安闲的生活，生活在与得道德仙人一样的境遇中。与得道的贤哲达人论道讲书，观察天地，品评古今人物。悠闲风雅地弹琴，逍遥自在地畅想人间事。不受当时之责，并且健康长寿。如果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

    恰在此时，魏文帝曹丕（187年—226年）颁发一道诏谕《与群臣论被服书》，其中提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吧。意思是说，享三代富贵者，才能明白锦衣华服之美；享五代富贵者，才能真正懂得佳肴珍馐之味。也恰如俗话说的，“三代为宦，着衣吃饭”。

    以上就是标准的贵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当时的贵族却实现了这样的“诗和远方”的梦想，其实质也无非就是吃和穿。

（南京六朝博物馆一瞥）

    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做官的人多从贵族中选出，即所谓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门”。贵族从一开始，其出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在晋代，许多贵族在年轻时就成为散骑侍郎（天子的随从人员），还有的当上秘书郎和著作郎，这已是常例。后两种官职是由会写作的人担任的。贵族最初就被任命为这种官职，证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可以称之为等外地官职，有七等。

（二）

    萧齐时期，王俭（452年—489年）出身名门，有学问，是当时的名人。王敬则（425年—498年）的出身门第不高，却在辅佐萧道成代宋建齐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受到重用。二王同时就开府仪同之职，这是当时很高级的官位，有个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王俭却说，此意非也。老子始终不想与韩非同传。老子尚道，韩非只言法。

    王俭的话意思是以老子和韩非子两人被编入《史记》同一列传中，来表达自己与王敬则同官的不屑。王敬则听说此事后说，我过去是一名小官吏，现在侥幸与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复有何憾乎。即使受王俭的侮辱，王敬则依然感觉良好。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之事，原因在于当时想成为士人，并不取决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贵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门第并决定哪个家族是贵族。所以，并不是什麽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到。

    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南齐的故事，是讲纪僧真被齐世祖看中，起用为中书舍人，这放在现在来说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僧真向世祖请求说，自己出身于地位微贱的武官，今天既然官升至此，乞请成为士大夫。世祖回复，做士族的事，即便是天子也不能决定，必须自己去找士族商量。

    于是，僧真去找一位名叫江斅（xiào）的贵人求教，江斅时任都官尚书，大致就是现在的法务部长。僧真刚坐定，江斅就命令手下人说，把他的座位搬到远离客人的地方。僧真丧气而归，把此遭遇告诉了世祖，而世祖却安慰他说，士大夫本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丝毫也不考虑让步，这形成了晋代人国家的自尊心。

    后世被称之为魏晋风骨的，大概就是齐世祖口中所言的贵族自尊心吧。有时，这也更像是傲骄，或是傲慢与偏见。

    僧真在江斅家的遭遇并不算最糟糕的，还有更过分的，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座塌也拿去烧掉了。梁武帝时，侯景（502年—552年）从北齐奔梁，他是个粗暴的人，却想当贵族。当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门贵族王、谢两家联姻，梁武帝回答说，王、谢家的门第太高了，你还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结亲吧。

    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作《乌衣巷》诗，其中有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正是梁武帝认为侯景之徒高攀不起的高贵之家。

（三）

    贵族之家都编造了谱牒，以此来确定门第等级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时，曾对谱牒做过调查。博陵的崔氏是第一流的，太宗的门第顶多算是第二流的末流。那时候，所有门阀被分为九等，凡293姓，1651家。这些门第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级也有从平民中选拔的，但婚姻依然按门阀的等级实施为主。太宗那样的一代英明之君，曾想过削弱门阀势力，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在六朝的门阀社会，有一门学问——谱学随之发展起来。谱学，即书写家谱的学问。

    本来，家谱这种记事是为了说明自家的出身来源，它早在西周起就很流行。但是，《周礼》中有宗法，宗分为大宗和小宗；大致上讲，作为自己现有的家族，只要倒查五代即足矣。但是，到了汉末至六朝，由于名门的兴起，在新出现的谱写中，是以尽可能长久地延续家族为光荣。

    六朝时期，贾氏谱学名噪一时，其中的代表是贾执的《百家谱》，另外还有王俭、王僧孺的《百家谱》。这种谱牒被收藏在官衙里，在任命官吏时要查其家谱。于是，谱学受到格外的重视。贾、王二氏的谱学是南朝时编纂的，而谱学在北朝也有，并一直延续到唐代。

    在谱学流行的时期，出现了一些十分精通世系家谱之学的学者。唐代有一位叫李守素的人，人称“肉谱”，这个称谓与今天网络“人肉搜索”相比是毫无贬损之意的。它的本意即活家谱，也就是家谱方面的活字典的意思。

