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金属的国运战: 欧洲教训给中国一记重重提醒｜文化纵横_风闻

【导读】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关键矿产之争浮出水面，例如近期印度就宣布计划禁止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出口。事实上，从军事国防到消费电子，再到新能源转型的设施设备，稀有金属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关键，一个“稀有金属时代”已然到来。而稀有金属供应链，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点关注领域。

本文梳理稀有金属应用和储备的发展历程，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大国竞赛之后，稀有金属在军事国防、航空航天等领域大放异彩，各主要国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供应链和储备体系。前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大量抛售其稀有金属储备，导致该领域变成运维成本高昂的“烫手山芋”，各国将供应链安全责任转移给工业企业，希望由“全球市场”进行保障。

然而，传统大宗商品的市场规律并不适用于稀有金属，以致大量风险无法化解：该领域的需求和供给规模相对过小，并且环节众多，很多时候，断供并不能通过加价来解决。稀有金属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于：（1）金属回收行业的迅速增长可能无形中阻碍稀有金属的提取；（2）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让资源出口国不断改变立场；（3）涉及稀有金属的提取、加工和运输的物流面临多种风险。

对此，本文指出，为加强产业弹性和确保国家安全，建立全面的稀有金属国家战略储备是关键一步。相比中、美、日、韩等主要工业国早早地建立起战略储备机制，欧洲却相对滞后。作者认为，更具产业和技术自主性的法国，可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以有效加强欧洲工业韧性。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关键产业与关键资源之变”系列之一，编译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于2022年5月发布的战略报告，原题为《迈向“金属时代”：建立稀有金属战略储存体系，强化工业韧性》（Vers une ère métallisée : renforcer la résilience des industries par un mécanisme de stockage stratégique de métaux rares）。**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30期  总第135期

迈向“金属时代”：

建立稀有金属战略储存体系

强化工业韧性

**▍**引言

能源和数字化转型，将彻底改变人类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从广义上讲，我们将不得不额外增加与当前化石能源消耗相当的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来采购金属和其他材料，用于打造未来新能源时代生产和储能设备所需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

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机构（IEA）最近的研究表明，同样是发电1千瓦时（kWh），新能源模式所需的金属（尤其是稀有金属）远远超过传统火力发电。此外，电力储存、汽车电池和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也会消耗大量战略金属或稀有金属。

相比中美的提早布局，欧洲似乎很晚才认识到自身金属供应链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几十年来，西方工业曾通过“全球化”体系获益颇丰；然而，在遭遇疫情冲击等影响时，他们终于发现自身供应链韧性的严重不足。近年来，关键金属价格波动加剧并大幅上扬，仿佛当年“石油危机”的重现。

随着我们迈入一个全新的“金属时代”，稀有金属供应链，将成为欧洲工业、经济和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文发表截图）

（译者注：稀有金属主要指那些在自然界中含量较小、分布稀散或难以从原料中提取以及研究和使用较晚的金属。比较常用的有钨、钼、锡、锑、钴、锂、铟、铋、锗、镓、钽、铌、锆、铪和稀土等。稀有金属元素具有“少、小、精、广”的特点，由于其耐高温、抗腐蚀、强度高，以及高电导和高热导等特殊物理、化学性能，在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防科技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稀有金属：用猎奇物质到战略资源

（一）诞生初期：跟随军事与战争，起伏兴衰

稀有金属（les métaux rares）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钴于1735年首次被发现）。此后，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瑞典为争夺稀有金属的发现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也直接反映对各种元素命名权的争夺上。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这些新发现的稀有元素却只存在于粉末和溶液中，作为18和19世纪欧洲贵族们所钟爱的奇珍异宝。

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军用钢材中首次加入钼元素（译者注：在同等强度下，钼的密度只有钨的一半，因而钼替代钨，在特种钢材制造中得到应用）。此后在1923年，人们发现最后一种具有稳定同位素的金属：铼，它如今广泛出现在航空领域的发动机制造环节中。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曼哈顿计划首次大批量应用稀有金属元素。此外，同时代的雷达、火箭、计算机和喷气发动机将稀有金属的应用推向了新的高度。此后，冷战引发更大的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军工企业则几乎垄断了稀有金属的使用。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解体对稀有金属格局产生了两大影响：（1）第三次世界大战风险不再，西方国家的军事预算急剧下降，俄罗斯和前东欧集团的军事预算也降到最低点；（2）20世纪90 年代，前苏联集团国家经济崩溃，促使它们大量抛售之前囤积的关键金属。

