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最美的鹿角，竟然是“怀璧之罪”？_风闻

在久远的上新世（也许是中新世），鹿亚科的先祖灵机一动（或者说头皮一痒），开始用铁头功（而不是牙齿）对抗求偶竞争的对手。这一优势使它轻松地散播了自己的基因，后代们也在自然界中苛刻的性选择和环境选择中百花齐放，因此诞生了千奇百怪的鹿角。

不过，福兮祸所伏，就像控制鹿角生长的基因中蕴藏了不少骨癌相关的基因，巨大、艳丽、不可一世的鹿角，也在全新世面对一种直立两脚兽时，为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水泽之中的巨鹿

在鹿类繁杂的演化体系中，处于基底部的泽鹿属（Rucervus）走向了极高程度的特化。不像适应能力很强，偏爱开阔地的水鹿，也不像偏好于高草平原的豚鹿，偏好于林窗的黇鹿、花鹿，它们特化为只适合在沼泽生境中生存。缺少了林地空间的限制压抑和水环境的选择，这一类群的体型得以一定程度地增长，鹿角更加肆意地生长，下颌颊齿也变得大而牢固。仰仗着热带节律分明的洪水，在南亚与东南亚的洪泛区，或富含水生植物的湖泊中惬意地生活。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海南坡鹿，坡鹿是泽鹿属的一种 ©花落成蚀

曾有一种鹿角最为华丽，体型最为庞大的泽鹿属物种——熊氏鹿漫步在湄南河流域，但令人可惜的是，它们早已绝灭。

1896年出版的《凯赛尔自然历史》（Cassell’s Natural History）中所绘本种插图 来源：网络

在1863年的伦敦动物学会的动物学期刊中，爱德华•布莱斯（Edward Blyth）展示了两副由南肯辛顿博物馆外借的奇特的鹿角，这两副鹿角由时任曼谷领事罗伯特•赫尔曼•熊姆伯格（Robert Hermann Schomburgk）上贡给女皇。

这种巨大而壮观的角引起了这位分类学家的兴趣。之前布莱斯曾经将它鉴定为泽鹿（Rucervus duvaucelii）的极端个体，但发现了更多产地清晰且形态特征稳定（几乎每只杈都存在分枝现象，杈间距较短）的角，昭示着泰国存在一种拥有极为美丽鹿角的未命名鹿，布莱斯将本种赠名给提供标本的曼谷总督——熊氏鹿Rucervus schomburgki。自此西方学者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了本物种。

熊氏鹿的正模绘图 来源：网络

但其实早在布莱斯描述前，欧洲人已经了解过这一神秘的物种。汉堡动物园从泰国进口过四只熊氏鹿（2雄2雌），只是当时还不知道它的种类。其中一只雄性个体被运送到巴黎（这只个体在后来成为可能目前存世的唯一一个剥制标本），两只雌性个体被送往西柏林动物园。其稀少的数量，也让西柏林动物园在1869年将其中一只雌性送往汉堡进行繁殖。这对鹿共生下来四个后代，唯一的雌性后代也在其短暂的圈养生涯中诞下5头小公鹿。

当时的动物园仍在使用早期简陋的笼舍，发情期的雄鹿常常会用角去攻击不可战胜的墙面或是栅栏，也让后来研究者检视标本时因鹿角损坏而惋惜。

一张当时汉堡动物园刚引进的两头公熊氏鹿的画 来自源：网络

熊氏鹿怀璧有罪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诸多对熊氏鹿的书面记载里，大多含糊地称其种群“丰富”或是“常见”，但若细究其字里行间的描述，能发现这些记载大多是基于对市场上鹿角的观察。没有科学家在野外进行过生态学调查，也基本没人能确定它们的种群有多少。

泽鹿们特殊的生态位也让它们面对人类的胁迫更为脆弱。一方面来说，它们虽然特化适应洪泛区与沼泽，但也仍需寻找一片坚实的土地作为休息之处。这种生活习性为猎人们提供了极为良好的狩猎时机，就像在海岛上捕杀海狗一样，猎户登上洪水中的小岛，用长矛与棍棒轻松猎杀基本没有反抗能力的鹿，取下它们的头颅与鹿角，卖出个好价钱。

熊氏鹿的标本，藏于巴黎自然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mf9000 / Wikimedia

在2021年的老藏品拍卖中，一副约在1931年被捕杀的熊氏鹿标本，拍出了2700英镑的价格（对于一共可能仅留存490具角标本的物种来说，这个价格还算可以接受）。据说这副标本是猎人将鹿赶入水中，再射杀得到的。

如果说高强度的狩猎是导致灭绝的表层原因，商业种植的发展可能是它们灭绝的深层根源。水稻是泰国经济的重头部分，到20世纪初，湄南河谷的绝大多数洪泛地被改造成商业种植的稻田，这对本身就分布极为狭窄（北纬15-17度，东经101-103度之间）的熊氏鹿而言差不多算是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交通建设，也让猎人可以更轻易地找到残存的鹿，可怜的雄氏鹿只能躲藏在被割裂的栖息地中，等待着几乎确定的命运到来。

1899年，一头雄鹿被沙拉武里省（Saraburi）负责人赠送给泰国铁路的德国总监，后者在回国时将其一并带走，并再次捐献给西柏林动物园。目前基本所有的该物种的照片都源自此个体，1911年9月7日这头衰老的雄鹿去世，它没有上演像麋鹿那样的传奇故事。

一张比较清晰的扫描照片，拍摄于1904年 来源：网络

1932年，最后一只可考证的个体在泰国西部北碧府，Sai Yok区 Khwae Noi河畔的湿地被杀。

1938年，最后一只已知的，圈养在龙仔厝府的熊氏鹿，被一位醉汉以挡路的理由刺死，荒诞地为这个物种在湄南河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虽然学术界对熊氏鹿的了解极少，但这并不妨碍部分人在物种灭绝前后幻想：它们是否能在更北的老挝缅甸曾有分布，会不会仍有个体幸存于此？

在加尔各答博物馆馆藏标本的名录中，有一篇记录，是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于1868年，在云南盈江的Sanda河谷（约在缅甸八莫东北方向50英里左右）曾记录过本物种。但在艾伦（Grover M. Allen）的《中蒙兽类》（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一书中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本身与安德森的记录相违背，他在考察过程中并未提及到收集本物种。也许是笔误，也许是贸易，让这具鹿角误打误撞的拥有了个云南籍贯。

加尔各答博物馆馆藏标本中据传收集自云南的鹿角 来源：网络

2019年的一篇论文再次将这一物种拉回人们的视野。一篇发表在《孟买自然历史学报》上的论文称经分析，联合国农学家Laurent Chazée于1991年2月在老挝北部丰沙里省考察时，在一个药店拍摄的鹿角，隶属于熊氏鹿。而且上面的血迹表明，可能为刚割下来的鹿角，在此基础上推断，老挝中部可能仍有少量个体的残存。

Chazée拍摄的鹿角 来源：网络

文章发表后依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方面熊氏鹿独特的生境选择就决定了它们不会像生活在森林中的武广牛（Pseudoryx nghetinhensis）那样，过于隐蔽，另一方面药店店主的证词也一定程度上与专家的判断冲突。时至今日，我们仍未有重发现这一物种的确凿证据。

熊氏鹿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护好地球的生态系统，以及其他面临危机的物种。这遨游于大泽的壮丽鹿角，终究是如传说中的麒麟一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