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振《宋史》札记_风闻

    读书应该多读大家之作，但也不可迷信。特别是有时大家钻研很深，却可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陈振先生是宋史研究界的权威、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所著《宋史》也是苦心经营、认真修订的煌煌大作。然而他在该书第十七章《宋代的科学技术》中竟对宋代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活字印刷术——只字不提；在该书295页介绍北宋印刷业时也只提到了雕版印刷。只在书末的《宋代大事年表》中有一行小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该书以5页的篇幅考证了轿子在宋代的产生（确实很有价值），对活字印刷术这样的“房间里的大象”在正文中却完全忽略，无论如何都是很不相称的。

     该书“宋金富平之战”一节中，又认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拜泾原路经略副使曲端为威武大将军组织西北宋军抗金，而曲端不过是“因部将吴玠屡败金兵而获致虚名”，“实际上怯敌拒战”。然而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记载，金将娄室侵陕时，张浚欲合诸路兵攻之，曲端认为金军甚锐，且已经营屯田，不可骤击，应该分兵扼险，扰其耕获，待其困敝，乃可图之。这些策略似乎不能一概说成“怯敌惧战”。后兀术以大军攻陕，张浚欲起五路二十余万兵（号四十万）、马七万匹正面迎敌，但王彦、刘子羽、郭浩等将领，乃至彭原之战中自认为是因曲端不发援兵而败因而与曲端有隙的名将吴玠，都认为敌锋正锐，不宜力敌，应持重扼险，待其敝而击之。这些意见与曲端是一致的。张浚也认为诸将所言有理，但他说自己急于在陕西向金军发起攻势，是为了将金的重兵牵制在西线，使其不能转兵东南威胁南宋首都临安等根本重地。于是宋金两军在富平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兵团决战。交战中，宋泾原路经略刘锜身先士卒，率军直取敌阵，杀伤甚众。金兵以铁骑直击环庆路经略赵哲所部，赵哲擅自脱离战场，导致宋军溃败。“自是关、陕不可复，论者咎浚之轻师失律。”陈先生认为此战宋军本来有取胜的可能，赵哲惧敌畏战是战败的根本原因。而武国卿《中国战争史》第五卷则认为张浚轻敌，不从诸将言先击兀术所部，而是一定要等到完颜娄室军与兀术会合后再约期而战、宋军主将刘锡自恃兵多，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不听吴玠占领制高点的建议，而且布阵又出现了很多漏洞被金将侦悉，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659-663页）。我认为《中国战争史》所述更为详实，所论也更为公允。文人谈兵，或许很容易像陈先生那样认为只要有了勇气就能打胜仗，而打不赢就是因为没有勇气（就好像很多人总喜欢把中国男足输球归咎于“没有拼劲”一样），而《中国战争史》的作者武国卿同志则是从戎数十载的将军，在军事科学院专门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所以能够对战争的过程与结果作出更专业的分析。我自己参加和指导辩论赛的经验也告诉我，辩论队员在场上之所以心态会崩，十之八九是因为实力不够或是准备不周，在对方的打击下不知所措，而并不是因为天生内向、胆小、懦弱或是突发情绪波动之类——我想打仗也好、体育比赛也好，道理应该差不多。

   另外，前文既然提到了印刷术，作为读书人，我们不妨再谈谈这方面。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有宋一代对于活字印刷似乎再无其他记载，直到1313年出版的王祯《农书》中才出现了造木活字的印刷法，而这已是元代了，以致于学界怀疑活字印刷在宋代并未得到实际运用。直到1984年，中国台湾学者黄宽重在《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九八《程元成给事》中的记载：“近用沈存中（即沈括）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从而确证了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活字印刷得到了实际应用，弥补了这个空白点（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

    关于雕版印刷，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曾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原因是蜀本和建本为了多印快印，选用木质较软的材料来刻板，而建本还喜欢乱改原文，所以名声不好。（以上均据《宋代经济史》下卷第185页）。而关于建本之误，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简单点说，这位元丰年间的进士后来担任礼部尚书的姚祐，在当杭州州学教授的时候，给学生出了一个有关《易》的考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考生们莫名其妙，向他提问，姚老师认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不会错，于是胡乱解释了一通。有位考生忍不住对他说了实话：《易》的原文是“坤为釜”，不是“坤为金”。姚祐拿出国子监的官刻本来核对，才发现是自己之前用的福建版本把“釜”字中“父”的两点漏掉刻成了“金”，于是悔恨自己怎么就买了福建人刻的书，为此公开判罚自己多值了一天班。

    不过，四川与福建的书虽然刻得糙了点儿，有时还连累这些学富五车的大人们闹点儿笑话，但人家走的是量大价廉，所以对传播文化还是很有功劳的——而且人家也不乏精品，只是一分钱一分货，市场经济嘛，大家都懂。

    另一桩趣闻是这样的（同上书，185-186页）：

    那时有一种“巾箱本”的小开本图书，字体、装帧都非常小，刻印技术可谓一绝。但是南宋嘉定年间，经朝臣奏请，宋廷下令禁毁这种小开本。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印刷精致的小字小版书，其实是专门卖给考科举的士子们夹带作弊用的——今天，每到考试季，各大中小学的打印店不是也麋集着一群群要印小纸条的学生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咱们中国的考试历来都这么卷，今天的考生玩的邪门歪道，也无一不是古人玩剩下的。

   朝廷的禁令当然无效，巾箱本仍然盛行不衰——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毕竟科举之路是无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许多人情愿为此铤而走险，而市场的铁律永远是：有需求就会有生产。

   然而这么一个不光彩的目的，却产生了“巾箱本”这样的印刷精品，在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很有价值的一页。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为了达到一些卑微的甚至邪恶的目的，人们能够设计出伟大的技术和手段。后来目的消失了，而那些凝聚着一流智慧的手段却留了下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隋炀帝的大运河不就是这样的吗？近代以来又有多少造福人类的科技一开始是为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服务的呢？

    读历史书总能给我们这样的哲思。

    对了，上面所引的《萍洲可谈》就是我昨天的日志所提到的笔记小说，也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