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章：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_风闻

作者：何德章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

**摘  要：**汉代与周边民族对举时出现的“汉人”，因蕴含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称号。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北魏初年，出于否定“晋人”的需要，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至唐代，因应西域诸国在汉代以后长期将内地称为“汉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称唐民为“汉”，称周边各族为“蕃”。随着唐朝边疆的拓展，“蕃汉”使用日广，高、武时期以后，汉族族称定型。

**关键词：**汉族  华夏  族称  蕃汉  汉唐

一、汉族族称源起的学术讨论与疑义

今天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渊源于先秦华夏族，因秦汉长期政治统一与文化整合而成长定型，应无疑问。但“汉”在什么时代、出于什么原因作为族称著于政令并被广泛接受，在现有学术讨论中却存在疑义，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汉书》《后汉书》记录汉代历史，出现了“汉人”用例，也有将“汉”与匈奴等周边民族对举的史例，早期民族史著作据以认为“汉”作为族称始于汉代。如1934年印行的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接受章太炎1907年7月在《民报》第15号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观点，述汉族之得名：“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类似说法在其后民族史著作中较为普遍；近年又有新论，从各自角度予以申说。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在上述一般性概括基础上，开始认真梳理汉族族称源起问题，“汉”作为族称起于南北朝说异军突起。贾敬颜《“汉人”考》一文开其端，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汉人”语汇与所指对象，说明汉族是“历史过程中由多个民族汇合而成的”。对于“汉人”之称的来源，他举证史实，认为《后汉书》中的“汉人”，意为“汉朝之人”，“汉人之称来源于汉朝，但汉朝的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被称为秦人”。他认同清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详细举证《北齐书》中“汉人”等用例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 

随后，陈述《汉儿汉子说》一文对贾氏意见作了申说，进一步指出见于《汉书》《后汉书》的“大汉”、“汉家”、“汉人”、“汉民”等词汇中的“汉”，“均指国家，即国号。谓汉国的疆域，不含民族之义”。他在引述《北齐书》《北史》中有关“汉”作为人群称谓的材料后，又说：“自南北朝起，‘汉’字民族之义遂渐著。不论国号或族名，包括自称他称，必对外而其用广。南北朝以来，各族之间接触多，汉既声威远播，乐以汉人自称，同时也被称汉人。仍有自称曰夏曰华者，其中有的属于有意避讳。” 

陈连开在《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文中，同样认为《汉书》《后汉书》所见“汉人”、“汉民”之“汉”，指的是汉朝疆域，同时认为两汉时期“胡越”、“越汉”、“夷汉”对举，说明“汉”已初具族称含义；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既久居郡县与汉人杂处，成为统治民族以后，统治者称为‘中国皇帝’，当然必须共享‘中国’的称号……就民族称谓而论，按旧有习惯，他们不得居于‘中国人’行列。此种矛盾状况，使五胡的统治者大伤脑筋。他们起初称统治民族为‘国人’，编户齐民为‘赵人’（石勒），经过不断演化，终于逐渐明确，把原来称为‘中国人’的人们称为‘汉人’，他们的语言称为‘汉语’。于是，‘中国’的称号为各民族所共有”。基于这些判断，“汉”从政权称谓，变得越来越具有族称的意义，“这是边疆民族要求共有‘中国’称号的结果”。他在引证《南齐书·王融传》所见“汉人”及同书《魏虏传》相关史料后，推断说：“‘汉人’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贾敬颜、陈述、陈连开等关于汉族族称始于南北朝的新认识，被后来一些民族史论著接受。在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汉民族的形成”一节中，陈连开综合研究者的论述，作了如下概括： 

秦汉时期，郡县称为中国，郡县之民称为“中国人”，或仍沿先秦习惯称为“华夏”……西汉初，匈奴及西域各民族仍称郡县之民为“秦人”，

到西汉中晚期“汉人”取代秦人，主要是指“汉朝人”，久之也具有民族称谓的特征，于是又派生出“胡汉”、“越汉”、“夷汉”或“汉胡”、“汉越”、“汉夷”等对举称谓。及至汉家天下星移斗转，魏晋相继踵兴，郡县之民仍沿传统自称“中国人”、“华人”、“夏人”，而其它民族往往仍称之为“汉人”。朝代的更换，“汉人”作为族称的含义有明显发展；据现有资料，汉人作为民族名称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

这一对汉族族称源起与确定的概括，既接纳“汉”作为族称确定于南北朝的新说法，又包容“汉人”称谓形成于汉代的旧说，问题似乎就此得到完满解决。不过，陈连开将其原来推断“‘汉人’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改成“汉人作为民族名称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并没有举出新的切实证据。

关于汉族族称在南北朝确定的缘由，陈述推测是因为“汉既声威远播，乐以汉人自称”，史实表明，实际情形正好相反。陈连开认为是因为“边疆民族要求共有‘中国’称号”，从而“把原来称为‘中国人’的人们称为‘汉人’”，但究竟哪一个政权、在什么时期、何种背景下将“中国人”称作“汉人”，他并未深究。费孝通指出：“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这一理论性概括极具启发意义，为本文进一步讨论汉族族称问题提供了路径。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进一步讨论，在什么时期、何种背景下，被他者称为“汉”的人们，才乐于以之自称，汉族族称因而真正确定下来。 

二、魏晋十六国“汉人”的缺位与“晋人”的兴起

在汉代语境中，“汉”首先是指汉王朝，当汉王朝政治统一完全达成，在观念上齐、楚、燕、赵人等都认同于汉时，与匈奴等族群对举的“汉”，又具有族群称谓的意义。有关汉族形成于南北朝的论说，无论是认为十六国时期中原人乐以“汉”自称，还是将“汉”作为十六国统治者对中原人的他称，都基于一个共识：汉朝在政治上消亡之后，附着于汉朝从而具有族称意义的“汉”，仍在被使用且影响日益扩大，即所谓“朝代的更换，‘汉人’作为族称的含义有明显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汉”之族称形成于汉代一说的假定前提，新说、旧说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但这种先入为主的假定前提，事理上难以成立，史实上并无支持。 

