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家也会犯低级知识性错误_风闻

《尚书》的传承，正如所有经典一样，几经波折。

据刘起釪统计，现存先秦文献引《书》“三百数十次”，尤以儒墨两家称引最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幸赖博士伏生冒死藏书，然再见天日时，原本已多有缺损，仅存二十九篇。

《史记·儒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殴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汉书·艺文志》载：“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迄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

《汉书·晁错传》载：“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

汉文帝令晁错跟随伏生学习，不只是因为只有伏生保存了尚书的文本，而且还因为这些文本都是用较古的文字（战国时的秦国文字，应与秦始皇书同文后的大篆不同）写就的，不经识字的伏生的解释，就看不懂。

后来在唐朝张守义为《史记》所撰的“正义”，以及颜师古的《汉书注》中，都引用了东汉卫宏《古文尚书序》（疑即《古文尚书训旨》部分内容），说颍川人晁错听不懂齐人伏生的乡音，惟靠伏生的女儿转述。

《正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

《汉书注》：“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

在转写为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后，流传开来，世称“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充自己的宫殿而拆毁了孔子后代家的旧宅，不想在墙壁中发现几十篇用古文字（史传“籀书”，后王国维指出是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经传，其中就有《书》的很多篇。鲁恭王于是就不敢再继续拆了，还把这些《书》交给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孔安国整理后发现，其中的《书》比当时通行的《尚书》（即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还多出十六篇。

《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史记》虽未记载此事，但在《儒林传》中说：“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一般推测，《史记》这里所说《古文尚书》，即是《汉书》中所谓孔壁中书，惟《史记》所记不像《汉书》那么详细而已。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两部《古文尚书》不同，各有其本。

《汉书·刘歆传》保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内容，其中特别明言：“……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汉武帝时，孔安国将古文《尚书》献给皇帝。但正好赶上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动荡，当时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被污蔑要借巫蛊谋害武帝，被迫起兵，后战败自杀。于是，古文《尚书》就被压在了皇家藏书库中，未得以流传。

但是，刘歆这里给后世质疑者留了一个把柄，因为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述，孔安国虽活到了汉武帝即位后并官至临淮太守，但“早死”。那么，他还能否在“天汉”（汉武帝第八个年号）之后“献书”呢？要知天汉元年已距武帝即位快三十年了，如确在“天汉以后”还能献书，那么太史公所云“早死”岂不就不合理了？

但东汉荀悦《汉纪·成帝纪》既已改变了刘歆的说法，其中引刘向语说：“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如是“孔安国家”——孔安国家里人——献书，那就没有问题了。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荀悦为“弥缝”刘歆的疏失，有意而为。

但无论是否出于孔壁，用古文书写的《尚书》的确存在，这是无可争论的。用古文书写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

据《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古文尚书》这时得到官方承认并立为学官。

至于孔安国是否传授《古文尚书》，后世有争论。

本来《汉书·儒林传》所言非常明确：“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显贵。”

然清儒考证，认为《史记》所用皆今文，未引古文。尤以崔适《史记探源》逐篇考明，最为代表。

但这些考证是否足以推翻《汉书》中孔安国古文尚书的传承系统？得出“孔安国所传皆今文，其一生从未传授过古文”的结论呢？

无论如何，孔安国古文尚书有一个明确传授系统，这个说法在汉代已经形成，则是事实。

所以，非常自然，到了东汉，本来不少传《古文尚书》的，都自认属于孔安国系统。

但突然间冒出来了个杜林，《古文尚书》的传承就又有了问题。

《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杜林的《古文尚书》（即所谓“漆书古文尚书”）与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即所谓“孔壁古文尚书”），有何同异，关系如何？东汉时所传，是或主要是哪一个？

