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创作与符合“实际”之间的“度”到底是什么？_风闻

一个完全的门外汉的疑问，想听听大家的讨论。作为影视创作，或者说广义的文艺创作来说，现在无论什么样的作品都越来越多的开始讨论“符合历史史实”，“符合原著”，“符合现实”。那么不妨宽泛的讨论一下，影视创作与实际世界之间的“度”到底是什么？文艺创作的美学成就到底是主观决定的还是客观决定的？到底是“胡编乱造”成就好的作品还是“按图索骥”成就好的作品？

比如说，当一部文艺作品以某个实际的历史人物作为主角来创作的时候，到底应该在什么“度”上符合这个人物本身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评价？

当一部文艺作品以某个实际的社会事件作为主要情节来创作的时候，到底应该在什么“度”上符合这个事件本身的客观现实和大众评价？

当一部科幻作品以某个幻想的背景或技术突破为主要灵感来创作的时候，到底应该在什么“度”上符合这个科学原理的现实局限和大众理解？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好的文艺？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另一个问题说起。

假如现在我给你一部匈牙利电影，让你来评价这部电影的好坏，你会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呢？

显然，你大概率对匈牙利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于这个电影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也不甚了解。你只能针对这部电影本身所讲的故事，以及这部电影的表现手法、艺术特点等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在不了解这部作品的情况下，你的所有的评价都必须也只能针对这部影片的“内部文本”进行解读。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简言之，普通观众在观赏一部影视作品的时候，是无需关注这部作品本身所对应的历史或者社会现实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恐怕每个人都要仔细学一遍世界国别史才可能去看国外的电影了。

那么，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在不了解一个电影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的前提下去欣赏一部作品，那么要用“是否符合史实”、“符合原著”之类的理由，去批评乃至否定一部作品的文本价值，显然就是没有意义的了。

这其实也是很多电影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到差异化评价的原因。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西影厂的一位导演曾经给我们上过一学期的课，其中提到了路遥的《人生》。他讲到，路遥的《人生》一发表，就获得了第一届中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人生》被改编成了电影，由西影厂的厂长、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天明亲自执导，而这部电影也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后来，国内要征集电影参加国际电影节，国内的评论家基本都把《人生》列进了推荐的名单里，认为其必将在国际上斩获很多奖项。但令人意外的是，《人生》送到国外参赛，非但没有获奖，而且反响平平。

这位导演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觉得，就算《人生》获不了奖，也不该是这个评价啊。于是，他去四处打听了一下，问评委和观众对《人生》的看法。

结果，很多评委和观众直接问了他们一个此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户口是啥？

因为《人生》这个小说叙事的大背景，就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可西欧的电影人是真不了解啥是城乡二元结构，也不知道啥是户口。这么一来，《人生》这样一部在中国饱受赞誉的现实主义作品，到了国外也就黯然失色了。

而反过来，很多在中国饱受批评的作品，到了国外反而可能很受欢迎。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英雄》。当年《英雄》在国内上映的时候，中国的评论者们普遍以“篡改历史”、“洗白暴君”等理由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直到今天，《英雄》仍然是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榜的第一名（如果不把《卧虎藏龙》看作是中国电影的话）。

海外观众如此喜欢《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英雄》的历史背景，也不知道中国历史和主流文化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他们所关心的是故事、画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观众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问题反而不成为问题，而《英雄》里宣扬的“和平”观反倒是更对国外观众的胃口。因此，也就出现了《英雄》在海外电影网站的评分还要比国内高出不少的原因。

所以，从根本上讲，所谓的影视创作与现实的“度”问题，更多取决于观众对于事实本身是否了解。比如，我要拍一部戚继光抗倭，那么在这里，戚继光这一部分的情节当然要尽量贴合史实，就算改编也不能太出格，因为中国观众相对熟悉。可到了倭寇那部分，那就真是你怎么编都行了。只要是能在着装上体现出这是日本人，那么你就算把胡编出一本日本战国史出来，观众也基本不会较真。

那么说，这是不是说只要影视作品只要顾及内部的叙事就可以，完全不必管“贴合事实”这些方面呢？其实也并不然。因为，影视产品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其本身具有艺术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而作为文化商品的影视产品，又天然的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这意味着，影视作品创作的自由度——尤其是普通商业电影创作的自由度——其实是被限制的。在这个角度上，影视作品与事实的关系实际上是浮动的——或者说是“双标”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大众可以接受改编的部分，你可以改，但在大众不能接受的部分，你就不能改。

对于这事，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有过总结：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天下已经事先给纣王定性为了“恶人”，所以后来的人就会把所有的脏事乃至于想象出来的脏事归到纣王身上。如果从事实的角度说，纣王身上的很多恶事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老百姓已经认为纣王是个恶人了，你非要按照那些“事实”拍反而容易被人认为是“洗白”。

类似的，比如编乾隆时期的作品，不管啥坏事，你就都往和珅身上编就行了。把和珅写的太好，反而才是问题。

而反过来呢，比如印度的很多抗中神剧，基本讲的都是神威无敌的印度军队如何在1962年英勇奋战，击退了数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的进攻——这显然也不是事实，但你架不住印度老百姓他就是爱看。要是有个印度导演真按照事实拍一遍，说不定还会被认为是“印奸”。

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大众艺术作品创作的基本原则，即偏离事实本身不是问题，但不能与主流舆论或者观众的主流观点相悖。甚至，有的时候你就算拍的真是事实，也没啥用——比如，我现在拍一个某青年大学毕业后白手起家，成功融资创业，然后迅速身价过亿，成为行业新贵。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存不存在呢？肯定是存在的。就算是稀少，但不能说没有。可如果我真要把这个故事拍出来，估计就会被人骂——因为主流舆论是大环境不好，人人活得都难，获得轻松的都是二代。你突然来一部这样的作品，即便你拍的都是事实，但与主流舆论违背，被骂也是必然的。

这个下面有位答主说得很好，“所谓度，就是对公众的认知和理解的预判”。因此上说，做自媒体也好，写网文、拍影视剧也好，大多数时候，洞悉粉丝和观众的情绪，然后顺着他们的情绪去写去拍，既安全还赚钱。

至于“到底什么决定了好的文艺”，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很难在这样一篇回答里做出解释。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实”并不是决定作品本身好坏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原本孤身行万里、遍历数十国的玄奘法师，在《西游记》里形象被严重扭曲，《西游记》却还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对于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来说，如何能把握好这个“度”，则就是考验作者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