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打脸的“末日”谣言，为何依旧有人深信不疑？_风闻

每年网络上都会充斥着各种关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息，有的以预言的模式呈现，像是巴巴万加的预言、2062 未来人的“诚心”提醒，有的则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展现，像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太阳风暴将席卷地球造成毁灭性灾难”……

你有没有好奇过，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末日谣言呢？又为什么“末日论”每年都会自行打脸，却依然有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成为了“世界末日论”的忠实粉丝呢？

认知失调

造就了我们轻信“世界末日”？

虽然解释人们容易轻信与传播这类骇人听闻言论的外在原因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其实还是受到了我们的一种奇特心理——**“认知失调”**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在上世纪 60 年代首次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

它的核心观点是当人们现有的认知与另一种新接收到的信息发生冲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矛盾和紧张感，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开始。

为了减少这种不适感对心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往往会选择改变或扭曲早已形成观念，使认知、感受、行动保持一致进而到达心理上的平衡。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认知失调理论与末日谣言的故事。

费斯廷格曾经对 1934 年在印度发生的一场大地震进行过观察。他发现在这场可怕灾难发生后，各式各样的谣言开始在印度民间疯传，尤其是在没有受灾的地区，像是“印度将会发生更大的地震”“受灾地区的范围将会继续扩大”“更严重的灾难即将到来”等等。

你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远离灾区的民众，明明没有受到影响又为什么要编造或散播这些加深恐慌的谣言来危言耸听呢？

费斯廷格解释道，传播骇人听闻言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不安，而是为自身已经产生的不安进行心理上的辩护，从而缓解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适。

人们都知道地震的可怕，所以当其他地区出现地震后，即使他们知道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还会有灾难继续发生，但依然会对已经发生的灾难产生一种焦虑与恐惧的情绪，生怕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

当一件事情和自己已有的认知产生冲突时，人类并不会根据科学事实改变从前的想法，而是会选择扭曲事实，来缓解自己想法中的矛盾之处，就如同案例中的印度群众一样，开始传播、相信各种与灾难相关的谣言，以证明他们的焦虑与害怕是事出有因，而不是杞人忧天，进而降低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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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倾向于为产生的每个情绪、发生的每件事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当我们在媒体、新闻中看到最近世界上某地出现天灾人祸时，潜意识中也会同样产生一种焦虑和恐惧情绪，感到烦躁或不安。而如果此时我们又恰巧在网络中看到了有关“世界末日”的信息，它的出现就会帮助我们内心找到一条对未来不确定与不安感的出路，成为心灵上的依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容易轻信末日言论的原因之一。

明明总是等不到“世界末日”

人们却为何依旧坚信呢？

在费斯廷格 1956 年的著作《当预言失灵》中，他与两位同事秘密加入、观察了一个小型的 UFO 末日宗教组织。该组织的核心主义认为世界会在 1954 年 12 月 21 日毁灭，只有最忠诚的信徒才会被外星人解救。

而在当天晚上所有的信徒都聚在领袖的房屋中，闭上眼睛虔诚的祈祷，等待世界毁灭和劫后余生。但到了凌晨十二点，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非常安静。又过了十分钟，终于有人开口了，只不过是试图解释：“或许是房间里的时钟错了应该再等等。”又过了很久，当所有人都确定时间早就过了，这时又有人解释道：“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个时区，我们应该再等等。”

结果信徒们一直等到了早上，外星人还是没有来。组织的领袖说道：“她感受到了召唤，需要去房间里接受启示。”出来后，她告诉所有信徒：“因为你们虔诚的祷告人类得到了拯救，地球也不会被毁灭了。”这种极为牵强的解释，居然得到了在场信徒们的一致好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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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解释道，“末日预言”预期的落空会进一步增加认知间的失调，这使大多数没有心理准备的信徒感到措手不及，为了减缓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与不适，即使明知是假的，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转而接受新的讯息。

回到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迎接“末日”的一次次落空，会让我们的理性慢慢占据主导地位，告诉我们要学会接受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和压力，那些所谓的“世界末日”只不过是逃避当下生活的一种借口。

然而，就像故事中这些“UFO 末日信徒”一样，预期的落空代表着我们需要接受被骗的事实，继续面对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付出更多心理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感性会又一次地压过理性，进而开始寻找下一个可以用来缓解不安感的末日言论，这就造成了不管“狼”来了多少次，不少人依旧沉醉于末日谣言中无法自拔的现象。

参考文献

[1]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Festinger, L. (1959). Some attitudinal consequences of forced decisions. Acta Psychologica, 15, 389-390.

[3]Friedman RA. (2020). Why humans are vulnerabl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ps.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ps.202000348

策划制作

作者丨苏逸 全国心理服务基层协作网融媒体发展中心副主任 心理治疗师

审核丨樊春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王葵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策划｜徐来

责编丨杨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