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应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遏制和打击的新方法（上）_风闻

摘要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突围，应吸收全球智慧。**除了参考日韩台走科技升级路线的东亚模式，还要借鉴中东-阿拉伯模式组建类似欧佩克的半导体产业组织。**我们应联合半导体下游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东南亚人。不再简单将越南人、马来人、印尼人当成潜在的产业竞争者，因为这样我们将会面临被美国分化而各个击破的风险。

仅将科技实力和原材料作为反击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反击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目前并不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产能规模、超级市场也要变成我们的筹码。

美国政府的蛮横打压已经对中国数千家公司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影响数千万的家庭。是到了该救济我们的产业和公司的时候！

本篇以全新思路和方法看待与求解中国半导体产业被美威胁、打压的困局。

1.前言

今天，中美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在相当广泛的战线上打响。这些战线上，以高科技竞争为重点，高科技竞争中尤以信息技术产业（ICT）为核心，而这个核心中又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核。

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仍然在枕戈待旦、屏息凝神的等待（像过去几年一样），等待上海中微子的光刻机能在先进的制程上取得突破，等待中芯国际更大规模量产14nm甚至更高进程的芯片，等待华大九天EDA工具比肩国际，等待华为麒麟依靠国产供应链重新激活……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只有获得和我们的敌人几乎完全对等的优势和能力，我们才能反击，我们才可能获胜。

当英国在海上凭借其举世无双的皇家舰队对德国进行封锁的时候，德国人使用U型潜艇对其舰队进行致命重创；而当德国令人闻风丧胆的斯图卡轰炸机对英伦大陆进行轰炸时，英国人通过雷达和情报破译能力化解德国空军的优势；1950年，面对麦克阿瑟领导的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军团，志愿军大无畏的跨过鸭绿江。志愿军采用快速穿插、小包围、小歼灭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化解美军的机械化、重火力、立体化优势。

德国U型潜艇

胜利，当然需要自身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需要完全照搬敌人的优势！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以各种名目向中国高科技公司发布了高达数百项的制裁和禁令，让我们所有的高科技公司的发展举步维艰。让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公司发展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前不久，OPPO旗下投入3年多，投资超500亿的ZEKU芯片业务顷刻之间“逃命式”关停。ZEKU继续前进，就会走到华为面临的高墙之下。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华为海思的疑问，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本身就是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就像美国打压东芝之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变得畏首畏尾。

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2019年全球半导体应用中通信行业和计算机行业应用占比分别为33%和28.5%，未来还将进一步在物联网、智慧汽车、可穿戴设备、安防等中得到广泛应用，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石。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石。

如今，我们只给美光这样极个别公司作出警告。我们只在稀土、原材料等（如对镓、锗的管制）极少数领域给美国公司以微小的损伤。

被打压之下全民的义愤填膺和慷慨激昂，信息技术产业链上完备的种子型公司，我国的科技人才体量优势，以及经济纵深给了很多人非常高的期望，以为只要我们共克时艰、众志成城就能憋出一个**“组合大招”**。就可以平替美国跨国巨头的产品。哪怕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希望，也必须承认这个希望现今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指的不是单个方向的突破，而是说整个体系上达到同样的竞争力。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空等下去。坐地等待万事俱备，就是坐以待毙。

曾经，国内有大量的专家和学者掐着指头计算华为麒麟芯片国产化的时间。如今看来，都是不大准确。尤其华为曾经豪言自己有备胎计划，但今天看来似乎高估了自己的国产化能力。客观来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对抗美国政府。

美国打压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可以独立“美产化”的能力，主要还是依靠组织与联盟。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固然没有错，但必须考虑竞争与战斗的时间和效率。一切等自己造出来了更先进了，也还是会被打压，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内循环。例如华为的电信设备已经比同行更先进了，但是却纷纷被拆除了，被西方公司替代了。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又开始对中国具有领先优势的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等蠢蠢欲动。指望中国科技领先了，美国人就不会遏制我们，可能是一种幻想。

**整个全球信息产业链可以脱离我们运转才是最大的噩梦。**如何强有力反击美国，同时不脱离于全球产业链，并得到开放的、公平的对待，是本文的求解。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前言