从事理上说，先秦时依据语言、服饰、经济生活乃至心理差异，将“诸夏”与“夷狄”分别开来之后，“齐人”、“晋人”、“楚人”等政治性概念，便与“诸夏”有某种程度的重合。汉代长期统一基础上出现的“汉人”，地域上基本与“华夏”重合，可以互举，但并不能相互替代。随着政治变化，“汉人”复变为三国时期的“魏人”、“吴人”、“蜀人（汉人）”，至晋代而变为“晋人”；“华夏”作为有特定内涵的称谓则长期稳定，不因朝代改易等政治情形变化而变化。如诸葛亮“汉贼不两立”所宣示的，如果有人在三国魏、吴政权内犹自称“汉人”，或在晋代而自称“汉人”、“魏人”，只表明他本人政治态度，尤其是对改朝换代的态度，不免会有被杀的风险。也就是说，“汉”即便在汉代曾经用于与其他族群对举，从而具有族群称谓的意义，但所具有的强烈政治属性，却阻碍其在汉朝消亡之后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中国人”的族称。 

陈寿《三国志》中，未见汉朝消亡以后“汉”仍具族称意义的语例，常以“魏人”、“吴人”、“蜀人”指称三方，这三种人自然均源于汉代“汉人”，其族类均属华夏。蜀汉政权以汉正统自居，其境内政治语境中的“汉人”理当无处不在，《三国志》蜀志部分不见，应是陈寿作史时有意回避。是书《诸葛亮传》裴注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诸葛亮平南中，“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以求“夷、汉粗安”。“夷、汉”之“汉”，如《汉晋春秋》书名所示，政治意义显然优先于族称意义，习凿齿尊蜀汉是为说明东晋为华夏正统所在，并非要继承“汉人”称谓。 

西晋时期，民族问题日渐尖锐；至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更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遍检两晋十六国时期史料，不见“汉”被用作族称的语例，族称意义上的“晋”则乘势而兴。 

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讨论当时民族问题所使用的词汇，可以作为讨论基础。其文首称：“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承先秦以来民族观念，将居于“中国”的“诸夏”与“四夷”对立起来。其文又称，东汉初羌人徙居关中，“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这里“华人”与“汉人”具有重叠关系，“汉人”指的只是汉朝的情形。江统接下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请徙关中氐羌于陇右，以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在“中国”与“四夷”“壤断土隔，不相侵涉”的理想前提下，西晋时“华人”已经等同于“晋人”。 

《晋书》中“汉人”一词，除上引江统《徙戎论》中1条外，另有3例，均不能视为族称。卷15《地理志下》“交州日南郡象林县”条言： 

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

此条之“汉人”，只能理解为“汉朝人”或“汉代人”。卷95《艺术·佛图澄传》记十六国后赵因百姓竞相出家为僧，遂加以“料简”，著作郎王度奏称： 

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

此条首称“诸华”不应奉佛，在讲到“汉代”时称“汉人”，说到现实情况则称“赵人”，显然“汉人”、“赵人”均属相应朝代下的政治性概念，族类则为“诸华”。卷97《四夷·北狄·匈奴传》称： 

前汉末……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晋）武帝践祚后……复与晋人杂居。

本条提及“前汉”及汉末建安年间之事，两称“汉人”，至于晋代，则称“晋人”，“汉人”显然是时代称谓，而非族称。 

西晋时，“汉人”缺位，“晋人”则被广泛使用。晋武帝征兵陇右，实行时有困难，段灼建议：“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八王之乱中，久居塞内的匈奴贵族谋举兵反晋，刘宣等说：“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他们主张联络鲜卑、乌丸，“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对局势与传统更为熟悉的刘渊则认为，如果径以“复呼韩邪之业”相号召，“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在这一史例中，“晋人”作为“羌胡”及匈奴的对称，与“华夏”同义。虽然“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但昔日“汉人”，已然成为“晋人”。 

晋永嘉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活跃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原来的居民或向其他地区流徙，或于当地据险自保，留居者长期自称或他称均为“晋人”。匈奴汉政权灭亡之际，“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后赵时有人进言于石虎：“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淝水之战后，鲜卑秃发利鹿孤称王号，其部下建议：“今建大号，诚顺天心……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 

在民族矛盾尖锐的西晋末至十六国时期，目前史籍中尚未发现“胡汉”、“夷汉”、“戎汉”等词汇，“胡晋”、“夷晋”、“戎晋”之类的词汇在《晋书》中却比比皆是。“胡”、“夷”、“戎”与“晋”对称，根源于“华戎”、“夷夏”之别。学者可能会认为，汉代而后，“汉”作为族称意义渐著，南北朝时已经确定；今本《晋书》形成于唐代初年，其中“晋人”、“胡晋”等语汇中的“晋”，可能本作“汉”，唐初所修《晋书》似不足为据。史书用语改易确实常见，但如果唐人对两晋以降旧有《晋书》文本用语真作那样的改写，更能说明直到唐初，“汉”还只是朝代名称而非早已确定的族称，否则无法解释唐人为何会改写。 

