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六朝:梦幻与魔咒_风闻
来者建强-仁者见智08-27 17:12
魏晋南北朝,亦称六朝,时间大致从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段由大分裂逐渐又走向大一统的时期,其特殊意义自然毋庸赘言,方方面面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果只能用一个词语来提炼这三四百的面貌精髓,恐怕非“贵族”莫属。就是说,在六朝时期,贵族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因此,东西方的不少历史学家习惯称其为中国的中世纪。
不论在后起的西方,还是先熟的东方,中世纪似乎总是一个梦幻与魔咒杂糅的特殊时期。这时期的文化不仅是今日西方文明的底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世界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筑起来,即便后世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中国的中世纪——六朝贵族社会的梦幻与魔咒是什麽呢?

(一)
九品中正法得以实施和推广以后,晋初的社会便如当时的名臣刘毅(216年—285年)所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状况逐渐促成了贵族的产生。衣冠之族皆为豪门望族,此外皆为庶人。
这种贵族当时称作士人,究竟有多少呢?据南朝梁开国功臣、刘宋淮南太守沈璞之子沈约(441年—513年)在其《上疏》篇中所称:“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虽是模糊的估计数字,但可以想象“略以万计”还是相当多的,这还仅仅是南朝梁代的情况。沈约还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九品中正法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这种倾向。
自汉末开始,由于生活贵族化和门第传承的结果,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带有向贵族转变的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180年—220年)写过一篇《乐志论》,其中提到汉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他以为的理想之所是: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跋涉的辛劳。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劳动。供养双亲时有美味膳食。妻子儿女都不用劳动。朋友来聚会,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猪羊牺牲。在属于自己的田园树林中悠闲地漫步游玩,戏清水,追凉风,钓游鲤,猎飞鸟。在自己的宅第中过着安闲的生活,生活在与得道德仙人一样的境遇中。与得道的贤哲达人论道讲书,观察天地,品评古今人物。悠闲风雅地弹琴,逍遥自在地畅想人间事。不受当时之责,并且健康长寿。如果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
恰在此时,魏文帝曹丕(187年—226年)颁发一道诏谕《与群臣论被服书》,其中提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吧。意思是说,享三代富贵者,才能明白锦衣华服之美;享五代富贵者,才能真正懂得佳肴珍馐之味。也恰如俗话说的,“三代为宦,着衣吃饭”。
以上就是标准的贵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当时的贵族却实现了这样的“诗和远方”的梦想,其实质也无非就是吃和穿。

(南京六朝博物馆一瞥)
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做官的人多从贵族中选出,即所谓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门”。贵族从一开始,其出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在晋代,许多贵族在年轻时就成为散骑侍郎(天子的随从人员),还有的当上秘书郎和著作郎,这已是常例。后两种官职是由会写作的人担任的。贵族最初就被任命为这种官职,证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可以称之为等外地官职,有七等。
(二)
萧齐时期,王俭(452年—489年)出身名门,有学问,是当时的名人。王敬则(425年—498年)的出身门第不高,却在辅佐萧道成代宋建齐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受到重用。二王同时就开府仪同之职,这是当时很高级的官位,有个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王俭却说,此意非也。老子始终不想与韩非同传。老子尚道,韩非只言法。
王俭的话意思是以老子和韩非子两人被编入《史记》同一列传中,来表达自己与王敬则同官的不屑。王敬则听说此事后说,我过去是一名小官吏,现在侥幸与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复有何憾乎。即使受王俭的侮辱,王敬则依然感觉良好。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之事,原因在于当时想成为士人,并不取决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贵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门第并决定哪个家族是贵族。所以,并不是什麽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到。
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南齐的故事,是讲纪僧真被齐世祖看中,起用为中书舍人,这放在现在来说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僧真向世祖请求说,自己出身于地位微贱的武官,今天既然官升至此,乞请成为士大夫。世祖回复,做士族的事,即便是天子也不能决定,必须自己去找士族商量。
于是,僧真去找一位名叫江斅(xiào)的贵人求教,江斅时任都官尚书,大致就是现在的法务部长。僧真刚坐定,江斅就命令手下人说,把他的座位搬到远离客人的地方。僧真丧气而归,把此遭遇告诉了世祖,而世祖却安慰他说,士大夫本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丝毫也不考虑让步,这形成了晋代人国家的自尊心。
后世被称之为魏晋风骨的,大概就是齐世祖口中所言的贵族自尊心吧。有时,这也更像是傲骄,或是傲慢与偏见。
僧真在江斅家的遭遇并不算最糟糕的,还有更过分的,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座塌也拿去烧掉了。梁武帝时,侯景(502年—552年)从北齐奔梁,他是个粗暴的人,却想当贵族。当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门贵族王、谢两家联姻,梁武帝回答说,王、谢家的门第太高了,你还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结亲吧。
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作《乌衣巷》诗,其中有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正是梁武帝认为侯景之徒高攀不起的高贵之家。

(三)
贵族之家都编造了谱牒,以此来确定门第等级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时,曾对谱牒做过调查。博陵的崔氏是第一流的,太宗的门第顶多算是第二流的末流。那时候,所有门阀被分为九等,凡293姓,1651家。这些门第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级也有从平民中选拔的,但婚姻依然按门阀的等级实施为主。太宗那样的一代英明之君,曾想过削弱门阀势力,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在六朝的门阀社会,有一门学问——谱学随之发展起来。谱学,即书写家谱的学问。
本来,家谱这种记事是为了说明自家的出身来源,它早在西周起就很流行。但是,《周礼》中有宗法,宗分为大宗和小宗;大致上讲,作为自己现有的家族,只要倒查五代即足矣。但是,到了汉末至六朝,由于名门的兴起,在新出现的谱写中,是以尽可能长久地延续家族为光荣。
六朝时期,贾氏谱学名噪一时,其中的代表是贾执的《百家谱》,另外还有王俭、王僧孺的《百家谱》。这种谱牒被收藏在官衙里,在任命官吏时要查其家谱。于是,谱学受到格外的重视。贾、王二氏的谱学是南朝时编纂的,而谱学在北朝也有,并一直延续到唐代。