2.形势与困境

3.中东-阿拉伯模式：欧佩克反击西方石油巨头

4.重温跨国资本的根本逻辑

5.中国产业转移替代性研究

6.中国信息产业在全球的分工及中美信息产业比较研究

7.中、美利润分配公平性研究

8.对美反击的决策建议

9.结尾

**2.**形势与困境

在武术竞技中，一个强大的拳头迎面冲来的时候，不应该是凭借自己有个同样大小的拳头去强力对撞。因为，这时候对手的面门和腋下必然暴露。

我们必须以全面、均衡的视角来看待敌我。既要看到我们的不足，也要看到我们的长处。既要看到美国的优势，也要看到美国的破绽。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难在“知”！

这是众所周知的：

1. 美国技术在信息技术产业从晶圆制造、芯片设计与制造、封装上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在整个产业链上占据着极高的比例和上游的位置，美国优势简直难以撼动；

2. 美国可以并正在以这种优势，对产业链的中下游施加影响，使其不能服务于其所列负面清单上的中国公司，例如台积电不能为华为代工世界领先的麒麟芯片，ASML不能向中芯国际出口最新制程的光刻机。以此，美国政府获得了其随时打压任何一家中国半导体公司的能力。相关中国公司需要靠美国政府延长禁令实施时间或者豁免，才能不被限制；

3. 美国公司正在利用马太效应带来的先机，继续大幅度的巩固其优势地位。同时，美国政府还继续加大对供应链的补贴，例如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签署《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对芯片产业提供高达520多亿美元的补贴；

4.不仅美国有优势地位，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同盟，也在很多细分领域有优势。美国通过协调盟友，力量还能获得倍增。例如，最近日本政府就积极加入了对华围堵，对中国市场限量或者完全断供光刻胶，尤其是高端光刻胶。

美国利用产业优势牢牢卡住了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让无数奋斗在产业链上的有志之士士气低落。

但古今战场上，有无数的以弱胜强的故事。我们自己的优势还没有被很多人真正的看见。

占据科技顶尖，谁就立于不败之势，是东亚模式下的思维。我们几乎已经惯性思维的在一切事情上都这么想了。

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摩托车是发动机更重要还是轮胎更重要呢?站在人与市场的角度，发动机的确是摩托车最关键的部位，市场一般会对发动机给最高的价值认可。但就摩托车自身而言，没有那个最不值钱、最不起眼的轮胎，摩托车是转动不起来的。价值性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轮胎，从对系统的不可或缺性来说，它和摩托车发动机其实是“平权”的地位！**甚至，轮胎还可以凭借其“平权”地位，改变其在价值评估上的弱势处境，获得更高的价值认可和回报。

一个体系化存在的整体，某些部分看起来不重要，但它确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把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链的系统简化成S=A+B+C，假设A占据了70%的体量，B占据了23%，C占据了7%。是的，A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最强势、可以主导整个局势的玩家，C是看起来毫不起眼，可有可无的玩家。在普遍的情况下，A具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定价权，B往往是利润的分享者，C是被剥削者、被主宰者。

我们就是那个弱势的C。美国的跨国巨头们利用强势位置（A），他们定义产品价格，定义利润分配，赚的盆满钵满。

C该如何改变这个弱势位置呢?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突破技术封锁，进行科技和产业升级。每当我们自主突破一些西方技术封锁，进行国产化之后，西方的份额、利润和话语权就会降低。甚至我们能够凭借劳动力和人才优势，将西方公司打的节节败退直至完全退出。

这条路子我们趟的是非常成功的。但这条路的尽头，是越来越高的墙。我们遇到了西方公司及其背后政府施加的重重阻力。

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调整思维和战术！

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方法：C不再根据自身科技含量估值自己，而是根据对系统不可或缺性来评估自己，尤其是当这个系统对自己不公时。

但C要想化弱势为强势，就必须满足一个必备的前提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要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无论份额多少，都可以对整个体系“卡脖子”。