西晋灭亡后长时期内，许多少数民族首领自认为是戎狄，甚至出于政治需要加以强调。羯人石勒从匈奴刘渊反晋，刘琨致信于他，认为“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并提出授石勒晋室官爵，“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石勒复信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石勒攻鲜卑段部于幽州，段文鸯率部“杀胡甚多”，石勒呼之：“大兄与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违愿，今日相见，何故复战？请释杖。”鲜卑段匹磾之所以与率“晋人”来奔的刘琨决裂，乃因其弟进言：“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构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氐人苻坚少时请读书，其祖父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及苻坚统一北方，谋灭东晋，其弟苻融谏阻：“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面对“华夷”之别的传统及西晋遗民仍旧称为“晋人”的尴尬局面，十六国一些政权统治者在实行民族分治的同时，试图以政权称号统括治下各种人群，以避免“华夷”或“胡晋”等对立性称呼，如后赵讳胡而称“赵人”，前秦时“秦人”也见使用。生活在动荡局面下的人们，因政权改变，时而为“晋人”、道“晋言”，时而为“秦人”、说“秦言”。释道安《阴持入经序》称：“有舍家开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译梵为晋，微显阐幽。”此序作于“潜遁晋山，孤居离众，幽处穷壑”时，即十六国后赵乱亡时道安在避乱中所作。其所撰《安公录序》云：“佛之著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此序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撰成，时道安所居之襄阳为东晋辖境。及前秦据襄阳，道安入居长安，所撰经序、经记，则例称“秦言”。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道安总结译经“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之说，其中，“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值得注意的是，安世高“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道安不称安世高译事为“译胡为汉”，其身在晋土便书“译胡为晋”，入前秦又称译事为“译胡为秦”，正说明他心中尚无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概念，当时并无族称意义上的“汉人”。 

总之，在魏晋乃至十六国时期相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汉”作为族称的史实。有关汉朝以后“汉”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族称的认识，以及十六国时华夏人因汉朝声威远被而乐以“汉”自称等说法，并无依据。具有族称意义的“晋人”在西晋时成为当时“中国人”的称谓，与“华夏”互称；至十六国时，北方华夏人群以“晋人”自称，与南方宣扬“北伐”旗帜的东晋政权遥相呼应，影响黄河流域局势。 

三、“中州名汉”：从“晋人”到“汉人”

如上节所论，魏晋不见“汉人”。唐初所撰《北齐书》中，出现6例“汉儿”。南北朝时，今日“儿子”一语当时常单作“息”字，且“儿”、“人”同音混用，“汉儿”亦可理解为“汉人”。但写作“汉儿”而非“汉人”，显然意在贬抑。此外，还有11例用“汉”来斥骂他人的史例；《北史》在记述东魏北齐史事时，又增加数例类似用法。在这些史实中，口称“汉儿”、以“汉”相骂者，皆是鲜卑或自视为鲜卑的人，他们口中的“汉儿”或“汉”，所指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或者“中华朝士”。相关史实，治北朝史者习知，常引以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证据，此不烦备举。 

前述贾敬颜《“汉人”考》等讨论汉族族称源起问题的论著，也是以《北齐书》上述史实为基础，进而发现《南齐书》中一二提及“汉人”的史料，将“汉”作为族称的时间确定在南北朝，或者更具体地定在北魏孝文帝时期。但这些史实中被他称或斥骂为“汉”的人们，是早已乐以自称，还是缘于强加曲指而未曾接受呢？对此不加讨论，仅据语例有无及偶见时间，便将汉族族称确定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未必妥当。《资治通鉴》记东魏时：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

“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此一史实，虽不见于《北齐书》与《北史》，但司马光必有所据。“鲜卑”与“汉民”对举，“汉民”等同于“华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对司马光所引此类史实自然十分熟悉，故于别处注云：“鲜卑谓中国人为汉。”但胡氏显然对这些史例能否说明南北朝时“中国人为汉”颇有疑惑，故他又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他将“汉人”真正成为“中国人”称谓的时间定为唐代，并指出至“国朝”即宋代亦然。 

隋代王劭著《齐志》记录北齐历史，“多记当时鄙言”，使当时流行的不少习语为后人所知，唐代刘知幾《史通·杂说中》对之盛赞并举例说： 

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

王劭《齐志》今已不存，经刘知幾转述可以确知，在刘知幾生活的时代，“汉”在习惯上只是对“中州”之人的称谓，仅据《北齐书》记录，尚不能“寻其本源”，“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在刘知幾看来，“中州”并不包含“关右”，将“中州”这一特定地域的人们称为“汉”，有特殊缘由。“汉”并非汉朝以后作为“中国人”族类称谓长期行用的结果，而是北朝历史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或许王劭《齐志》不仅记录相关史实，还对“中州名汉”的缘由有所解释。惜《齐志》早已不存，确实令人有“莫详所出”之叹。刘知幾在称赞王劭《齐志》录时人口语的史学价值时，还对其他几位史家进行批评：“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也就是说崔鸿（字彦鸾）的《十六国春秋》、魏收（字伯起）的《魏书》、李百药（字重规）的《北齐书》及令狐德棻的《周书》，因为“隐讳”、“文饰”，未能反映鲜卑等族习俗及语言状况，包括“中州名汉”的缘由。要了解汉族族称形成真相，仍须对“中州名汉”出现时间、涉及地域加以索解。 

《北齐书》所记录将“华人”蔑称为“汉”的史实，最早发生在北魏末年。今本《魏书》撰写义例由李彪在孝文帝改革时确定，复经北齐初年魏收改定，为证明北方政权才是华夏正宗，蔑称东晋南朝为“岛夷”，将北魏时代鲜卑旧习删削殆尽。《魏书》虽也记录东魏时期历史，并无鲜卑武人蔑称他人为“汉”的记载，但仍然保存了一个将“汉”作为族称的史例，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州名汉”的原因。该书《释老志》记录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发布的废佛诏书，其中说： 