    随着人们对家谱的重视，还出现了窜改家谱的等级高下，用以蒙骗他人的人。在唐代，出身微贱，后因军功而晋升的人得以加入贵族的行列，这种贵族被称之为“勋格”，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这同在日本，京城的华族把明治维新（1868年—1889年）的功臣中成为华族的人称作“新家”，是一样的。当然，伪造家谱，自抬门第的人受到社会的鄙视。

（四）

    像上述有谱的望族，儿女婚姻大事也需最靠谱。按理，望族当然是与望族通婚，而不与卑贱者结姻缘。可是例外也是有的。

    清人赵翼（1727年—1814年）的《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提到，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触犯了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的女儿，并把这门婚事视为很大的荣誉。

    正是因为贵族也不会长盛不衰，其衰败是常有之事。于是，与贵族的兴盛同时产生一大扭曲的现象便是财婚。就去搞今天所说的钱权婚姻。也就是贵族为追求财产，与地位低下的门第通婚。

    财婚在北魏和北齐时期似乎特别显著，北魏的文成帝拓跋濬（440年—465年）曾明令禁止。北齐时，天子不得不把女儿下嫁给大臣，所以百官几乎都是一妻，而没有妾。据说，当时贵族们养育女儿的家训是嫉妒，其目的就是要妻子控制丈夫，不让丈夫纳妾，害怕一旦被男人看不起，会遭到其他女人的耻笑。

    有个著名的“妒妇”便是隋朝开国皇后——文献独孤皇后独孤伽罗（544年—602年）。

（《独孤皇后》剧照）

    据《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载，文献独孤皇后乃六朝末年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女，隋高祖杨坚未发迹前被独孤信看好。婚后二人还算感情融洽，杨坚发誓不生异母之子。皇后从一开始时堪称贤内助，屡有大义灭亲之举。但是，皇后性情特别妒忌，后宫妃嫔不敢接近高祖。大臣蔚迟炯孙女有美色，早在宫中。高祖在仁寿宫见后十分喜爱，因此得宠。皇后趁高祖听朝时，暗地里将她杀死。高祖因此大怒，竟然一个人单骑出走荒郊野外。幸亏两位大臣高颎、杨素及时追上，拦马苦谏。高祖长叹说：“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一直等到怒气稍解，半夜才还宫。

（五）

    在那样的贵族时代，由于贵族制度的充分实施，从中也屡屡滋生弊端。

    据史载，六朝的忠臣中几乎没有殉节的人。王朝更替之时，尽管有人对前朝表示同情，想要尽忠，可是几乎无人恪守节义，而不仕于后来朝廷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家门第看得最为重要。当时，不是门第高的人当天子，而是有武装实力的人做天子。而豪门总是豪门，他与天子和官位没有关系，因此，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考虑为天子尽忠。

    所以，高官是根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因而不必对天子充满感激之情。这些现象是国家组织中的一大缺陷，它成为削弱国家统一力量的原因。这一点或许正是六朝贵族社会即便充分地实现了其目标，也无法摆脱掉的政治“魔咒”。

    另一个显著的弊端是，贵族门第很高，做的都是大官，他们自然不适合承担实际政治中的细小琐碎的事务工作。同时，他们胸无大志，根本不想要全力展示自己的才华，通过辛勤劳动，取信于天子，从而得到更高的官职。

    于是，天子不得不把实际政治中的政务委任给出身门第较低的人。然而，出身门第低下的人总是想取信于天子，培植个人势力，企图再往上爬，因此会努力发挥个人的才能，并且为之奋斗不息。

    当贵族式的文化生活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后，学问在社会上是受到极大追捧的，所以就涌现出许多学者。南齐的武帝，梁的武帝这两代都是学者出身的天子。创业的天子出身学者，这在古代中国是很少见的，而广大学者文人最大的政治理想只是“学而优则仕”。

    梁武帝在南齐做官时就是博士（与现在的博士是不一样的），却不是贵族。这些天子深知，贵族做学问只懂得读书，而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的人是很少的，因此操作现实政治的自然便由出身微贱的人来担当。当这些人取得成功后，周围的势力就会向他们聚拢，进而迅速形成一个个权贵的圈子。

    六朝时期，这样的成功人士有凌驾于贵族之上的权力。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反而有贪权弄权的倾向。上述情形多发生在南朝，北朝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地方官。

    一般来说，贵族没有诸如收受贿赂强烈的欲望。身份低下的人一旦有了势力，物欲很容易就会膨胀起来。天子不是贵族出身，无法把贵族作为心腹，而从身份较低的人中选出的人却很能干，并且可以信赖，然而，这些人最终还是去干坏事。这是在贵族政治的反面生结的“毒瘤”，后世可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