这些年，美国人在蚂蚁搬家式的逐渐腾挪其产业链。最近几年，西方世界不断的和越南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给“越南造”等不断的开绿灯。

美国的产业战略非常清晰：寻找替代大陆的角色。

美方不是要找全方位替代中国的角色，它只需要找关键部分替代中国的角色。只有理解美国人的这种战略。才能更清楚美国人所谓的“去风险化”“建防护栏”，究竟深意是什么。才能更好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一边在渲染紧张的中美关系，一边在打压又一边在安抚——因为只有这样美国公司及产业链才会搬走，而要搬走庞如大象的美国产业链必须要麻痹我们。

再来看，在一个体系里作为强势玩家的西方玩家是如何被反卡脖子的案例吧！此案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3.中东-阿拉伯模式：欧佩克反击西方石油巨头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佩奇就曾说：“欧佩克当时被我们忽视，因为我们觉得它根本就不可能运作起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如何在西方重重压力下诞生的》，澎湃，2020年3月

1911年，全球石油巨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垄断后，被分割解体成数十家新公司。虽然标准石油公司可以解体，但凭借垄断控制市场的诱惑却是谁都无法抗拒。解体后形成的三家新的大型石油公司和另外四家石油公司迅即又组成了新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联盟，即所谓的石油七姐妹，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后期合并更名）等，七家跨国公司继续主导着国际石油市场。

如知名石油产业记者旺达·贾布隆斯基所言：“在伦敦、纽约和匹兹堡的办公室里，石油公司的高管们控制着中东产油国的命运。”

石油的勘探、开采、炼制、运输、存储等都有着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当时全球主要的产油国大多是国力孱弱、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西方不仅是石油产业链的技术主宰者，同时西方还是原油及深加工原料最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说，这个优势看起来简直坚若磐石。西方公司凭借这些优势，不断的压榨这些产油国，甚至有时候直接蛮横地单方面宣布一些产油国家的石油指导价。

1959年2月左右，出于共同对西方世界要求其降低石油价格的愤怒，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两位石油部长代表两国达成了《马蒂协定》（Maadi Pact），呼吁各产油国成立“石油咨询委员会”，审核跨国石油公司的价格变动计划。然而，西方跨国公司无视这种信号，此后，他们还继续单方面宣布大幅降低中东原油标价。

1960年9月，来自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政府代表齐聚巴格达会议。他们商讨如何共同协调提高本国生产的原油价格，以及如何应对跨国石油公司的单方面行动。尽管美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1961年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简成欧佩克）还是正式成立了，此后成员国进一步扩充和调整。1970年代，欧佩克国家占全球石油产量一半以上。

此后，一些大型石油公司逐渐放低姿态，同意提高产油国的利润份额。但这种利润依然还是有限的。1970年，沙特原油官方价格大概只有1.8美元/桶。

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叙利亚等，宣布大幅减产、禁运石油，以对抗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长达半年的石油禁运，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噩梦。英国曾一度紧急施行三天工作周。数个欧洲国家下令如非迫不得已，禁止周日驾车出行。美国加油站周日关闭，而且限制了汽油的购买额度，并根据车牌号限定可以购买汽油的日子。这次禁运使世界经历了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上升，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近30年的战后经济繁荣，自此终结。

**原来，弱小的、还不是盟邦的小国，只要联合起来就可以拿石油当武器，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成为对付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武器。威力竟然如此之大。**这是很多人此前根本无法想像的。在1974年4月联合国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曾兴奋地说：“欧佩克的这次行动充分说明了原料价格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生产国控制价格的必要性，以及各原料生产国组建联盟的可能性。此次行动应当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当时的讽刺西方求助中东产油国的漫画

第一次石油禁运结束后。石油价格已经从开始禁运前的3美元/桶，4倍上涨到12美/桶。此后，世界多次经历石油危机，都离不开欧佩克的作用。当然此后，西方世界的石油消费国也联合成立了国际能源署来对抗欧佩克。这两大组织至今在全球原油市场依然发挥重大作用。