按常理来说，东汉所传应为孔安国《古文尚书》。

但据《后汉书·儒林传》：“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与杜林同为扶风人的贾逵，著有《古文尚书训》，贾逵的弟子许慎以《古文尚书》中的古文为依据，撰成《说文》，并据古文辨今文，著有《五经异义》。还有一个扶风人马融，著有《古文尚书传》，其弟子卢植撰有《尚书章句》，弟子郑玄撰有《古文尚书注》《尚书大专注》《尚书音》等。这些著述在当时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尤其郑玄注经兼采今文和古文两家经说，衡量折衷，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之学，遂行诸后世。

那么，后世所传之“古文尚书”，就是杜林一脉的“古文尚书”（“漆书古文尚书”）了？

孔安国一脉的《古文尚书》（即所谓“孔壁古文尚书”），命运如何？

时间到了三国时期。这时，经过汉末大乱，情况又起了变化。

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末时：“博士失其官守三十年矣，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逮魏初复立太学博士，……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魏时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学矣。”

王肃是小说中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个王朗（历史之演义，大不同于历史）的儿子，也是司马昭的岳父，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的外祖父。作为魏国权臣，他所注的古文学诸经都获立学官，这当然得到了司马氏的特意扶植。但王肃为了与影响更大的郑玄进行竞争，专门与郑玄对着干，他不仅引贾逵、马融说以反对郑玄与贾马不合的地方，而且还引今文及谶纬说反对郑玄的古文说。

《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载曹髦在接受博士授经时的对话：“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

郑玄对于《尚书·尧典》开篇第一句“粤若稽古”之“稽古”二字的解释是“同天”，而王肃参照贾马之说，解为“顺考古道”。曹髦对于王肃之说不能接受，提出质疑说：“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陪读的博士庾峻不敢违背王肃，特以《洪范》为据，说“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而贾逵、马融与王肃同解，与郑玄为三比一，故赋予王肃之解以经典解释的合法性。

其实，曹髦本意也不在对于经典章句求“的解”，而在于试图引《尧典》来维护皇帝（即他本人）“同天”的地位，博士庾峻岂敢趟这个浑水？经典解释要与政治站位保持一致。

《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其中还讲到王肃曾“集”《圣证论》“以讥短（郑）玄”。

由此可见，王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敢于“集”（编撰）出一篇本不存在的《圣证论》，反对郑玄。

所以，王肃之学，一向遭到鄙视，就与刘歆之学一样，因为他们二人都背叛了“正统”。刘歆曲学阿世，助力王莽篡位，王肃解经则服务于司马氏。

故后世不仅怀疑王肃伪造《孔子家语》，而且还怀疑他伪造了《孔丛子》，其目的均在于反对郑玄。就如怀疑刘歆伪造《周礼》等古文经典一样。

需要提醒，在西晋文献中，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之传承，没有任何文字提及。

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经典释文·叙录》：“永嘉伤乱，众家之书并亡，而古文《孔传》始兴。”

现存史料只在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部分“正义”中出现豫章内史梅赜献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事。据说来自某部《晋书》，但已无考。孔颖达正义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氏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应该讲，梅赜献书遭到怀疑，有充分理由。因为此前从未有过任何线索，不可能突然在魏晋之间冒出来。

清人认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系出自王肃之手。这也不合逻辑。刘起釪认为：“王肃自己的《尚书注》在魏晋都立于学官，为国家显学，谁都得遵读。王正以压倒郑学而自豪，怎么会自己预料自己这部官定经典书将来会消失，特预先另撰一部托名为孔安国的伪《书》放在旁边，等将来自己的书消失后，有人把它献出来呢？”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情理之论”持不同意见，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综上所述，《尚书》或有所伪，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尚书》或有所伪，《古文尚书》之传承系统或有所伪，但都与孔安国无关。

说“被当作古籍辨伪范例的《古文尚书》，是否孔安国伪造也渐渐成了疑问”，无来由给孔安国当头扣了一口疑似大锅，真是岂有此理！

在地下安睡已两千多年的孔安国及其弟子门人，或后世学人无法为他诉冤，当代的学子呢？能不发一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