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

“前世汉人”有别于“今世汉人”，说明诏书发布当时，确有一批人被称为“汉人”。“汉人”在此诏语境中具有族群称谓意义，而非仅指“汉朝人”，否则“前世”这一时间用语便属画蛇添足。 

诏书提到的吕伯强，其人事迹不详，刘元真则有迹可循。《高僧传·晋剡东仰山竺法潜传》载传主乃“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故孙绰赞曰：‘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同传还谓东晋初年佛学大师支遁致书高丽道人，称赏竺法潜，特地说明竺法潜为“中州刘公之弟子”。“中州刘元真”可以判定生活在两晋之际。刘元真为“中州”之“晋人”，废佛诏书却称他为“前世”之“汉人”，不仅为“中州名汉”提供绝佳史证，而且透露“中州”人被称为“汉人”远早于孝文帝时，目的正是要否定他们先前拥有的“晋人”称谓。 

如上节所述，十六国时期，处于动乱中的中原人自称、他称为“晋人”。北方的“晋人”与南方的东晋政权遥相呼应，给各族政权的统治造成很大麻烦，因而有匈奴及羯人政权的民族分治政策，有后赵石虎“苦役晋人”之举，有前秦统治者因东晋“正朔相承”而自惭形秽。随着少数民族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求，“晋人”称谓势必要被否定。这一转变出现在北魏初年。 

北魏初期历史与十六国后期历史重叠，其前身鲜卑代国名义上由西晋愍帝封授，在拓跋政权由部落联盟体制向中原传统政权转型过程中，“晋人”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北魏初年攻灭后燕、进占河北后，不但面临北方仍心存晋室的“晋人”，而且依然被南方东晋政权视为晋室附庸。如东晋方镇长官致信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竟称已是皇帝的拓跋珪为“贤兄”。这促使拓跋政权改定国号为魏，以曹魏代汉之年为北魏史书纪元之始，以此否定东晋政权合法性。“晋”既不合法，“晋人”称谓也就必须否定。 

废佛诏书基本可以判定是由攻诋佛教最激烈的崔浩所撰。《魏书·崔浩传》中一处记载，可以进一步说明“汉人”的行用，目的是要否定两晋十六国以来流行的“晋人”称谓。传称：“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四库本卷末考证云：“按《急就篇》有‘冯汉强’，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强’。”检传世《急就章》，其中有“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一句。然“冯汉强”，唐代日本来华高僧空海所临晋人写本《急就章》（今藏日本香川县萩原寺）书作“冯晋强”。高二适以为空海所临晋本“或即钟繇所书之本”。但钟繇生于汉末，卒于三国魏初，与晋代无涉，无改“汉强”作“晋强”之理。 

《急就章》据称为汉黄门令史游所创，为草书体，草书名家曹魏钟繇、西晋索靖均有写本传于后世，不过索靖后来居上，远胜时辈。十六国北朝，崔、卢二氏以书法著名，崔氏主法卫瓘，卢氏首承钟繇，草书一体却“俱习索靖之草”。崔浩摹写的草书体《急就章》稿本，自然也是索靖写本。《急就章》作为当时童蒙习字课本，社会影响很大。索靖为西晋人，晋禅魏而治，政治上无须讳言“汉强”，其书《急就章》改“汉强”作“晋强”，说明他认同于政治属性的“晋人”，心中无“汉人”为族类的意识。时移世易，崔浩摹写从之，则犯时讳。若崔浩摹写之本原作“汉强”，正说明当时“汉”已被用作族群称谓，汉朝去北魏已远，构不成现实威胁，本来无须避讳。 

总之，北魏初年，北方百余年来活跃之“晋人”，必须改变称谓。北魏前期，鲜卑统治者确有改其他族群称谓以示贬抑的习惯。柔然雄于漠北草原，为北魏大患，太武帝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鲜卑慕容部以“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释“慕容”之得名，北魏灭后燕之后，鲜卑慕容部人被称为“徒何”。源出匈奴的刘卫辰部，被冠以“铁弗”之号，以示其乃“胡父鲜卑母”后代；刘卫辰后人勃勃建立大夏，以帝王“徽赫实与天连”，自称赫连氏，北魏明元帝却将其名改译成“屈丐”，以示“卑下”之意。这是“晋人”被强改称谓的背景。 

拓跋鲜卑早在西晋末于塞北活动并接触中原文明之初，即有尊华夏始祖黄帝为本民族先祖的意图。拓跋珪创建北魏，正式称皇帝，下诏称自己是在“诸华乏主”的情况下即位为华夏帝王的，将本族起源远溯至黄帝少子昌意。这当然只是政治宣传，并不能立即消除北方存在的民族隔阂与差异。太武帝拓跋焘虽在北方统一后改元太平真君，意图接受崔浩意见，将自己打扮成承续儒教道统的华夏圣君；十多年后，其致信宋文帝刘义隆时，却以自己是马背上的鲜卑人而自豪。拓跋鲜卑自称华夏，但语言、习俗与中原人差异太大，现实需要摒弃“晋人”称谓，又不可径称之为“华人”，凸显鲜卑为异类。 

民族差异还使北魏前期难以出现统一的“魏人”称呼，从而消除“晋人”存在。北魏前期，国号“代”、“魏”两存，拓跋鲜卑及附属部落族众被称为“国人”，其语言被称为“国语”。拓跋焘曾致信与北魏作战的刘宋将领：“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被统治的“晋人”，与氐、羌、丁零、并州山胡一样，自然不能入“国人”而享有“代人”或“魏人”身份。 