看看欧佩克国家当初面临的困境与今天我们在半导体产业上面临的困境，是多么类似：

1. 都是西方世界跨国巨头凭借技术优势和消费市场等垄断整个市场，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弱势地位国家发号施令或者威胁。

2.弱势地位国家都是分散的非联盟国家，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它们可以被分而治之，甲国如果不交易，那就找乙国交易：**对当时的石油生产国来说，沙特阿拉伯不卖，就找伊拉克买，找委内瑞拉或者墨西哥买；对今天的半导体产业来说，中国人不做下游加工，那就找越南人做，找马来西亚人做，找印度尼西亚人做，找泰国人做，找印度人做。至今，这些国家在信息产业上依然是不结盟的，甚至彼此敌视。**因为我们彼此将对方，看成西方世界发派订单的竞争者。

到今天，类似欧佩克这样的产业联盟模式在其它领域也所处可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打造的美日荷三方协议、美日韩台四方联盟自不必说。

以下是一些媒体的报道摘录：

1.2019年6月，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启动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宣布将采取共享关键矿床、供应链和加工技术信息，合作研发关键矿物提取、加工和回收技术，分享可持续和负责任采矿实践案例，合作制定关键矿产相关政策和监管框架等措施，打造所谓“安全且有弹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2.南美锂三国近年来效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筹谋建立一个“锂欧佩克”，以沟通信息、协调政策乃至控制锂产品价格，从锂产业链上游强化输出国在全产业中的影响力。

3.印度尼西亚的镍储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该国正提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镍业组织，以帮助协调镍供应。该国投资部长表示，本周二于G20峰会上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Mary Ng会面时，表达了建立一个类似“镍矿版欧佩克”的想法……加拿大部长Mary Ng表示，两国需要探索合作机会，印尼和加拿大在以可持续的方式优化自然资源以实现经济效益方面有着类似的愿景。

4.重温跨国资本的根本逻辑

奥巴马总统：要在美国生产iPhone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没多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吹嘘自己的产品都是“美国制造”。今天，美国制造的苹果产品已经少之又少。苹果公司去年售出了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和5900万台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几乎都是在海外制造的。

干嘛不把这些工作拿回来做呢？奥巴马先生问道。

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是不会回来的。”

——《iPhone为何中国制造》，纽约时报，2012年1月22日

自二战结束，吸收了全球巨量财富的美国资本以及快速成长起来的雄厚产业，开始在全球寻找廉价的劳工和生产基地。寻找的过程，当然也是产业转移以及就业机会转移的过程。好处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可观的利润回报，更加廉价的商品，消费和服务业会繁荣起来。坏处就是一部分制造业蓝领工人会失业。

寻找产业和投资洼地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以华盛顿为核心，先向二战后变成废墟的西欧以及日本转移。这里现成的工程师人才、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以及和美国相类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它们都已经是美国新收入囊中的“领地”。此后，向中东欧国家、亚洲四小龙以及中东部分产油国（主要是石油产业）蔓延，这些地方，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说已经是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正式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之后不再延长。标志着中国经济彻底从苏联主导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外资开始逐渐涌入中国，但此阶段的规模还是非常小的。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外国直接投资（FDI）常年高于我国。2000年10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次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年伊始，美国政府终于彻底放开了闸门，让西方资本和产业汪洋倾泻而入。

可以，通过人均GDP来看美国在全球产业转移寻找标的物过程：

1960年，美国人均GDP是3007美元左右，日本是475美元左右。1980年，美国人均GDP是12574美元，日本和德国分别是9463美元、12138美元。显然，日本和德国已经非常接近美国了。2001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7133美元，日本的人均GDP是34406美元，韩国的人均GDP是11561美元，而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才刚刚迈过千元关（1053美元）。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参考1960年美国对比日本的人均GDP比值（6.3）还要再大5倍左右。

现今，美国的人均GDP是70248美元（2021年），韩国人均GDP是34998美元，中国人均GDP是12556美元。中国市场的优势和红利依然还是比较大，尤其叠加中国成为比肩美国的消费市场，对产业和资本来说更具吸引力。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急速膨胀的体格以及沿着产业链向上攀登的速度之快，是出乎意料的。中国独特的气质，又是他们从未预料到的。西方世界的不安和联想一直如影随形。

