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央集权国家的治乱循环命运——历史告诉后人：这个问题无解_风闻

从大秦帝国开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模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就陷入了统一——崩溃——再统一——再崩溃……的魔咒，最多延续三百年的王朝总要走到改朝换代的历史尽头，个别王朝甚至连几十年都坚持不下去。

细读历史，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代王朝的创立者和诸多继承者都想着汲取前代的经验教训，都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摆脱魔咒实现万世一系，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如果总结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历史，它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真理，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摆脱治乱循环的方法和途径！

当然治乱交替并非专制主义国家独有的历史特征，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概莫例外，只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国家兴替历史非常典型，更替频率也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其中必然有东方文明独有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本文就是力图说清楚这些独有的因素，或者说叫做“文化特质”。

文化的凝聚力其实都是基于某种基于想象力的意识规则。通俗说法叫做“思考方式”。相同或者相近的“思考方式”自然地把人凝聚成一个个“族群”然后在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在竞争的胜出中走向完善。世界上所谓的这样那样的文明，都是这么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想象力是社会实践经验的产物。但想象力一旦上升到社会意识规则的层次，就不再受民众实践的束缚，而变成了形而上学。这套东西你要把它用到生活中，其实非常不实用，反而成为各种束缚；但这东西对保持族群特性、维护统治非常有用。

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核心意识规则就是基于一套政治伦理和一套血缘伦理的“修正版儒家思想”。这套玩意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意识形态没啥本质不同，，都是基于“禁忌”的行为和思想指南。这玩意用在生活中不会教人怎么做才能生活富足，不会让人更快乐幸福，但它给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打下了两个思想钢印——“忠”和“孝”。这东西对维护社会安定、加强统治有奇效。

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对于家国命运的思考就是围绕这两个字。而几乎所有的外来势力和思想都无法撼动这两个字在中国社会中的至高地位。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屹立几千年成为全世界唯一现存而且充满活力的古文明的内在原因。不管谁来，最现成方便的思想统治工具就是这套“儒家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为啥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最后都被汉化了？因为除非你有能取代这套思想体系的另一套东西，否则就只能被中原文明同化掉。

儒家这套东西诞生之初追求的就是“超稳定社会生态”这个目标，孔子大半辈子东奔西走，矢志要恢复周王朝的天下秩序。这玩意对富国强兵、夺取战略优势没丝毫用处，他没办法解决求新求变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儒家思想最怕的就是变化-动荡-革命。

如果一套思维体系和方法论无法应对变化和动荡，那么当社会动乱加剧的时候，它所支撑的统治集团必然只有崩溃一条路。中央集权制度过度追求社会稳定可控，极力抑制社会变化，对导致社会不稳、威胁统治力量的因素要么强力镇压，要么装鸵鸟看不见，直到事情变得无法控制然后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跟自家的王朝一起被摧毁。

秦帝国缺失一套思想统治术，不想跟各方贵族共享利益还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导致烽烟四起、帝国崩解。刘邦就现实多了，给足了贵族地主们利益好处，受到拥护坐稳了江山。汉武帝穷兵黩武，但这是为了消除外族的威胁，有民族大义在。还把“儒家修正主义”立为国本，完善了中央集权。

但庙堂上那套东西其实哄不住贵族地主，王朝还要为贵族们的穷奢极欲以及对百姓的敲骨吸髓背锅，下层百姓更喜欢道教那些神神秘秘的玩意，特别是刘邦这种平民皇帝的发家历史还很励志。道教教徒们造反，便宜了各地豪强军阀，趁势而起，架空朝廷，直到把汉王朝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书一直讲朝廷和造反百姓的博弈，遮蔽了真正的事实：皇权和贵族的政治博弈才是王朝兴衰的主线。每一任开国皇帝都是雄才大略，智商手段都能把贵族将军们牢牢压住。但是越往后，皇子们长于深宫妇人之手，顶多算是傻白小魔头，玩弄权术的水平跟祖上没法比，性格弱点往往被近臣官僚拿住，于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就变成了摆设。皇权被架空在庙堂，成了不同贵族军阀势力的博弈场所，地方上早就被贵族地主统治了。贵族地主才不在乎王朝统治稳不稳，王朝又不是他家的。等到一大帮贵族地主折腾得民不聊生，活不下去的百姓揭竿而起，皇权就成了贵族地主们的替罪羊。

从汉末到五代，强势的贵族和军阀一直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走向，他们弄个皇帝当吉祥物，不满意就换一个。王朝只有在国运上升期实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一旦地方势力和军阀做大，王朝立刻就陷入风雨飘摇。

