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殖情结！_风闻

来源：禾几视角一

香港殖民偏见心理结构是在英国统治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

自开埠以来，港英当局首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塑造英国人对中国人“文明引导者”角色。

在政治层面，港英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华人始终不信任。行政机关只雇佣外国人，排斥华人；在经济层面，从事对华贸易的欧美人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掌控香港，以统治者的面貌出现。

凭借政治优势，外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诸如英资集团汇丰、渣打、怡和、太古，逐步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在社会生活层面，实行若干种族歧视政策。

比如：

1871年开放的香港动物植物公园只对欧洲人开放，提供西方居民散步或夏日音乐节的休闲区域；

1894年，太平山地区暴发鼠疫，港英政府强化对华人社区的隔离，并确立了西医在香港的权威地位；

港英当局将港岛中环和半山区等风景优越区域划为西人专属区域，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过《山顶居住条例》变相将山顶区域保留为西人居住区；

一些高级医疗服务场所、俱乐部、会所（比如马会）、学校、教堂只对西人开放；

在相同的岗位，英人公务员的薪酬待遇比华人高。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开始建构高级香港华人与其他香港华人的等级结构。

港英政府一开始并非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构“英国人—华人精英—其他香港华人”式的不同阶层等级偏见和歧视体系，而是在统治过程中，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逐步建立。

比如，省港大罢工之后，港英政府开始调整统治策略，令具有一定协调能力的部分华人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体系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港英政治体制出现了著名学者金耀基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式，即将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团体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港英政府和华人精英共治的局面。

华人能够进入港英当局决策层，发挥咨询作用，自然意味着部分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但在英国的统治下，这部分华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达到港英当局的标准，比如他们必须接受西式教育，有熟练的英文水平，甚至变为英国臣民，效忠英皇。

另外，由于所有的立法和诉讼程序都是英语，能够说英语的居民才能担任陪审员，从而将这些居民与大多数居民区分开来。

香港回归后，新政府对原来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改造。但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框架，港人的殖民创伤也以心理层面的“后殖民”的架构形式被保留下来。

在英国其他殖民地，如伊拉姆·丹尼尔（Elam J． Daniel）所说：“英国人可能会离开，但有很多当地领导人渴望取代他们的位置。被殖民地的领土可能会独立，但有许多民族主义者渴望盲目地复制欧洲灾难性的仇外形式：国界、文化同质性和防御性主权。”

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构架下，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保持其长期以来的中西交融特色，并不存在对本国国民的“仇外形式”。

但在香港与内地出现矛盾和冲突背景下，前殖民时期所保留的社会心理问题暴露出来，英帝国对当初的香港华人统治模式所造成的心理习惯，逐步演变为少数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乃至仇视。

部分港人强调香港文化优越于内地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也强于内地。

而在西方的支持下，少数港人甘愿充当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等领域与中国对抗和渗透的急先锋。

在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中，尽管许多参与非法社会运动的青少年并未经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仍然接纳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殖民逻辑，甚至出现扭曲的“恋殖情结”。

这说明，香港“后殖民”认同的心理结构仍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显现出来。

二

文化偏见的社会心理结构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就逐步被建构起来。英帝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统治香港的策略从军事和经济统治转向“文化”统治，即港督卢押所概括的“间接统治”。

该统治方略的重点在于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而要让华人精英接受并认同英国文化或西方文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为高等文明，而将中国文明贬低为劣等文明，将中华民族贬低为劣等民族或野蛮民族，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根本问题意识所在。”

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保留了文化偏见的社会心理结构，西方则基于自身利益通过控制香港媒体强化这种结构。

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和反对派鼓吹“文明等级论”，认为港人之所以比内地人更为文明，一方面是由于港人比内地人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认为香港受英国殖民，建立了优良的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公民意识强，公民素质高，甚至可以建构出“想象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则由于港人承接了中西文明之长，比如在文字方面，存在所谓的“繁体字为正统文字”的优越感，借此认为港人继承了华夏文化正统。

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和反对派的观点严重误导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本国文化的认知。

三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影响和支持下，部分港媒也采取西方价值立场，对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曲解并横加指责，造成了香港民众对内地政治制度的片面认识和“刻板印象”。