2016年，靠失落的铁锈地带群体推选上来的特朗普，将一直比较温和美好的中美关系带入冰冷地带。特朗普政府对半导体产业作出了限制和调整：把制造业中的高精尖部分抽离出来，只许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同时把低端部分继续甩给中国人生产；同时，打压中国已经露头的高科技公司，遏制其发展速度。这一年，离中国加入WTO刚过去15年时间。

在今天，拜登也继续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把这些跨国巨头们往北美老家回赶，想把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带回美国。

另一方面，在全球还有非常多落后、现代化开发非常不足的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等着跨国产业和巨头们去开发。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还只有3892.5美元（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下同），越南人均GDP只有3409美元，印度甚至只有1937美元。美国人均61855.5美元，比印度要大32倍，比越南要大18倍。

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困难：以庞大的中国市场为基地快速追赶世界潮流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面临原本被市场自由配置的原材料、生产工具、人才、资本、知识产权、关税、市场准入等被美国政府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栅栏隔离起来(美其名曰“去风险”）。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善，完全追平美国公司，这个时间跨度恐怕可能以十年计。

而在制造业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部分，很多人发现了这样并以为一定会如此演变的事实：华为、小米、OPPO、ViVO、联想等全部都依赖它们的硬件及系统。华为这样的头部公司都可以瞬间被排除出去，而他们根本不用担忧在华为身上失去的利润和份额，因为还有小米、OPPO本身就是华为的竞争者，他们的利润只是左手转了右手。甚至华为被排除后，苹果公司的份额又再次回到世界销量第一的位置，他们利润更多了。

跨国公司还可以将生产转移到更廉价的洼地。如果中国人不做，还有越南人、印度人、印尼人、马来人等着来做，事实上他们已经部分在这样做了。而全球有着80亿人口，190多个国家，除了以上这些地方，更远的土地上还有尼日利亚人、肯尼亚人、阿尔及利亚人，廉价劳动力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今天中美关系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后者似乎更加紧迫。没有人会看不清美国人的强大优势，大数人认为我们无法反击的根本原因是上述的第二种困难——中国公司以及产业工人可以被轻松替代。

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象！

无论ASML的光刻机有多么尖端、台积电的代工工艺有多高、苹果的体系有多么庞大、Win-tel的联盟有多么紧密，通过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些跨国巨头营造的复杂金字塔建立在如此简单的事实之上：商业和财富永远都是追求回报的，这是资本永恒的天性。商品销售要靠近利润高的消费市场，而商品制造必须靠近廉价的劳工和生产基地。全球性大生产（供应链）只会在持久的安全与和平的环境中，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这些道理朴实又坚硬，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一样清楚。

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基地+持久安全与和平的环境+靠近利润高的消费市场，世界上这样的地方真的很多吗？

5.中国产业转移可****替代性研究

有一天，在New Castle东边的路基工地上，爱尔兰工人直接威胁CP（注:美国中太平洋铁路）的4位大佬之一Charles和他的手下、监工Strobridge，说再不加工资就走人。

Charles 叫Strobridge去附近的奥本招一些中国工人。

Strobridge不相信身材瘦小的华工能够修铁路。Charles说，“这些瘦小的人修筑了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

斯坦福（注：时任加州州长）于1865年10月向总统及内政部报告工程进展时，这样描述华工：“他们安静、平和、耐心，勤劳而又节俭，随时准备学习修建铁路需要的各种技能。他们拿的工资较少，但是心安。精明的包工头总是提醒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大批更廉价的劳力。”

        ——《历史 | 黑色的道钉 追祭150年前的美国中太平洋铁路华工》 ，周敏，《南方人物周刊》 2018年10月

下图是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几个经济大板块70多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趋势图。这几个版块分别是北美、欧洲联盟、欧洲与中亚地区（不含高收入）、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中东与北非地区、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可以看到70多年以来，全球投资的前三名永远都是欧盟、北美以及东亚与太平洋地区。2003年开始，东亚与太平洋（1267.5亿美元）首次超越北美（1241.3亿美元）；2014年，东亚与太平洋（6313.3亿美元），力压欧盟（4325.5亿美元）和北美3160.6亿美元，全球最高。从2017年开始至今，一直雄踞最高点。