为什么会这样？做为名义上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的能力、魄力、阅历是很重要的因素，管不住下面的人，权力自然就会向下分散。这是王朝时代的死结。而另一方面，则是皇权和贵族军阀力量的对比落入下风。中央财政亏空而地方豪强富可敌国，这在中国各个王朝几乎都是常态。没钱还玩个屁呀。

我之前的文章对这一点有说明，秦以后的历代王朝，税收都很低，美其名曰：不与民争利。其实是把利益的大头都让渡给了官僚地主集团，换取官僚地主集团对朝廷的拥护。

所以表面光鲜的崇尚“大义”鄙弃“私利”的儒家思想背后其实是利益分赃和特权交易。官僚地主集团的“忠君爱国”是有先决条件的，不把压迫剥削下层百姓的特权交给他们，没人能坐稳皇权。即便强大如秦帝国也一样被推翻。

但讨好了贵族地主官僚江山就能坐稳了吗？汉唐历史告诉后来人：不行！大宋官家在前朝基础上加了一套限制——压制天下武力，消除地主豪强掌控兵权的可能性。与之相配套的是对儒家思想的第二次修正——文人变成了纯粹的文人，东华门唱名取代了凌烟阁挂像，诗词文章取代了西北望射天狼。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赵宋把过去的私下交易摆上了台面，干掉了军阀割据这颗毒瘤。士大夫们有了主人翁精神，纷纷著书写史帮老赵家寻找长治久安的途径。没了地方官僚豪强做大的野心，宋朝树立了“君臣和谐”的典范，内政安定程度远胜前代。

宋朝这算是解决了治乱问题了吗？显然没有。宋朝用经济特权和政法特权换掉了地主贵族的武力特权，导致地主贵族对底层民众更重的剥削压迫，宋朝的百姓起义次数在历代王朝中遥遥领先，之所以没能动摇宋朝的皇权就在于没有豪强军阀推波助澜趁火打劫。

所以“官逼民反、农民起义”从来都不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底层的动荡是明确的信号：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了。

宋朝通过自废武功解决了皇权和官僚贵族过于激烈的政治博弈导致王朝倾覆的问题，但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全面削弱了中原文明对外来武力侵略的抵抗能力。两宋最终都亡于外族之手。后来的明朝甚至还不如宋朝，把儒家那一套推到极致的文人士大夫们跟朱家皇权的博弈几乎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连宋朝文人所拥有的那些民族气节都丢得一干二尽，实现了从精神到肉体全面的腐化堕落。

朱棣之后，中央集权一步步沦为吉祥物，到最后皇帝穷得朝大臣们借钱，富可敌国的官僚贵族们没人愿意为君王分忧，什么儒家的“忠孝大义”，纯粹就是商女的牌坊。

明朝毁于外族之手，但究其根本，不过是在悬崖边上被外族踢了一脚而已，明初变态的中央集权很快就演变成官僚地主集团特权泛滥无法收拾的局面。宋朝还有大批文人为赵宋寻求长治久安的途径，明朝的官僚地主集团眼里只有土地兼并、白银和免税。“儒家修正主义”那一套在社会实践中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

至于清王朝，中央集权制度建设和儒家修正主义思想建设可谓登峰造极，但这套一门心思求稳怕变的统治术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历史潮流逼着你变，不变，死路一条，不得已开始变，还是死路一条。

大变革时代，只有主动求变、能够指导动荡变革的思想理论才能帮助中国人找到拯救命运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正是主动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理论。

做为统治中国社会2000年的“儒家修正主义”思想一直在形而上的道德约束圈圈里追求极致，没有任何解决基于力量对比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矛盾的能力和手段，儒家知识分子把长治久安的方法单纯跟君主的道德水平捆绑，制造了“仁主明君才能实现政治清明、天下和谐”的虚假说辞，然后把王朝衰败覆灭归咎于皇帝的道德水准低下，骄奢淫逸任用奸佞或者是暴虐残忍恣睢好战，都成了皇权覆灭的主因。然而真正导致社会矛盾重生乃至天下大乱的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史书巧妙掩盖了这帮社会蛀虫巧取豪夺蛀空社会根基的真相。只因为书写历史的就是这帮社会蛀虫，他们绝对不会把矛盾和责任追究到自己脑袋上。

所以历代王朝无论如何钻研，都始终抓不到治乱兴替的根本原因，只能用“勤政爱民”那套说辞麻痹自己。奈何不能“万世一系”？盖因子孙们不争气。可是真要细究历史，各朝代亡国之君真的是又坏又蠢吗？

用形而上的伦理思想画大饼，就是不愿意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方法寻找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把道德文章当成国家治理的圭臬本来就是缘木求鱼，从来没有认识到中央集权本身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儒家修正主义才是治乱更替的根源。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和思想局限，认识这样的局限，才能明白为什么王朝更迭在中国历史上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