北魏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徒何”即刚刚被攻灭的后燕慕容部鲜卑族众，而“山东六州民吏”的主体，无疑是原后燕统治下的华夏人或“晋人”。“山东六州民吏”一部分被作为“新民”迁到平城畿内，置于严密管制之下，更多则渡河南逃，也有不少随慕容残部渡河南迁青齐或退守辽西，留居原地者长期视入平城为畏途，不愿与北魏政权合作。对与北魏国家呈对立态势的“东州之人”，政治上的缘故不能称之为“燕人”或“晋人”，魏之国号既与否定晋之正统相关，而魏之前为汉，称之为“汉人”，便顺理成章。《魏书》中“晋人”一词有11例，稽考各例涉及时间，无一例北魏建都平城之后的史实。也就是说，北魏建国后，曾给十六国政权造成过困扰、为拓跋鲜卑所倚重的“晋人”突然消失了，无疑是北魏初年“晋人”改称“汉人”的证据。太武帝时，崔浩在所撰北魏当代史中，杜撰出拓跋各部源于李陵及其部属的说法，其本意大概是试图弥合鲜卑统治者与治下“汉人”之间的冲突。 

“汉人”本非骂人之语，由于北魏建立后较长时间内只能仰仗鲜卑骑兵对“山东”各州实行武力震慑，以情理推之，北魏前期作为统治核心的鲜卑武人辱骂统治下的百姓，与东魏北齐鲜卑化勋贵斥骂中原士人为“狗汉”、“头钱价汉”的情形，当无不同；《魏书》“务存隐讳”，不予记录而已，只是在抄录废佛诏书原文时，留下了北魏前期存在“汉人”的踪迹。 

天兴元年所见之“山东六州”，研究者据北魏初年行政区划，或指实为后燕所辖之司、冀、幽、平、并、雍六州，或指实为北魏初年之冀、安、幽、徐、并、雍六州。但北魏前期都平城，“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山东六州”自然不包括太行山以西的并、雍二州。拓跋珪兵出太行灭燕之前，已据有并州，灭燕回军时所徙“山东六州”人，也不当有并州。事实上，“六州”一语早已有之。十六国前期，鲜卑前燕与氐人前秦东西对峙，安定朝那人皇甫真在燕官高位显，其兄、侄“并显关西”，他严词拒绝前秦密使拉拢，苻坚对此大为赞赏：“以六州之地，岂无智识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关西多君子矣。”即以“六州之地”指称前燕境土，其所称“六州”，自然不是后燕或者后来北魏的行政区划，而是西晋时的政区。《资治通鉴》摘引苻坚此语，胡三省注“六州”为幽、并、冀、司、兖、豫。所持即为西晋行政区划，但其中有并州，仍为不妥。《晋书·苻坚载记上》以“东平六州”记前秦灭燕之举，灭燕之后，又以王猛为“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镇守邺城。苻融反对灭前燕之后将鲜卑慕容部人徙置于长安周围，说：“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前燕所占据的“六州”、苻坚口中相对于“关西”的“六州之地”、王猛镇守的“关东六州”，以及北魏初年之“山东六州”，所指都只能是西晋时所置的冀、司、兖、豫、幽、平六州，正是“中州名汉、关右称羌”中狭义的“中州”，大体指北魏初灭后燕所获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史载“后魏”曾在今宁夏永宁置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北魏太武帝后期曾在弘静镇附近的薄骨律等镇屯田，积谷转运补充北边沃野等镇，弘静镇之置当在太武帝时。北魏前期，平城畿内四边置关，畿内亦称“关内”。“徙关东汉人”，大致反映了当时河北人被称为“汉人”的事实。 

北魏初年改称“山东六州民吏”或者说“中州”人为“汉人”，《魏书》隐晦其事，在南朝史书中却有所反映。《南齐书·魏虏传》记北魏史事，称北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虏语”自然是鲜卑语，亦即北魏前期的“国语”。北魏天兴四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代人”即鲜卑人，译令史从事鲜卑语与“汉语”的对译，说明“汉人”称谓出现于北魏初年。《南齐书·魏虏传》还称：“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引者注）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据《魏书·皇后传》，拓跋焘生母杜氏为魏郡邺县人，正在“山东六州”或“中州”的核心地区。 

《宋书·周朗传》记其在刘宋孝武帝初年上书议论时政，建议将淮河以北居民迁徙到淮河以南，以加强对北防御，并说： 

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若谓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来从，我之愿也。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既华得坐实，戎空自远，其为来，利固善也……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归国家矣。诚如此，则徐、齐终逼，亦不可守。

周朗将“胡”、“狄”、“山东杂汉”与“华”并举，且各自所在地域有别。“胡”、“狄”指的是北魏居于统治地位的鲜卑人；“华”即周朗所称的“我”、“国家”，为刘宋境内以华夏正宗自居者；“山东杂汉”属于非“胡”非“华”的特殊人群。在周朗看来，即便北魏这一“胡”人政权灭亡，属于“华”的刘宋也不可能进据“中州”之地，乘势兴起的只能是“中州”或者说“山东”的“杂汉”。“山东”或“中州”的“杂汉”能进逼“历下、泗间”，亦即淮北徐、齐之地，说明被周朗蔑称为“杂汉”的人，并不包括当时处于今黄淮间及山东一带的居民。“山东杂汉”所在地区，正与前述北魏初年“山东六州”地域重合。 

《南齐书·王融传》载，南齐永明间，当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魏遣使通齐，求“国之副书”，王融主张答应其请，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语中“汉人”，正是陈连开判断“‘汉人’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在北魏孝文帝时的证据。有太武帝废佛诏书中的“汉人”，有刘宋周朗所说“山东杂汉”，陈氏说法已难成立。王融认为北魏若通过“借书”实现文化转变，则南方无须动用武力即可收统一之效： 

