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卢旺达（上）留守艰险_风闻

1994年4月到7月的百余天内，卢旺达处于大规模流血冲突和部族屠杀的腥风血雨中。这个人口只有750万，而面积仅2.6万余平方公里的非洲小国，在这100多天中竟有50多万人丧生，200多万人逃往国外，200多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早在4月12日前，中国国内就已批准了使馆撤退和留守人员名单。留守人员是代办陆曙东、经商参赞田德宝、一等秘书姚礼庆、随员李献增、庞占华和我。加上一等秘书吕岳于4月10日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复发，其爱人饶良俐留下照顾，共留使馆八人。根据国内指示，由陆、田和我组成留守领导小组。事实上，姚礼庆一直参与重要问题的讨论与决策。

12日中午12时，撤退队伍上路后，我们的留守生活正式开始。

在那段兵荒马乱、形势危急的日子里，使团撤，朋友逃，援卢团联系中断，报纸、杂志绝迹，唯一的消息来源就靠收听卢旺达国内和西方大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因此，我们与收音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宿舍、办公室、食堂、会议室、电话机旁甚至公共厕所，到处都摆放着它。这还不算，人一离开这些地方，手里还拿着一个袖珍收音机。

为了扩大信息来源，避免疏漏消息，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出正确判断，我们几个懂外文的干部犹如亲临战场的将士，分别负责卢旺达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和南非广播电台的收听工作，重要消息休想逃过我们的耳朵。每晚8点半听完法国电台广播后，我们就一起做筛选、分析、综合工作，然后由我执笔向国内报告。开始阶段，每天一小报，数天一总结，几乎天天弄到晚上12点以后。第二天6点，忙碌的一天又从睡眼蒙眬中开始。

在那许许多多难忘的夜晚，有过多少次，我刚拿起笔便觉得脑子里一片模糊，或者写到一半，思路再也无法清晰，眼皮似有千斤重量。我便索性顺势伏案打盹，或者干脆回宿舍，蒙头酣睡，醒来后再干。的确，经过多天的折腾，我们实在太累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无法阻挠我们进入睡眠之中。

大队人马安全撤离后，我们留守人员心情逐步平静下来，随即采取一些措施，准备长期坚持。

首先是安全措施。大使馆馆舍建造于卢旺达国内稳定的和平时代——1985年。当时，设计和建造者没有考虑到卢旺达也有动乱的一天。因此，主楼大门、会客室、办公室和馆员宿舍全部都是毫无防护的大玻璃门窗，别说无法抵挡枪弹炮弹，就连小石子也能一击即破。同时，使馆馆舍建于基加利中央高地顶部，与总统府、国家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国防部、外交部、基加利兵营、高级军校为邻，是战争双方必争之地。

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将多余的床垫子、大立柜、棉被挡在临街的窗子上。虽然作用有限，但精神得到稍许安慰，求得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有的同志还准备晚上一有情况就往床底下、桌底下钻。

另一项措施，就是想方设法将五星红旗悬挂在主楼楼顶最高处和大使官邸楼顶，以告示卢旺达军人和群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国的财产，任何人不得侵犯。

再就是生活规律调整。事变以来，为了让同志们思想轻松一些，也为了节约粮食、蔬菜、水、电、煤气，每天只进食两餐。现在考虑到人员较少，而且要长期坚守阵地，身体健康是本钱，我们恢复了每天三餐，作息时间与战前一样，让大家尽量有常态生活的感觉。

同时还要设法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战争爆发后，国内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卢旺达残酷悲惨的景况，卢旺达的知名度猛然提高，甚至国内的地方小报也刊登卢旺达的消息，引起馆员家属的关注和担心。为了让家属们放心，也为了使留守同志能安心在使馆坚持，允许每人利用大使馆的通信设备往国内打一次长途电话。

那时候，卢旺达通信十分落后，手机尚未面世，因特网更是天方夜谭，馆员们与国内家属的联系更多靠外交信使每月一次携带的信件。战争爆发后，卢旺达长途电话已中断，信使也不再来，馆员与国内家属的联系已无法进行。我们在主楼一层电话机旁贴了一张条子，写上每位留守同志家属的姓名、电话号码，以便有人与国内通话时，请国内通话人顺告其他留守人员家属：使馆一切正常，留守馆员安然无恙。我爱人就曾多次接到电话：“你姓张吗？我是xxx，使馆要我转告你，你爱人平安无事。”不少打电话的人甚至连我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在这段紧张危险的日子里，不但我们留守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就连国内家属之间的感情也贴近了许多。她们不断相互联系、传递信息、相互勉励和安慰。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4月14日，我爱人所在单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联络部张静副部长、国际联络部办公室全体同志及我爱人张秀玲、女儿何存集体向我发来电传表示慰问。她们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战斗的决心。实际上，一人一次的长途电话我并没有打，希望坚持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还接到卢旺达唯一一位华侨周晓婷女士的电话，询问卢旺达和基加利的形势。她与卢旺达籍丈夫这次碰巧被困在基加利，其住处周围在杀人，枪炮声也很密集，她不知如何办。我告诉她，形势十分紧张，一定要设法逃出基加利。她说要有国防部的通行证才行。我请她利用中国人的身份，凭着中国人的形象和中国护照闯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就到中国大使馆暂时躲避。

