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科技博弈中如何争取追随者_风闻

导读**· 2023.08.18**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大国科技博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系系主任黄琪轩教授作题为“在大国科技博弈中如何争取追随者”的发言。黄教授指出，各大国在二十世纪多次尝试打造技术联盟，但与美国相比，英国、苏联、日本打造技术联盟的努力相形见绌。英国打造技术联盟，却缺乏技术分工和技术分享。苏联热衷技术分享却分工不足，而日本热衷技术分工却分享不足。美国则是技术分工与分享并重，在这一过程中锁定技术轨迹。

黄琪轩认为，中国的技术标准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当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中国推广本土技术标准，进而影响世界标准的重要伙伴，即中国技术标准的推广可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找准利益交汇点，提升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能力，这样的技术分享会更有成效，也能为国际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黄琪轩教授的演讲整理而成。

今天，我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如何争取追随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2021年底发布了题为《大国科技竞争：中国VS美国》的报告[1]。该报告提到：中国将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优势地位。有人认为，不要过于相信这个报告，这是在“捧杀”中国。该报告指出，中国本土技术成长迅速，例如在2020年左右，中国的科大讯飞已拥有7亿用户，大约是苹果Siri用户的两倍，成为全球最大的语音识别初创企业。中国的微信支付拥有9亿中国用户，远超苹果支付在美国的四千多万用户。报告甚至称，中国的新能源车和光伏等产业已经占据了世界新能源市场的很大比例，绿色能源也都变“红”了。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报告称，

中国在绿色能源供应链的许多环节占据统治地位

（图源：《大国科技竞争：中国VS美国》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利用其军事上的盟友关系，协调技术上的联盟和合作伙伴，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产业链。然而，**要实现国际关系中的高级政治制衡，首先应该从内部制衡开始，通过国内措施应对他国的挑战。**在技术领域，美国出台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The 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就从国内层面向科技领域大量投入资源。如果“内部制衡”的力量较强，对“外部制衡”的需求就不会如此迫切。正是由于当前美国的内部制衡力量不足，因此只能求助于外部制衡。于是在外部制衡层面，美国急于打造产业链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所谓外部制衡就是要拉拢盟友。

技术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安全逻辑，在中美竞争中，技术上的外部制衡就是越来越多地将“联盟”“盟友”等等涉及国际安全的概念放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博弈中。以深圳的华为为例，哪些国家限制华为的产品或投资，这些国家便是跟着美国走；哪些国家愿意对华为开放，意味着这些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

部分国家已经禁止或正在考虑禁止华为产品

（来源：Bloomberg, statista）

高级政治指的是联盟的传统安全领域，而低级政治指的是由技术盟友发挥重要作用的IPE领域。而今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正在打通，安全和技术、价值链的追求逐渐结合，并以盟友或者技术伙伴等各种形式出现，比如美国尝试联合追随者共同禁止华为的产品、欧美共同研发空客等重大生产技术、中俄共同生产远程宽体客机、美日共同生产先进芯片等。

我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研究，放眼最近一百余年的大国技术竞争过程。与美国相比，英国、苏联和日本所打造的技术联盟的强度不如美国。基于此，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应当怎样应对。

技术的分工、分享与追随者

从这一百年大国寻找技术盟友的历史来看，要特别强调国家的权力——这种如今最受强调的硬权力，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后，能够内化、塑造人的观念，从而转化为软权力。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是技术分工。**我在交大教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导读，第一点就要给大家讲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早期讲分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都是关注经济效率的。比如美国的维尔丁（Verdin）武器系统，有163个外国分包商参与，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奥地利、丹麦、芬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典、瑞士，以及扎伊尔和津巴布韦等中小国家。苏联的技术开发不如美国，因为没有分工，就没有效率。分工跟对外援助不一样，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大部分国际关系的对外援助，可以说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砸锅”，都是一锤子买卖的援助。与之相比，技术分工带来的不止是效率，而更多的是一个持续的利益交换。如果把技术分工展开，就更能争取持续的追随者。