大量的供给，导致这些金属价格暴跌，而苏联军事威胁消失，也促使西方调整战略储备。一时间，这些原本的战略储备，变成维护成本高昂但却无用武之地的“库存压力”。

冷战期间，随着半导体的出现，固态电子技术也实现新的飞跃。在20世纪末，一系列变革汇聚在一起，恰好与电子消费品的出现不谋而合，也拉开稀有金属使用的全新时代。

（二）迈入新世纪：成为消费品，走入千家万户

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家中的稀有金属已不再“稀有”。它们不仅存在于我们日常接触的实体产品中，例如智能手机、汽车、计算机、家庭自动化、照明、光纤等，还支撑着各类基础性的现代服务，例如互联网和流媒体、云计算、低碳电力等。

5G的普及，也激发更多的物联网（IoT）设备、智能机器人和电动汽车需求，从而强化对各类金属的使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支撑未来绿色经济的可再生能源用电，其“含金属量”也相当高。

在人类的“双碳”转型之路上，一个巨大阻碍，就是对关键金属的巨量需求。很多人担心，为了摆脱对几大类化石能源的依赖，反而要管理起数十种金属的供应链，或许会得不偿失。

为此，一种“技术主义”的思路被提出来，即利用所掌握的每种元素的独特特性，不断优化各技术路线的效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可能开发出更多的稀有金属需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短短几年内，汽车从钢材和铝材制成的“金属壳子”，转变为“轮子上的智能手机”，这个过程就会用到大量稀有金属。

▍****“金属时代”的脆弱供应链

（一）两大风险：价格与可用性

一般认为，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供应链往往具备两大风险：价格风险和可用性风险，而稀有金属的问题相对更加复杂。

1.价格风险

对于大宗商品，各交易方往往使用多种远期金融工具（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套期保值（hedging），进而预测和应对价格风险。

当前，最广泛使用的是期货，它能够对金融市场（如伦敦金属商品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衍生品进行结算。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期货的价格相当于商品的价格加上到期复利，再加上套利成本（即储存商品的成本）。因此，期货价格与这些商品的现货价格比较接近，尤其是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此外，期权也是常用的套期保值工具。

然而，上述工具很难直接降低稀有金属的价格风险。相比贱金属和贵金属，稀有金属的交易量很小，为它们创造金融衍生工具的单位成本过高。如果选择通过远期合约进行套期保值，就会面对交易对手和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2.可用性风险

就短缺风险而言，基本金属和稀有金属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基本金属的年产量往往以百万吨（Mt）计，如铁矿石近20亿吨、铝4000万吨、铜2000万吨、镍200万吨等，而稀有金属的年产量为数千吨或更少，如钼30万吨、钴15万吨/年、铼50吨、钌25吨/年、铱8吨。

图1：世界初级金属平均产量（吨，2020-2021年）

注：黄色金属为贵金属，灰色金属为稀有金属，黑色金属为贱金属；资料来源：USGS、Techcet、CDMR。

稀有金属的可用性问题，即实际获得实物材料的能力，相对而言更为严峻。在基本金属领域，价格上涨，可以立即“创造”出大量供给，进而维持产业链运转；稀有金属领域则不同，就算出大手笔，也未必能保证实物供应，毕竟可能根本就没有材料可用。

因此，稀有金属的供应链非常脆弱，假设其与贱金属及贵金属适用相同的市场机制，简直是大错特错。

（二）独特的资源，脆弱的供应链

绝大多数稀有金属几乎都是作为贱金属或贵金属的副产品获得的。近三分之二的钼是铜矿的副产品，硒、碲和铼也是如此。铟完全来自锌矿，镓来自铝土矿，钌和铱来自铂矿。

图2：原生金属（灰色）和相关副产品（黑色）

资料来源：USGS、CDMR

从上可知，在基本金属领域（如铜），高回收率将限制这种金属的初级生产（如开矿），从而限制与之相关的副产品的初级生产。铜通过回收等方式进而二次生产，进而持续保障总产量的继续增长。与此同时，无论如何将稀有金属进行二次生产，其总量都会受到铜等基本金属开发的限制。