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王融将北魏统治的黄河流域称为“三秦”、“六汉”。“三秦”无疑指关右，而“六汉”古今辞书未见收录，究竟何所指，值得探究。王融此段文字，用典所据为刘秀以更始政权司隶校尉身份入长安“整修宫府”，复“持节”入河北“镇慰州郡”两事。前一事对应“三秦”，后一事对应“六汉”。“六汉”应是王融自创之“今典”，合理解释只能是“六州”之“汉”。王融南人，不可能熟悉并认可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并以之作为典故，“六州”即西晋政区之“关东六州”，亦即北魏初年所徙民时之“山东六州”；“汉”即北魏对“山东六州”华夏人的新称谓。“六汉”即周朗口中的“山东杂汉”，也即刘知幾所说的“中州名汉”。 

北魏初年，在“中州名汉”的同时，“关右称羌”。其后灭北凉有“平凉民”，

定三齐有“平齐民”，强制性的“汉人”称谓并没有因为统治区域的扩大而推及其他地区，也未能成为“中州”人乐于接受的自称，更不可能被以华夏正宗自居的南朝统治上层接受、采用。《宋书》《南齐书》中出现的族称意义上的“汉”，指称对象无不指向“中州”，不见自称为“汉”的史实。北魏末至东魏北齐鲜卑武人蔑称“中州”人为“汉”的情形，所沿袭的只能是北魏前期“故习”，而非《汉书》中的“汉人”，更不可能如有论者所揣度的那样，是自诩华夏正宗的南方上层加诸北方华夏人的称谓。 

四、汉族族称的定型

以上讨论说明，“汉”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称谓，并不是汉代之后理所当然的结果。见于《汉书》《后汉书》的“汉人”，主要指政治意义上的汉朝人，兼具华夏人之意，因而具有族群称谓的意义。随着汉朝瓦解为魏、蜀、吴三个政权，除蜀汉外，“汉人”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意味，使之失去被采用的空间。西晋统一后，“晋人”一词兴起，与汉代“汉人”一样，兼具政治与族称意义。由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冲突，东晋尚存于南方，“晋人”成为中原华夏民众的共称。无论是汉代“汉人”，还是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其稳定的族群意识都是“华夏”。北魏初年，出于否定东晋正统与中原“晋人”的政治需要，改国号为魏，将消灭后燕所得“山东六州”华夏人改称“汉人”，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汉人”并不乐以自称。颜之推在北齐长期生活，入隋撰成《颜氏家训》，其中对中原士人学习鲜卑语两度表示不屑，却未见以“汉”相称的情形。若非王劭《齐志》记录东魏北齐时期“中州”地域的华夏人被称为“汉”的史实，并通过《北齐书》《北史》等史书转录流传下来，我们对“汉人”的这段历史甚至会茫然不知。 

乐以自称无疑应当被作为民族族称定型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民族交融深入，随迁洛阳的鲜卑及各部落族裔常被称作“代人”、“代迁之人”，孝文帝诏令指定的称呼为“河南洛阳人”。北朝后期，包括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北族伪托华夏远古圣王及汉魏名人为先祖，改籍贯为内地州郡蔚为风尚，不只限于河南，“鲜卑”隐没于历史之中。在北魏前期被称为“汉人”的“中州”人本属华夏，士流以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渤海高自豪，没有以“汉人”自我张扬的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说“汉”作为民族族称“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既格于形势，也无史实支持。 

北魏末，语言、习俗仍具强烈鲜卑特征的北镇武人进入政坛，他们对洛阳文官原本切齿愤恨，蔑视、辱骂“汉儿文官”复成常事。他们口中的“汉”不限于族群血统，所指之人也不限于祖籍“中州”，如源出鲜卑的源师、西域商胡之后和士开，也被称为“汉”。鲜卑辱“汉”泛化为文化冲突而非族群争斗，此点陈寅恪述之于前，黄永年申论于后，诚为的论。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找到史料说明被骂者乐于自称为“汉”的史例。《水经注》中解释北魏吐京郡说：“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其城圆长而不方。汉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义为侯国。”这几乎是目前所见北朝后期中原人主动在族称意义上使用“汉”的唯一语例，据之断言“汉”作为族称已经确定，仍有不安。北朝民歌有言：“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北齐武平五年（574）《齐故开府仪同云公铭》称志主为十六国夏政权创立者赫连勃勃后人，祖上“入魏为北部莫弗，藏姓为口豆连氏，汉言‘云’也”。“汉儿”、“汉言”之“汉”，自然有族称之意，却又都出自他者之口。 

唐初修五代史书，《北齐书》虽因文本传承，保留较多将“汉”作为族群称谓的史实，于周、隋、梁、陈四史，却一无所见，史家似乎刻意加以规避。《北齐书·高乾传附弟昂传》记北魏末渤海高昂兄弟率众拥戴高欢，“昂自领乡人部曲……高祖（即高欢——引者注）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在解释其中所反映的族群矛盾时却说：“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唐初贞观文武多为唐太宗笼络的山东豪杰，贞观修史，刻意将东魏北齐鲜卑贵族口中的“汉儿文官”改称“华人”，回避对“中州”人仍具有冒犯与歧视意味的“汉”，应属政治需要。贞观所修五代史中，“华言”、“夏言”屡被使用，而不见“汉言”、“汉语”，原因当亦在此。 