**第二点是技术分享。**我们一直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技术分享从国际关系来讲一直都讲国际道义，好像道德力量在吸引追随者，其实不然。从国际关系和技术史来看，很多无意的分享反而争取到了更多的追随者。比尔·盖茨在公开信中大骂盗版者，控诉他公司的软件不断被盗版（如下图）。得益于技术的网络效应，很快这种无意的分享让微软的软件变成了流行标准。微软的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要推出新的微处理器的时候，只好购买微软的软件。以往强调技术分享关乎国际道义，要用道德力量吸引追随者。实际上在争取追随者的方法上，还可以使用技术分享。所以技术分享不止是道义，还会锁定相关的技术轨迹。

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在公开信中控诉盗版者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怎么才算比较成功地争取了追随者？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衡量：第一是时间长度，能长期合作而非短期团结的追随者；第二是覆盖范围，能争取众多的追随者；第三是稳固程度，追随者不会随意改换门庭。

技术分工和技术分享不同于普通的经济援助——利益交换、技术锁定使得时间段、覆盖面和稳固性都更好。相对收益的概念同样适用于技术联盟。大国技术竞争有相对性，技术联盟也如此，比谁的追随者更多，联盟更持久、更稳固。1870年以后的英国在国际技术进步中乏善可陈。当然，英国一直在进步，只是相对后起之秀慢了一些。英国在争取技术盟友的过程中不如它的竞争者，最后就输掉了大国博弈。

**如果能把技术分工和技术分享这两方面结合，且分工和分享水平都很高，那么就能比较成功地争取到追随者。**20世纪的美国在其所经历的几次竞争中都是如此。如果只做好了其中一项，争取追随者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比如说，苏联虽然有大量的技术分享，但是其技术分工水平太低，因此无法形成持续的利益交换；日本的技术分工很完善，但是没有技术分享——做半导体的业内人士可能知道，在亚洲，日本的技术分享是纵向的，而美国是横向，也就是说日本要牢牢地把核心技术掌握手中，形成了纵向的一体化，因此没有相应的追随者出现；英国则是两方面做得都不好。

英国打造技术联盟的败局

英国在19世纪末面临两个竞争者：德国和美国。在此期间，英国的钢铁、电器、化工产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英国对德国和美国的指责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在19世纪末，英国考虑过和美国作战，但是英国却没有胜算[2]。英国的技术既缺分工也缺分享，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分工体系是基于殖民体系的，因此形成依附结构。英国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北美的制造业都没有发展，以至于连铁钉制造产业都只在英国发展。同时，他不仅对美国有大量的技术禁运，对自己的殖民地也是一样。比如，1718年至1782年间，英国政府阻止技术转让，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立法。相关立法禁止技术工人移民，对引诱工匠出国、出口机械设备等行为予以严厉惩罚。在1780年到1825年，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学习英国技术，英国政府禁止大部分机器出口。因此英国既没有分工，也没有分享，英国的自领地、殖民地什么技术都学不到。

表1：影响大国技术竞争中争取

技术联盟追随者的两个维度

（图源：作者供图）

1861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出台，这是英美技术竞争的开始。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尝试要工业化，参与全球的技术分工。最后，加拿大选择了美国的技术产品和路线。美国对加拿大进行了分工和分享，而英国是拒绝分工和分享的，这与北美的独立以及印度后来的非暴力不合作都有关。总体来讲，英国希望依靠理念搞技术路线，最后幻想破灭。

苏联的技术分享及其问题

苏联历史上也是如此，苏联的技术分享特别多，尤其是分享给中国。我们都说“一五计划”的156个项目，“一半是在莫斯科，一半是在中国制定的”。苏联积极展开国际技术援助。截止到1965年，苏联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大约价值130亿美元，但是仅仅收取了22亿美元的费用。而且，就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援助而言，苏联把一半给到了中国。苏联不仅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埃及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苏联积极的援助。

早期苏联是缺乏分工的，尽管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和技术体系，但也是大而全的低水平建设。经互会国家生产多种滚珠轴承和滚柱轴承（ball-and roller-bearings），数量多达6000种，每种都大同小异，但产量却也都很小。每个国家重复其他成员国的生产模式，这是典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上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模仿资本主义搞分工，但是分工水平还是比较低。比如说生产计算机，当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都参与了。然而他们生产的计算机，首先是统一由苏联计划协调，而不是基于市场的劳动分工。而且当时苏东市场很小，既然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小，苏联的分工展开度自然就不高。

