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环境与“旧·文化精英”的衰颓_风闻

中国文宣乃至“泛文科”领域为什么弱？可能一些“活化石”要负不少责任，大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像是一些依旧怀恋旧时代的遗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追寻着非常煞风景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旧印象，还在秉持“旧·文化精英”的傲慢，至于他们自己对于国家道路社会民族文明历史的责任，恐怕不是他们最在乎的，或者他们已经缺乏理解目前环境的能力，抑或是不愿承认或接受大环境的变化，误己更误国，虽然他们有些人可能心里很清楚。

以个人愚见，稳妥的消除这些遗老的影响，清扫消极圈子，释放文化和意识形态活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场鲜明的搞宣传办文化，是很重要的事。

现在的宣传与媒体，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公众时代”，现在信息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且很快得到反馈和影响，这种传播效率的变化是一种巨大变革，进步而顺理成章埋葬了“旧文化精英”：

1，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宣传传播模式与结构。

报纸电视台之类传统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被淘汰了，这也意味着“旧式文化精英”垄断的时代，已经大致过去了，毕竟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投身文化与传播业，哪怕只是拙劣的自媒体号、弃坑的蹩脚网文，理论上说文化传播门槛已然不再，旧文化精英的壁垒门槛与暴利特权已经被科技、教育和资本自然而然的击碎，改造成一个巨大而活力过头的市场，这可以说是一种“解放”，现在实权控制公众意识形态的，实际是更先进、高效、冷酷和宽广的社交媒体平台及其金主。旧媒体已经沦落为社交媒体平台这个大商场里的一种供人挑选的商品。

2，公众参与度大幅提高。

现在随着传播方式的改进，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舆论之中，可以制造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实际地位提高了太多，因为公众还是信息弱势方，只不过现在更受控于”能影响公众的势力“，不过形式上地位提高了，成熟的传播业者会针对目标受众组织材料以求影响受众。这意味着媒体的供需关系改变了，现在是“围绕受众”、“围绕阵营立场”，这也几乎终结了“旧文化精英”的“独立崇高地位”。

3，传播的隐藏主轴是意识形态。

在一个信息爆炸混乱且个性化的媒体时代，隐藏的主线是意识形态及利益，认同和认知的影响，传播必然夹带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就是拓展巨大的影响和利益。公众的意识形态被信息影响塑造，公众又因为不同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做出不同的反应。现在不是“大意识形态”时代，而是把大意识形态渗透于各种选择中的“泛意识形态”时代，比如对俄乌的看法大概率分出政治取向来，还怕分不清在加上个对华为的看法….这一切，比较现代，而在这种类宗教环境下，旧文化精英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文化定义权，公众经常按立场选择决定，顺我者赞，逆我者踩，触怒我者在线狂喷，管你是谁。

4，信息知识传播更新迭代速度更快了。

现在信息知识的传播更高效了，在世界风云大变的背景下，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在很多宣传形象破灭的当今，人们不得不更频繁的修正自己的认知，公众也习惯于更高效的获取知识和信息，很多信息地域壁垒已经被打破，而这也是宣告“旧文化精英”的衰颓——因为他们大多是跟不上时代的，旧体系的庇护崩塌，很多缺乏实际能力的家伙就被边缘化了，暴露出只会念经、不接地气、认知极度老化之类的本质。

5，新传播环境有着新的博弈。

现在围绕着受众的认知争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常态，颜色革命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认知管控做不好，政权都能丢了。这就进一步说明“旧文化精英”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自古尽管养尊处优却往往缺乏政治忠诚，因为他们心目中他们是把持文化宣传力足以和任何政权交易的独立势力…在如今这种随时准备激烈斗争的时代，这些家伙很多根本不可靠，问题恐怕还不止如此，完整点说可能是：不忠诚且私心太重甚至还水平低…

总体上，旧文化精英圈子垄断文化传播渠道的时代要过去了，是他们的旧“贵族”体系败了，旧体系旧平台的垄断赋能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就露出了名不副实的样子，但他们不愿接受也不愿意理解这个他们走下神坛的时代….不自量力的抵触着公众以及这个传播的“公众时代”，甚至抵触这个国家和中华文明，毕竟贵族/跪族当惯了，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时代逆流很多还掌握着资源与影响，这就比较糟糕了，我们能从一些媒体中体会到露骨的傲慢、阶级思想、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恶臭，这是问题严重的。

新的传播环境有新的问题，甚至很严重，需要以新规律办事，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高度负责的把好文化认知安全防线，凝聚社会共识在正确的方向，但显然，这不太需要那些还活在旧时代的狭隘落后的“文化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