与《北齐书·高昂传》释“汉儿”、“汉语”作“中华朝士”、“华言”相似，《元和郡县图志》引《隋图经》云： 

义川本春秋时白翟地，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

隋人引当地俗语，“汉舌”需要解释为“言习中夏”。说明“汉”作为族称，尚未获得心理认同。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北魏文成帝初沙门昙靖“以创开佛日，旧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诱导，凭准无因，乃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习。故其文云：‘东方泰山，汉言岱岳，阴阳交代，故谓代岳。’出于魏世，乃曰‘汉言’，不辩时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斯二妄也”。道宣卒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主要生活在初唐，他批评北魏僧人昙靖在杜撰的《提谓波利经》中，不称“魏言”而称“汉言”，为“不辩时代”。道宣恪守自己定下的标准，《续高僧传》据西域高僧来华生活的朝代，释其“华言”音译名字的中土语义，有“梁言”、“陈言”、“魏言”、“周言”、“隋言”、“唐言”之别，语例甚多，而“汉言”仅见于上举批评昙靖时所用。道宣曾集录《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两书，其中“汉言”、“汉地”并不少见。他竟视若无睹，郑重其事地批评昙靖身在北魏之世不称“魏言”而称“汉言”，只能说明道宣仍只是将“汉”作为朝代概念，尚未视为族群称谓。 

总之，北魏以来指称特定地域人群具有鄙夷意味的“汉”，被称者并不认同，至初唐仍被有意规避，如果没有新的形势驱动，或者国家法令的推动，能否发展成为确定的民族名称并延续至今，是颇有疑问的。 

“汉”作为族称被纳入国家法令，首见于唐代。《唐律·卫禁律》“越度缘边关塞”条《疏议》曰： 

又，准《别格》：“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

此一《别格》，见于《唐会要·杂录》： 

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刘俊文认为，此《别格》当是《主客格》，即尚书省礼部主客司所奉行的办事条令。就贞观二年（628）唐朝外部环境来说，这条《别格》是针对高昌而发。高昌本汉代戊己校尉屯所，魏晋时内地移民也有不少。北魏时，“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宣武帝元恪在给高昌王麹嘉的诏书中称：“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唐武德二年（619），高昌即与唐通使往来，“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前，高昌境内出现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无论这一童谣是其境内自发，还是唐朝间谍所为，都表明高昌当地人因其故习，称唐朝境内的“华人”为“汉”。“西戎诸国”中的焉耆、龟兹、疏勒，按《北史·西域传》对此三国的界定，皆“汉时旧国”。汉代之后，中原政局变幻不定，西域诸国不一定有准确了解，受汉代长期管理的影响，径称内地为“汉地”，确是事实。 

《高僧传》载，曹魏甘露五年（260），颍川人朱士行有感于当时所译佛经文句简略、意义不明，西行至于阗，寻得梵文正本欲送还洛阳，时于阗僧众习小乘，言于王：“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聋盲汉地。”十六国前秦时，罽宾僧人卑摩罗叉于龟兹阐扬律藏，鸠摩罗什曾从其受学，鸠摩罗什先到长安，卑摩罗叉后至，“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经东晋慧远努力搜求，“晋地”经律大备，“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汉地”一词，最早或出自托名“汉苍悟太守牟子博”所著《牟子理惑论》。东汉末，汝南名士许靖南奔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所持视角皆是由外境（族）而观内地，并非因为内地普遍以“汉”作为族称。这在《法显传》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初发迹长安”，当时政治属性为“秦地”、“秦土”。故《法显传》中记焉夷（即焉耆），“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于竭叉国记“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粗类秦土”；称随行僧慧达等人于弗楼沙国“遂还秦土”；记毗荼国僧人“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此类记述中的“秦”皆指后秦，故其于师子国，“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悽然，泪下满目”。《法显传》记天竺僧称法显等来自“边地”，法显等“佛弟子”接受这种观念，称天竺为“中国”。其同行僧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结合佛教汉代传至内地及域外称中土为“汉地”的事实，《法显传》中相当自然地选择用“汉地”频繁称呼包括“秦地”、“晋地”的“中国”。法显东返，中土政局大变，“秦地”已物是人非，“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忽得至此岸，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经问询方知“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后来佛大跋陀、宝云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

正月在建康道场寺译出《泥洹经》，出经后记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愿令此经流布晋土”。显然，《法显传》中“汉地”乃是由外境（族）而观内地的视角，于所说“汉地”内部反而不予使用。 

初唐人道宣特别强调“汉地”本是西域胡人对中华神州并不准确的称谓，在所撰《列代王臣滞惑解》中，驳斥梁朝荀济称佛法为“胡法”，说： 

然佛之非胡，乃为天种；胡乃戎类，本异梵乡。犹言神州，号为汉地。今检汉者，止可方于梁汉，虽曰初封，帝都在于京洛。自余吴楚，未曰中华。陆浑观戎，又戎变夏矣。

道宣反驳的理由是，荀济未将梵、胡之别弄明白，胡只能是杂胡（指西域小国），而佛是梵地“天种”，胡人“以夷变华”，称中华神州为“汉地”，很是可笑，荀自以为是中华，难道要自称为“汉”不成？即便称“汉”，也只能是北方“梁汉”（梁州汉水）与中原洛阳，与梁境之吴越无关。道宣所说固然有其依据，但佛典中“汉地”、“汉语”被频繁使用，与汉朝有关联，为“汉”在时机成熟时作为族称被接受，奠定了一定心理基础。 

贞观二年《别格》中的“汉”，显然是因应高昌及“西戎诸国”熟悉的“汉地”、“汉家”称谓而立条制。这一外因之所以能够起作用，与北魏以来“中州名汉”之“汉”的内涵变化，佛典中“汉地”、“汉语”等不断使用所形成的内部氛围，应有相当关系，更与唐初统治者承强汉而兴治的心理相契合。这种心理认知在唐太宗颁布的诏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下诏严边塞之防以备寇：“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贞观四年二月甲寅诏书因击败突厥而感慨：“隆周致泾水之师，强汉受白登之辱。”贞观二十年六月诏书称平定薛延陀为“雪泾阳之周耻，报白登之汉仇”。此皆属边事，至于内政，贞观元年七月诏称：“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允定章程。故使百工咸理，五材异用，虽沿革有时，而此途莫爽。”贞观九年十二月庚戌诏书说：“昔周监二代，崇文武之典礼；汉绍三王，尊高光之功烈。斯固有国之彝训，不刊之令范。”强烈的尊汉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难以见到，即便南朝刘宋，也不过是在禅让前强调汉室血统，未见如此宣示政治理想。 