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基本金属的开采及稀有金属的供应可能会停滞甚至减少，供应链的脆弱性将愈发明显。

1.原产地依赖：国家间资源供应协议的局限性

鉴于当前稀有金属产能分布的不均衡，必然在某些领域会对他国的供给产生依赖。一般而言，国家间往往会签署关键金属的供应协议。例如，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投资需求，但也存在局限性：

美、俄企业在大多数矿业国家都已占有一席之地。

反殖民情绪。Serval和随后的Barkhane的运营中造成大量负面情绪，可能会使某些非洲国家对私人企业参与的矿业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愿产生怀疑。此外，许多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局不稳定风险。

资源民族主义：非洲国家对本国地下资源丰富性的认识正在提升，并且也有意愿向价值链上游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出口未经加工的重要原材料的欲望正下降。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最近对采矿法规的改革，以及津巴布韦禁止出口未经提炼的铂金。亚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尼西亚就对原材料出口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政策。

2.物流依赖：国际贸易各环节的问题

金属矿床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并不均匀。南非蕴藏铂，俄罗斯蕴藏钯，巴西蕴藏铌，安第斯国家蕴藏铜，印度尼西亚蕴藏锡，中国蕴藏稀土、铋或钨……

全球消费的金属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包含各种金属原材料的形式（如纯金属、金属氧化物、硫化物、铁合金、盐等），也可能是以加工成品或半成品的形式进口。这种情况也造成对物流特别是对海运的极端依赖。这种依赖性不仅体现在出发港和到达港，而且涉及旅程本身和所各阶段的漏洞，例如：

港口基础设施受限

基础设施遭到意外或蓄意破坏（海啸、地震、爆炸等）；

因卫生、海关或政治原因导致基础设施封锁；

内部原因造成的基础设施故障（罢工、劳动力短缺）；

外部原因（社会和政治动荡）导致的基础设施停摆。

海上航行及其各阶段的干扰：

关键过境点（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发生堵塞或事故；

风暴、海啸和自然事件；

海盗行为；

第三国袭击。

这些风险及其影响，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地震摧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西洋港口基础设施，它们的军事和商船队一举覆灭。这一事件导致伊比利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崩溃，为英国王室的出现及此后的称霸，铺平了道路。一个新近的例子，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全球疫情中，南非德班港也遭到严重破坏——德班港作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生产的钴的主要出口港，其封锁之后，导致全球钴价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也让各国必须为潜在的高强度冲突做好准备。战争不仅是现有武器装备的消耗和比拼，更是是对国防军工产业的重大考验。一方面，高规格的军用物品需要消耗大量稀有金属材料；另一方面，一旦战争爆发，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将暴露无疑。为此，针对稀有金属等关键领域建立一套战略储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有心无力的战略部署：欧盟供应链的韧性堪忧

（一）协调利益、行动与合作的难度惊人

如今，欧盟委员会展现出维护主权和保护工业基础的新雄心，这与过去几十年的开放和自由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欧盟委员会的回旋余地，仍然很小，矿业政策仍然是成员国的责任，委员会除了建议之外，很难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多个欧洲机构（如DG GROW、欧洲原材料工业协会和欧洲原材料联盟等）也打造出各种项目平台，促进研发机构与工业界之间的对话。然而，这些投资都是中期行动。

如今，欧洲已经提出一套针对稀有金属依赖问题的战略，但在各成员国的实际执行情况仍然参差不齐。一个让人咋舌的事实是：全球对金属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但欧洲却是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金属采矿产量下降的大洲。这种情况与欧洲大陆保持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雄心壮志根本不相称。

各国对稀有金属供应链的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欧盟仍有几个采矿国家，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小角色，例如波兰、瑞典、葡萄牙和芬兰。由于新喀里多尼亚刚刚确认加入法兰西共和国，法国也可以在纸面上宣称，自己仍然是采矿国。这些欧洲规模的“矿业强国”，各自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对外依附。