在香港回归前的十余年间，英国人大力推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西方核心价值，比如通过人权法案、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及隐私专员公署法定机构。

回归后，反对派长期以西方标准来看待“一国两制”。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反对派提出“一国”不能干预“两制”，特别行政区长官无须遵守“爱国标准”，即以美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标准推进香港政改。

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民主并非全人类社会制度的最终归宿，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所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它们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和民族。

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在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中出现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结构。

在此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世界政治文明也必然是多样的。

但在西方势力以及香港反对派的认知偏见中，香港政治的变革方向必然是“西方政治体制”，而不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符合国情和港情的“一国两制”制度。

在“仰望”西方政治制度，无法平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香港社会难以建构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四

殖民统治造成阶层分化，还在此基础上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差异和偏见，以及“固化”的歧视观念。

“固化”（fixity）是殖民话语的重要特征。

“固化”涵盖多个方面：

香港本土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固化”香港特色中的中西方文化、历史和种族差异的杂糅，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体现为固化身份差异和偏见。

不同群体对自身认可的前提在于，总有比自己更低的等级，进而从自身所处的等级中获得优越感。

哪怕最低的等级也存在一个他们想象中更低的等级，也同样能够获得优越感。

在激进本土主义的话语中，西方化的程度成为等级差异的唯一衡量标准，与本土内部不同的群体相比，不足够西方化的“他者”（内地人）则成为最低层次，可以令本土内的最低等级也高于外部的“他者”：内地人。

香港回归后，在政治生态、教育文化、传媒领域，反对派和激进本土势力常常诱导民众导向歧视性的身份认同观念。

比如在2016年的香港立法会宣誓过程中，“激进本土派”候任立法会议员，两位青年新政候任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故意将英文“China”读成极具侮辱性的“支那”。

长期以来，在反对派和激进本土主义的煽动下，部分港人在现实和网络中用“支那”“蝗虫”来称呼内地人，严重贬低和侮辱中国人身份，是典型的身份偏见。

五

香港回归后，“后殖民”结构并没有因“一国两制”的实践而彻底改变，原因错综复杂。

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在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反对派、激进本土主义的运作下，香港的教育体系，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社群长期建构和维系偏见的集体心理结构。

首先，教育体系认知偏见结构在回归前后左右了香港教育走向。

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中英文教学比例为1∶10，学校不设中国历史课，中国历史被编入亚洲史，港人国家民族观念被强行淡化；

1992年，彭定康向香港大力推行西方民主价值，通识教育课程成为其推行该政策的工具。

香港回归后，由于“去殖民化”不够彻底，国民教育遭到抵制。

2012年，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任内试图在小学和中学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科，建立起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最终遭到所谓的“反国教运动”的抵制无疾而终。

除此之外，香港通识教育问题严重，缺少大纲，教材无标准。

教协长期以来借助其所编著的通识教材将不良观念意识引入校园。教材内容甚至还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负面解读内地存在的问题，或者直接丑化内地，用西方视角评判中国话题，得出负面结论。

最后，中国历史教育问题严重。香港长期将中学中国历史无序加入通识教育中，导致港人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认知。

在中学文凭考试中，历史科试题甚至出现了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状况，诱导学生得出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结论。

其次，错误的媒体和舆论引导不断加固后殖民认知偏见结构。

一些黄丝港媒，比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不断塑造内地人“野蛮粗暴”的形象，妖魔化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经常预设反共立场，质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内地人。部分人在社交媒体和网络长期传播虚假消息，散播仇恨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和警察的言论。

同时，西方媒体与香港黄媒、自媒体相互配合。

西方媒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片面报道、误导观众，将香港暴力分子描述为“支持民主人士”，将非法活动表述为“和平示威游行”，将特区政府和警察维护香港法治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污蔑为“镇压”。

如果说香港本土黄媒不断利用部分港人的后殖民偏见集体心理，直接制造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西方媒体则充当教师爷，指手画脚，加筑后殖民结构，充当保护伞。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和媒体环境下，香港在文化教育层面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不断疏离。

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堡垒和附庸，乃至反中工具，中国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在香港难以确立。（本文综合自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