贞观二年《别格》以一种由外而内的特殊方式，将“汉”作为族称，自上而下地纳入统一国家政策法规中。不过，贞观二年《别格》属于具体机构掌握的条令，影响范围毕竟有限。当其于永徽四年（653）被纳入刑律颁行全国，影响必然更为深远。高、武时期与“诸蕃”的关系，与唐朝初年相比已大为不同。随着疆域不断拓展，为数众多的藩属州府建立起来，“汉官”成为唐朝管理诸蕃的重要力量。吐鲁番文书有《唐调露二年（680）七月东都尚书吏部符为申州县阙员事》（2004TBM207:1—7）一件，中云： 

所引内容为当时最高人事机关尚书省吏部下达，指令各羁縻州及蕃州查实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汉官”缺员情况并上报。国家法令称在羁縻州及蕃部各州任官的内地人为“汉官”而非“华人官”，称边地各族人等为“蕃”以取代“戎狄”。在内地与边疆各族对举时，“蕃汉”成为在“夷夏”、“华夷”等汉代以来流行语汇之外，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新语汇。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五月《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列举将行北伐突厥默啜诸军，有吕休璟及郭虔瓘所统“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有突骑施守忠所统“诸番（蕃）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有张仁亶等所统“蕃汉兵募健儿，或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有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等所统“当军及当界蕃汉兵募健儿七万骑”，有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等所统“蕃汉兵马六万骑”。如果制文中不用“蕃汉”称呼由各族人等组成的大唐军队，而采用意在区别内外与文明高低的“夷夏”、“华夷”或“华戎”之类的词汇，让他们去征讨大唐的敌人，将使唐政府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汉”作为族称行用，无疑有统合大唐统治下各民族的政治意图。景龙四年制书未必是最早使用“蕃汉”一词的唐代最高级别国家文件，但高、武之后，行用制书中确实越来越多地加以使用，对“汉”作为唐境内主体民族族称的定型，有巨大推动作用。

中晚唐人在著作中称内地或内地人为“汉”的情形，已较常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撰成于肃、代之间。书中称安禄山“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朝廷警觉到其将谋反；又称安禄山反后，朝廷令哥舒翰“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唐玄宗逃离长安，不知所向，宦官郭师太请投朔方，因“彼蕃汉杂处，父子成章，自来地名忠孝”。晚唐人樊绰所撰《云南志》，使用“汉”称唐与内地人的情形更为普遍。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决定结束长达43年的与唐敌对状态，同唐使在点苍山结盟。盟文一概以“汉”称唐，追述异牟寻祖、父两代“忠赤附汉”，当今“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愿归清化，誓为汉臣”。盟文约定“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并发誓不再“窥侵汉界内田地”，“如蒙、大汉和通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看来，无论是杜甫《兵车行》中的“汉家山东二百州”，还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汉家”、“汉皇”都是实指，不必理解为举汉朝以讽喻当下。

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至盐州西横槽烽，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人……虽代居职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族属已多，无由自拔耳。此地蕃汉交境，放师还乡。”

结     语

汉族族称与统一强盛的汉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汉朝之后，“汉”作为族称的意义消失，长期只是朝代称呼，不代表人们的族群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是当时各族人等的心理归依，以政权名号称治下百姓，也是惯常行为。具有族称意义的“晋人”，在十六国时期有着强大影响力。北魏初年出于政治需要，将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中州”地域的人们称作“汉人”，目的是否定“晋人”的存在。受北朝政治文化影响，“汉”的具体内涵或有变化，但长期只是对上述特定地域人们的蔑称，被称者未见欣然接受，指称地域也没有扩展。据之判断汉族族称确定于南北朝，或将其视作当时人自我认同进行解读，都有违事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拥有“中国”、“华夏”心理认同，以及户口籍贯、姓族谱牒等身份辨识系统的“中国人”，并没有将“汉”作为族群认同标识的必要性。“汉”确定为族称，并非汉代之后华夏社会内生演进的直接成果，而是在北魏以来“中州名汉”、佛典中“汉地”及“汉语”频繁使用、西域称内地为“汉”、唐初统治者强烈的尊汉为治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唐贞观二年礼部主客司采用“汉”、“蕃”界定内地与边疆关系；高、武以后，因应现实政治需要，“蕃汉”一词被纳入刑律，诏令越来越多地加以采用，最高行政机构严格规定边远地区“汉官”员额。在唐朝日益广阔的边疆，“汉”被广泛用来识别内地州县民身份，具有切实政治经济利益，人们乐以自称，“汉”作为民族族称最终得以确定。“他称”是“汉”成为族称的重要因素，政治力量的参与和促动，在“汉”确定为民族族称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 

“汉”在唐代成为内地州县民的新称谓，与历史悠久的“中国”、“华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不是取而代之，“中国”、“华夏”更具包容性与扩展性。“汉”成为主体民族的族称，不再纠结于“中国”与“四夷”之间文化及空间的区隔，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目标的国家民族观，提升为“爱之如一”的新型国家民族观，有利于传统中国的发展。如同汉代有“汉人”，唐及之后朝代“唐人”、“宋人”、“元人”、“明人”及“清人”等政治性概念不断出现，作为族群称谓的“汉人”却未曾被替代。作为政权的主体民族，认同于汉代作为政治属性的“汉人”，承继久远文明与历史荣光，超越王朝更替兴衰，统合各种区域性人群称谓，包容文化心理趋近的他者，不断发展壮大，见证并推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 

作者何德章，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