各国之间的差距还源于其雄心和工业定位。例如，法国的目标仍然是保持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领先地位，它离不开真正的稀有金属供应保障战略。相反，希腊和爱尔兰的需求则不那么迫切。与某些喜欢进口国防设备的国家不同，法国有着特殊的需求和强大的工业雄心，并且需要维持其国防工业基地的4000家制造商。

（二）国家矿山：缺乏对地下资源的了解

人们都希望从最好的技术中获益，但却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直接生活环境中，承担负面的外部效应。例如，面对2011年前后的稀土危机，法国成立战略金属委员会 （COMES），为应对依赖关键金属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2013年至2019年期间，法国共批准10项采矿勘探许可。如今，由于缺乏政治支持，这些许可证都已被放弃、过期或撤销，例如重新开放阿列日省萨劳（Salau en Ariège）钨矿的项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欧盟的采矿业在规模和时间上足以应对当前挑战。例如，如今的欧洲人对底土的金属潜力知之甚少，铁矿和煤矿开采活动结束后，地质分析和钻探工作也随之终止。

欧盟正在恢复对底土进行系统测绘的政策，以确定各种含金属的矿藏，这是恢复采矿的必要前提。这将涉及机载地球物理测量活动、实地工作、可能的钻探活动和预测方法等庞大的研发系统。然而，即使有了政治意愿和社会认可，欧洲所需的关键金属也只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被重新贴上“欧洲制造”的标签。

（三）都市矿业：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每个发达国家都不缺少金属：在运回亚洲或非洲的废弃产品和废料集装箱中，几乎全都含有金属。在这些“都市矿山”中，关键金属的存量相当可观，其金属含量甚至能够超过原生矿床。

回收利用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可以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关键金属的自给自足。从理论上讲，如果所有流程都能完美运行，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就万事大吉了。

但现实并非如此：回收利用始于分类和收集，降低这些阶段的损耗率至关重要却抓手有限。接下来是金属分离阶段：使用的金属数量越少，它们混合在一起的数量就越多，分离它们就越困难，越耗费能源，因此也就越昂贵。

从成本角度来看，分离和回收非常稀有的金属是可能的，金和铂族金属的回收利用也有经济可行性，但对于碲、铟、钽、铋、硒等元素等则无可行性。即使是铼，地球上最稀有的金属之一，也由于其目前的市场价格太低而无法被回收利用。

稀有金属的问题在于，它们在许多物品中的使用量很小，这使得它们无法回收利用，因为从其市场价格和初级生产来看，它们太昂贵、太耗能、太污染。铜的价格低廉，但用量大，可以回收利用；金的用量很小，但每公斤价值约为 50,000 欧元，也可以回收利用；然而，价格低廉、用量小的金属（碲和铋与金一样稀有，甚至更稀有，但是其每公斤价格分别只是68美元和8美元），往往并不能回收利用。

技术上的突破使所用材料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进一步加剧回收利用行业遇到的困难。回收链需要上游研究，然后是大量投资，如果待回收产品的流动中断，这些投资就无法摊销。在这方面，紧凑型荧光灯回收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短短几年内，这些灯泡已被LED 灯泡所取代，由于缺乏销路，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回收。

最后，部分回收战略的不利影响之一是，它本身可能无意中造成或至少加速某些稀有金属的短缺。此前已有介绍，能流通的稀有金属总量上限由贱金属开采的副产物决定，而庞大的贱金属回收产业往往会限制稀有金属的采矿生产。

**▍**从雄心到行动：迈向“金属时代”的法国举措

（一）冷战期间：原材料储备制度的建立

法国在1975年石油危机后建立了国家矿产资源储备（SNMPM），旨在为国家提供两个月的原材料（碳氢化合物和金属，主要是贱金属）供应。此后，法国又于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成立原材料储备银行（CFMP），目的是储存相当于最脆弱的原材料一年的消费量。