放下话筒，我心里十分不平静。周晓婷是广西人，才22岁。据说，她原来在老家广西南宁做些小买卖，两年前与在广西农学院学习的卢旺达留学生拉鲁纳结婚来卢。拉鲁纳在中国卢旺达稻米合营公司的一个稻区当卢方经理。他们住在尚古古省布加拉马县靠近水泥厂的地方。周家里雇了两个女工帮助带年仅一岁的小女儿和做家务。每人月工资才800卢旺达法郎。周自己则开个小售货店，卖些日常小百货。她不懂法文，但卢旺达语说得很溜。小日子虽不算很富裕，但过得平静惬意。没想到现在陷入危险之中，她小小年纪能应付得了吗？她远在广西的家人还不知为她多么担忧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几天过去了，她没有再来电话，也没有来使馆求助。我从心底里祝福她与家人早日脱险。

战后得知，周晓婷带着孩子与其丈夫随卢旺达难民流落到布隆迪、扎伊尔，后与拉鲁纳走散。周最终栖身于设在赞比亚的难民营，在国际人道组织帮助下来到中国驻赞比大使馆申请回国。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请求驻卢旺达大使馆核实周的身份。恰好战前周女士来使馆为其女儿在中国护照上加注时曾留下结婚证复印件，其身份得到确认。相信周晓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天，我原住处老官邸的雇员迪斯马斯从邻居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断顿了，又没处买粮，而且每天夜间有武装匪徒前去骚扰，要求他打开仓库，否则将放火烧掉。

1994年3月，何泗记居住在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老官邸，战争初期受困于此，战后此处被洗劫一空。

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冒险去看看，并给相邻的老官邸、老使馆、老商务处的看门人送些粮食。三面国旗、三小袋大米准备停当，我开车与田德宝出发了。刚出门，我们就真正体会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和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性的含义。卢旺达军人和百姓的路障遍地都是，有的在马路中间摆几块石头或砖头，有的放一些树枝，有的干脆把路旁的树木砍倒，有的用破瓦罐、废铁条、破箩筐设障。这些平时谁也看不上眼的玩意儿，现在却身价百倍，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看到它们摆在道路中央，你就知道要停车接受检查了。当然，这些都是土办法，最正规的路障还是军队的。他们使用长型“狼牙棒”，一不小心就足以令汽车趴下。有的军人把我们的外交官证看了又看，不明白是何物，经过我们耐心解释方恍然大悟，歉意地笑着摆手让我们通过。这是些刚从前线换下来的兵，不大懂城里的事。

我们过关越卡好不容易接近了老官邸。这时另一番景象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群群手执长矛、砍刀、铁条和木棍，腰缠麻绳，头扎芭蕉叶或红布条的人突然从路边草丛中、房屋后面蹿出来，把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他们对路旁倒下的尸首却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骤然看见这些“民兵”“赤卫队”，我们大吃一惊，恐其对己不利。待仔细一看，我乐了。原来他们都是住处附近的看门人、花工，平时我们相处很好。此刻他们也认出了我，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情地向我们问好，并主动向岗哨介绍我们，协助放行。另一些人赶忙去唤迪斯马斯。

车到门口，迪斯马斯已经回来了。我把米给了他，并告诉他：“匪徒再来纠缠，就说这是中国大使馆的财产，是受国际法保护的，钥匙在中国人手里，他们不肯拿出来。”他一一记住了。我正想把带来的国旗交给他，突然看见大门上挂着一面破旧的中国国旗，心中暗叹迪斯马斯的机警。这是一面退役的国旗，在这危难时刻，迪斯马斯竟然来了个旧物利用，居然把它视作保护神，用它来保护老官邸，保护他自己。

迪斯马斯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由于他的名字与卢旺达前总理相同，一次他在使馆搞完招待后乘我开的车返回老官邸，我跟他开玩笑：“现在你是迪斯马斯总理，我是你的司机。”他嘿嘿一笑，不无骄傲地说：“这附近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和田德宝回到使馆后，再也没有接到迪斯马斯关于匪徒要抢劫的电话。据说，迪斯马斯后来随卢旺达政府军退到扎伊尔东部城市戈马，淹没在百万胡图族难民之中。我们重返卢旺达恢复大使馆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随着“爱阵”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推进，屠杀行动也加剧了。卢旺达文装反对派共和民主运动政治局委员、前外交合作部长、前阿鲁沙和平谈判政府代表团团长恩古林齐拉，曾逃过了大屠杀的第一冲击波，这次却未能幸免。

饥饿的难民们等待发放食品。

很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都已撤离。据报道，国际红十字会的当地雇员惨遭杀害的有30多人，这是该会成立70多年以来遭受的最大人力损失。这时，基加利周围的战斗更趋激烈，除议会大厦方向外，城市四周山头都有枪炮声。

不久，“爱阵”军攻占了基加利郊外的第一制高点雅利山，那里是卢旺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转播站。总统旅馆所在的山头雷贝罗山曾数度易手。另外，“爱阵”军还打到了位于基加利市的子午饭店周围。其大炮已向我们所在的中央高地轰击。有一次，他们集中火力炮击使馆北边不远的“千丘电台”和南边的高级军校。两个目标都被击中，建筑物严重受损，多人死伤，在使馆都能闻到火药味。我们这些勇士们躲在主楼和食堂之间的走廊里逗乐说，“爱阵”军千万别让新兵打炮，不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炮弹就会落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还学会了凭炮弹在空中飞行的呼啸声判断其方向和离我们的远近。有时听到炮声呼啸而过，却没有爆炸声，大家便异口同声地欢呼：“臭弹，臭弹！”

未完待续~

图文 |《穿越非洲战火》

作者 | 何泗记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