这个选择是产业和资本的自由选择。说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其余几个地区，总和还不及中国一家，以2021年为例，中国吸引外资3339.8亿美元，而南亚地区为498.2亿美元，中东与北非只有91亿美元。有些年份净流入还是负值。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吸引力如此之弱。答案很简单。这些地方兼具动荡不安的局势、教育水平低下、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薄弱、社会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是资本和产业转移唯恐避之不及的。南亚有19亿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11.8亿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6.5亿人口，中东与北非地区有4.9亿人口。四个大版块，总人口为42.2亿。按全球80亿人口计，占比53%。

根据《人类发展报告2020》排名，俄罗斯（52名）、墨西哥（74名）、巴西（84名）、中国（85名）、印度尼西亚（107名）是极高人类发展和高发展人类指数。《人》的三大指标是：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就是属于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可以简单当作适合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印度（131名）、孟加拉国（133名）、巴基斯坦（154名）、尼日利亚（161名）均为低人类发展指数。如果再考虑政治和军事因素，则正在和西方世界打战的俄罗斯也要被排除在外。这五国总共差不多有22亿人口应该被排除在外。

全球拥有可替代中国劳动力的庞大人口资源的想法被大大地高估了。

根据以上分析，全球范围内能做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假设之地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具体数起来就是这样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2.73亿人口）、菲律宾（1.14亿人口）、越南（9747万人口）、泰国（7160万人口）、马来西亚（3357万人口）。五个国家，总数5.9亿人口。

同时，再扩大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由于印度的特殊性和中国人的关切，把前面已经被排除的印度再拉回来。一起就是这10个国家。

从资本和产业转移难易的角度，我们从重要性程度依次选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清廉指数、个人安全、用工成本五个维度来评估几个国家的排名情况。

营商环境：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信贷、纳税、保护投资者等10个维度（未包含清廉指数及基础设施）。经商容易度排名为：马来西亚第12名，泰国第21名，中国第31名，土耳其第33名，墨西哥第60名，印度第63名，越南第70名，印度尼西亚第73名，南非第84名，菲律宾第95名，巴西第124名。

基础设施：

根据IMD发布的《202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该报告选取了全球63个国家进行分析。由于竞争力并不完全适合评估是否适合产业转移，竞争力太高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研发投入和薪酬等，所以我仅选取其中基础设施部分。排名如下：中国第21名，马来西亚第35名，泰国第43名，土耳其第48名，印度尼西亚第51名，印度第52名，巴西第55名，菲律宾第58名，墨西哥第59名，南非第62名。

清廉指数：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22年度清廉指数，排名如下：马来西亚第62名，中国第66名，南非第70名，印度第85名，越南第87名，巴西第96名，印度尼西亚第96名（并列），土耳其第96名，泰国第110名，菲律宾第117名，墨西哥第124名。

个人安全：

根据盖洛普公司2021年发布的《全球法律与秩序2020》报告，报告对世界144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安全进行评估，排名如下：中国第3名，印尼第19名，越南第29名，菲律宾第39名，马来西亚第45名，土耳其第60名，泰国第66名，印度第70名，巴西第115名，墨西哥第136名，南非第140名。

用工成本：

采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际比较》（钱诚，2020 年第 3 期《发展研究》）里的数据，《我》中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评估包含制造业就业规模、雇员月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水平三个方面。该文献中采用的是2018年数据，共收录了全球40个国家。用工成本优势，排名为：中国第1名，印度第2名，印度尼西亚第4名，墨西哥第5名，菲律宾第6名，泰国第8名，土耳其第11名，马来西亚第12名，巴西第17名，越南第23名，南非第36名。

根据以上各个排名，按名次高低依次计分11至1分（基础设施部分由于所采用数据源，没有列入越南，故取平均值5.5），并依次计入权重30%、25%、20%、15%、10%。