在谱学流行的时期,出现了一些十分精通世系家谱之学的学者。唐代有一位叫李守素的人,人称“肉谱”,这个称谓与今天网络“人肉搜索”相比是毫无贬损之意的。它的本意即活家谱,也就是家谱方面的活字典的意思。
随着人们对家谱的重视,还出现了窜改家谱的等级高下,用以蒙骗他人的人。在唐代,出身微贱,后因军功而晋升的人得以加入贵族的行列,这种贵族被称之为“勋格”,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这同在日本,京城的华族把明治维新(1868年—1889年)的功臣中成为华族的人称作“新家”,是一样的。当然,伪造家谱,自抬门第的人受到社会的鄙视。
(四)
像上述有谱的望族,儿女婚姻大事也需最靠谱。按理,望族当然是与望族通婚,而不与卑贱者结姻缘。可是例外也是有的。
清人赵翼(1727年—1814年)的《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提到,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触犯了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的女儿,并把这门婚事视为很大的荣誉。
正是因为贵族也不会长盛不衰,其衰败是常有之事。于是,与贵族的兴盛同时产生一大扭曲的现象便是财婚。就去搞今天所说的钱权婚姻。也就是贵族为追求财产,与地位低下的门第通婚。
财婚在北魏和北齐时期似乎特别显著,北魏的文成帝拓跋濬(440年—465年)曾明令禁止。北齐时,天子不得不把女儿下嫁给大臣,所以百官几乎都是一妻,而没有妾。据说,当时贵族们养育女儿的家训是嫉妒,其目的就是要妻子控制丈夫,不让丈夫纳妾,害怕一旦被男人看不起,会遭到其他女人的耻笑。
有个著名的“妒妇”便是隋朝开国皇后——文献独孤皇后独孤伽罗(544年—602年)。

(《独孤皇后》剧照)
据《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载,文献独孤皇后乃六朝末年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女,隋高祖杨坚未发迹前被独孤信看好。婚后二人还算感情融洽,杨坚发誓不生异母之子。皇后从一开始时堪称贤内助,屡有大义灭亲之举。但是,皇后性情特别妒忌,后宫妃嫔不敢接近高祖。大臣蔚迟炯孙女有美色,早在宫中。高祖在仁寿宫见后十分喜爱,因此得宠。皇后趁高祖听朝时,暗地里将她杀死。高祖因此大怒,竟然一个人单骑出走荒郊野外。幸亏两位大臣高颎、杨素及时追上,拦马苦谏。高祖长叹说:“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一直等到怒气稍解,半夜才还宫。
(五)
在那样的贵族时代,由于贵族制度的充分实施,从中也屡屡滋生弊端。
据史载,六朝的忠臣中几乎没有殉节的人。王朝更替之时,尽管有人对前朝表示同情,想要尽忠,可是几乎无人恪守节义,而不仕于后来朝廷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家门第看得最为重要。当时,不是门第高的人当天子,而是有武装实力的人做天子。而豪门总是豪门,他与天子和官位没有关系,因此,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考虑为天子尽忠。
所以,高官是根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因而不必对天子充满感激之情。这些现象是国家组织中的一大缺陷,它成为削弱国家统一力量的原因。这一点或许正是六朝贵族社会即便充分地实现了其目标,也无法摆脱掉的政治“魔咒”。
另一个显著的弊端是,贵族门第很高,做的都是大官,他们自然不适合承担实际政治中的细小琐碎的事务工作。同时,他们胸无大志,根本不想要全力展示自己的才华,通过辛勤劳动,取信于天子,从而得到更高的官职。
于是,天子不得不把实际政治中的政务委任给出身门第较低的人。然而,出身门第低下的人总是想取信于天子,培植个人势力,企图再往上爬,因此会努力发挥个人的才能,并且为之奋斗不息。

当贵族式的文化生活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后,学问在社会上是受到极大追捧的,所以就涌现出许多学者。南齐的武帝,梁的武帝这两代都是学者出身的天子。创业的天子出身学者,这在古代中国是很少见的,而广大学者文人最大的政治理想只是“学而优则仕”。
梁武帝在南齐做官时就是博士(与现在的博士是不一样的),却不是贵族。这些天子深知,贵族做学问只懂得读书,而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的人是很少的,因此操作现实政治的自然便由出身微贱的人来担当。当这些人取得成功后,周围的势力就会向他们聚拢,进而迅速形成一个个权贵的圈子。
六朝时期,这样的成功人士有凌驾于贵族之上的权力。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反而有贪权弄权的倾向。上述情形多发生在南朝,北朝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地方官。
一般来说,贵族没有诸如收受贿赂强烈的欲望。身份低下的人一旦有了势力,物欲很容易就会膨胀起来。天子不是贵族出身,无法把贵族作为心腹,而从身份较低的人中选出的人却很能干,并且可以信赖,然而,这些人最终还是去干坏事。这是在贵族政治的反面生结的“毒瘤”,后世可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