1971年，波兰罗兹的一家纺织品工厂

（图源：IPN）

美国在同一时期的技术分享和技术分工分享明显优于苏联。在技术分享层面，美国几乎免费向日本企业提供半导体先进技术，包括后来对韩国提供技术。为了争取中国，到后面也极大地放宽了技术限制。技术分工层面，美国的分工水平高到其坦克的计算机、飞机的计算机都是由其他国家共同开发。所以苏联争取追随者不如美国，**苏联有分享，但是缺分工，缺少持续的利益交换。**因此很多苏东国家都蓄意削弱和苏联的联系，因为没有持续的交换，技术援助只是一锤子买卖。

日本的技术分工及其缺陷

日本是部分成功的，其热衷于分工，却分享不足。大家熟悉日本的“雁阵”，意思就是他要做头雁，所有技术都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他国家都做雁尾巴。日本也有做技术援助，中国的成渝高速公路、上海浦东机场都是日本援助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新千年开始，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超过一半的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了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援助是短期的，援助方很容易就会被忘记。

此外，日本的分享不是完整的技术分享，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海外研发。为成为亚洲技术分工的“领头雁”，日本需要维持技术领先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企业很少让在亚洲各国的子公司从事研发活动。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泰国的企业家都拿不到日本的技术，日本避免了技术的海外研发。二是****防止技术外泄。在1995年以前，日本政府阻止向韩国转让的技术多达200多项。韩国企业就曾抱怨，日本企业要么转让一些过时技术，要么只转让部分技术。泰国驻东京大使馆公使衔科技参赞Manoon Aramtana曾说，“我们的产业界通常认为日本公司没有促进向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

美国的情况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美国的模式是Wintelism（open-but-owned），就是美国无偿把其技术分享给其他国家，并锁定了盟友的技术轨迹，所以后来在争取对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跟着美国的路线，而不愿意跟着日本的路线。有人说日本氢能汽车水平很好，如果没有技术分享，就日本一家生产，就算有再高的技术都没有追随者。因此，如果不能形成技术路线的主导，最后还是会失败。

结语与讨论

现在的中国在中美技术博弈中有分工，我们的分工水平在不断地提升，通过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等各种形式进行全球分工，涵盖各类的国家，包括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而且中国还有分享。**一位尼日利亚外交官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了解我们……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准备好转让技术，但中国却准备好了。”他们的人口与消费潜力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互补性支撑。

**西方写的华为史，就提到了中国的分享和分工。**2005年，华为的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收入的58%，大部分是来自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是来自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中国恰恰获得了这部分财富。中兴通讯愿意在当地分享技术，帮助其技术升级，受到马来西亚政府欢迎。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国对中间技术产品的需求增多，与之互补的利益也在增强。当泰国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停滞不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面临萎缩时，对中国的出口却增加了。马来西亚和印尼也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出口电子产品零部件、橡胶等等产品。

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分享基础设施

和经济特区建设经验

（图源：Medium）

**中国的技术标准也在走向世界。**比如国产大飞机C919、移动网络的标准等。尽管发达国家的阻碍使得我们四处碰壁，但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我们取得了这些标准的主导权。从技术轨迹来看，我们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一定从发达国家打入，因为我们不一定能打开，但通过技术分析和分享，就能锁定技术轨迹。这就是持续的利益交换和技术轨迹的发展。

尼日利亚的前总统奥巴桑乔说，“21世纪是中国领导的世纪。当你们领导世界时，我们希望紧跟你们。当你们去月球时，我们不想落在后面。”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里面就有提到，技术的分工和分享，既展示了中国的硬实力，同时也改变了追随者的诉求，改变了他们的偏好。我们通过找准利益交汇点，来提升合作伙伴的技术能力。这和依附论说的不一样，这样的分享会更有效，更能为全球发展倡议打开突破口。

注释：

[1] Allison, G., Blackwill, R. D., & Wyne, A. (2021). 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nited State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ecember%202021%2C%20The%20Great%20Tech%20Rivalry%2C%20China%20vs.%20the%20US%2C%20Belfer%20Center%20for%20Science%20and%20International%20Affairs.pdf

[2]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作者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