1985年，该机构的作用被重新定义，放弃了基本金属的储存，重点转向铁合金、贵金属和技术金属，特别是为了供应战争需要。1997年，由于苏联军事威胁消失和稀有金属价格下跌（特别是由于前苏联国家出售战略储备和削减军事预算），该机构在重大潜在财务损失的新形势下被迫解散。

当时，欧洲各国政府认为，今后确保关键金属的库存应该是各企业自己的责任。遗憾的是，私人企业由于专注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竞争，很快就忘记或忽视了这一点。直到2012年稀土危机爆发，各国国家终于意识到自己对金属的依赖成都。

与此同时，主要出口国开始设立并逐步减少相关配额，并最终建立了许可证制度。在此期间，原材料出口国也吸引大量外国制造商迁往本国，促成了工厂和技术诀窍的交流，帮助其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实现大幅提升。

（二）全球化时代：供应链管理移交到私营部门

直到最近，除少数极端情况外，稀有金属的供应链本不是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非常边缘化，从未在战略层面（采购部门之外）得到解决。然而，当供应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时，通常已为时已晚。

当前，工业已成为一场“流动的战争”：获取最稀缺资源不再仅仅某个产业内部的竞争；很多时候，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可能会开发一种新稀有金属应用场景，由于相关产品附加值较高，新的企业准备支付的价格也较高，这可能会快速导致某种金属的供应链枯竭。例如，钌在硬盘中的应用（2003年IBM推出Pixie Dust原型后）激增，导致用于飞机发动机的新一代镍超级合金却供给不足。碲化镉太阳能电池板也是如此，它取代了钢中碲的使用，使其更易于加工。简言之，稀有金属资源被新兴工业用途“虹吸”的风险不容忽视。

为此，企业也曾采取一些前瞻性的手段。那些最大、最富有、最清楚自己的弱点的企业，至少会与供应商远期签订合同（有固定价格或无固定价格），或者通过“流态化开采”的方式（译者注：金属矿山的流态化开采，指的是原位转化地下固体的金属矿资源，之后利用机械设备向地表运送液态或液固混合形式的矿物资源）。部分企业甚至会建立独立库存，直接保障自己和供应商的原材料安全。

此外，企业也会与专门的参与者建立回收链。在这个计划中，制造商提供要回收的材料，只支付回收服务的费用（从而使获得的金属价格与该金属的市场价格脱钩）。

相比之下，更多企业乃至国家在相关领域都是“不作为”的。主要原因有：（1）层层转包使组织无法意识到其依赖性的现实，进而淡化了自身的对冲责任；（2）对中小型组织和工贸企业来说，套期保值战略的成本可能超出它们的经济承受能力；（3）组织内部并不总是具备管理这类问题的技能，或者决策者并不一定会听取相关的专业意见。

（三）“瓦兰报告”：法国率先战略觉醒

长期以来，法国在原材料和能源转型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发出警告。法国地质和矿产研究局（BRGM）已就供应链脆弱性撰写了多份报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奥利维耶·维达尔（Olivier Vidal）甚至进行了建模，证明能源转型所需的金属远远超过现有产能和储量。

2015年大宗商品危机时，铑的价格为每盎司550美元（2020年为40,000美元），钌为每盎司50美元（2021年为850美元），钴为每磅10.5美元（2022年为39美元），钕为每公斤48.5美元（2022年为160美元），氧化钼为每磅4.5美元（2022年为19美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有对稀有金属感兴趣的人都警告说，这些低价代表着历史性的机遇。国家应该即时出手，廉价地重建起储备机制，并与面临财务压力的矿商签订流态化开采合同。此外，国家还应该建立投资基金，以更低的价格收购矿业公司的主要股份。要知道，当时世界铂金产量排名第三的隆明公司（Lonmin）被南非的西巴耶-斯蒂尔沃特（Sibanye-Stillwater）以2.85亿英镑的“骨折价”收购。

遗憾的是，在大宗商品熊市期间，有关部门始终对一种建议不闻不问。人们倾向于认为，价格变化的线性发展。而现实是，商品周期是众所周知、有据可查的：高价格、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利率上升、需求下降、产量上升、价格下降、投资不足、利率下降、供应下降、需求上升、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

多年来，欧洲各国一直任由绞索勒紧自己的脖子。直到2021年9月，法国工业部前主席菲利普·瓦兰（Philippe Varin）接到新一届政府的委托，着手确保法国工业的矿物原料供应，主要侧重于电池金属（镍、钴、锂）和永久磁铁（稀土）领域。

具体而言，瓦兰为政府选定了以下战略重点：

大力推动公私部门合作，设立相关基金，以投资于能源转型所需的战略金属。该基金的目标是通过收购股权，与能源转型价值链上游（采矿、精炼、初级加工、回收）的工业运营商签订长期供应合同，帮助确保法国和欧洲制造商的供应，并优先考虑电动汽车的上游部分。

与法国矿产和冶金战略委员会（CSF）密切合作，在地质和矿产研究局（BRGM） 建立关键金属观察站，汇集行业和政府的相应资源。

任命一名负责确保战略金属供应的部际代表，在工业界的密切参与下，协调政府各部门在执行所做决定方面的行动。

作为“电池加速战略”的一部分，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共同监督下，将制定一份技术路线图，供工业界和公共研究机构共享，用于下一代电池的金属研究。

将“负责任的采矿”概念转化为可认证的标准或品牌，与欧洲正在审议的电池法规保持一致。

基于以上工作（俗称“瓦兰报告”），法国政府打算在“法国2030”的投资计划框架内，进一步集中力量为战略工业部门提供关键原材料。该计划将调动10亿欧元预算（50%国家援助和50%股本金），通过各种手段加强金属供应链韧性。

**▍**下一步：建立创新的战略储备项目

如今，重提关键金属的战略储备问题势在必行。日本（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国营公司，JOGMEC）、韩国（韩国资源公司，KORES）、中国和美国（国防后勤局战略物资）都已经建立此类储备，并将继续扩大规模。

自然资源稀缺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采用的是公私混合方式，即国家负责利用自身资源维持相当于 18天消费量的金属储备，而产业界则负责补足余额，以实现相当于60天全国消费量的储备。

在欧洲，国家和企业的协同依然困难。尽管大型企业有能力独立制定保障其供应的战略，但大多数能源和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公司却缺乏这种能力。通过国家引导、公私合作的战略储备体系，能够为加强欧洲工业韧性提供有力保障。

这个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在重塑战略储备的同时，利用法国矿产储备委员会（CFMP）的经验来优化其功能。该项目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将“战略储备与采购中心”和一个“流通金属管理池”相结合。通过这两种机制，战略储备推动本地的金属回收供应链建设，实现更具可持续的产业结构。此外，基于“瓦兰报告”的建议，新成立的基金可以偶尔投资流态化采矿项目，以较低的价格获取长期的金属供应。

这样的项目因此可以作为法国乃至欧洲重建全面稀有金属生态系统所需的基础。对工业所需金属进行规范，将促进战略储备组织成为一个采购中心，并有助于许多中小企业通过更大的谈判能力降低其稀有金属采购成本。这种方法还将使行业与合作愿景中的合作伙伴共享稀有金属市场信息。此外，通过不断使用“先进先出”（First In First Out）方法对库存进行持续更新，可以确保储存的金属与工业不断变化的需求相匹配。

目前，该战略金属的储备点将设立在荷兰鹿特丹，这是欧洲金属进口的“大闸门”。此外，法国在勒阿弗尔（Le Havre）港将建立一个标准中心，以对整个欧洲的资源调度进行协调。就金属供应链的战略问题，法国学界和业界已有数十年积累，能够通过标准中心的平台进行教学、培训和运营的实践转化。

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保护和促进两种类型的利益：地缘安全和经济社会繁荣。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说过：“法国没有石油，但她有思想。”在20世纪，法国曾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随着我们迈向“金属时代”，法国也在通过新的项目和倡议，继续保障欧洲工业和经济活动的韧性。

金属种类繁多，它们的纯度、形态和规格的差异使其比石油世界更为广阔和复杂。因此，有必要寻求专业知识，以了解市场动态、技术创新并管理这些储备。这些储备需要积极管理，以不断适应工业需求，同时确保储存结构不成为国家的巨额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