最终得到所研究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依次为：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墨西哥、菲律宾、南非、巴西。得分最靠近中国的是马来西亚，两者都大比分领先其余国家。

这里需要再说明的是，为什么用工成本这么重要，权重仅计10%，排在最后?因为从前面全球几个大板块吸引投资的情况来看非常清晰：跨国产业的转移是必须建立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此时用工成本优势才会得到凸显，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个用工成本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用工成本真的对招商引资最为重要，那应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吸引投资，恰恰相反，这个地区是最垫底的。

先来看印度。由于中国印度人口排名全球第一二，我们会很自然觉得印度是我们的强敌。在地缘安全上，印度的确可能是周边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但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它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成功，显然并不能简单归结于人多力量大，前文已经说过，全球人口排名前十国家里面有半数是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在个人安全上，我们甩开印度67名，营商环境甩开印度32名，基础设施甩开印度31名（总样本只有63个的情况下），清廉指数甩开印度19名。印度仅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一项上接近我们。

前不久，小米印度分公司就被印度政府扣押高达48亿的资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印度营商环境是有多么的糟糕。7月份，富士康宣布退出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韦丹塔(Vedanta)的195亿美元半导体合资计划，普遍认为是印度糟糕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效率导致富士康的退出。

另外就是越南，由于越南与我们的社会体制及发展路径上非常类似，而且还可以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但以上指标，我们甩开越南的名次均在20-40名之间。越南离我们的差距还是非常大。这些优势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立即改善的。最近新闻报道，越南最近就因为北部工业区用电紧张，向中国广西购电。缺电的局面让在当地投资的外商大为不满，越南欧洲商会本月致函越南工贸部，敦促相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以应对缺电局面。

我将《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表》中越南的所有分值加大2（其它国家数值不变）并计权后，越南上升到第3位，但仍然大比分（8分）落后于中国和马来西亚。而中国受教育人口总量、产业链整合优势以及靠近巨大消费市场等维度的优势更是肉眼可见。这些优势如果都记入其中，我国的整体相对优势还会更加明显！

还有就是土耳其。目前半导体信息制造业已经集中在东亚的土地上，这里有产业集中度的优势。跨越小半个地球，将产业腾挪一部分到土耳其不太具有可行性的。另外，土耳其也是独立自主程度远超日本、韩国的国家。

当然需要客观说明的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优势的地位，可能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清廉指数方面获得特别对待，可以让排名产生大的变化。另外，形势发展的很快，有些数据或指标虽然是近两年的，但对当下实际情况的反应可能有所不准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以下简称电子信息制造业）从业人员为784万（国企+私企+含港澳台外资），其中外商和港澳台资企业平均用工人数427.1万。截止2021年年末，我国总人口14.12亿，全国就业人口7.46亿，占总人口52%。其中第二产业（工业）就业人口2.17亿。也即，电子信息制造业从业人员（784万）占工业总就业人口3.6%。

现在做一种极限假设，这些外商和港澳台资企业（主要是台资）要将电子信息制造业全部搬走，不考虑要搬走会带来的其它要素的影响和变动，只考虑用工人数，也即承接大陆本土供应链转移的国家至少需要427.1万人进入电子信息制造业。那么即使按上文3.6%的估计，那么该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应该为1.18亿，比照我国的52%的全国就业率，那么该国人口规模至少需要达到2.27亿人口。

这还是将接受国的427.1万人全部转为为外资生产，而该国本土电子信息制造业完全为零的情况下，显然这绝非可能。这也只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用工人数，显然电子信息产业不可能单独脱离能源、化学原料、有色金属等其它平行或更基础上游制造业而独立存在。那么外商将在华1668万制造业劳动岗位全部转移出去，则规模及难度还要更大几倍。根据世界银行人口数据，2021年泰国人口为7160万，马来西亚人口为3357万。两者人口规模无法完全承接大陆电子信息制造业专业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两者合计，按上文保守估计2.27亿人口，缺口还达1.05亿左右。把刚刚人口过亿的越南也填进去，还差500万人口。

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今天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彻底、完全替代中国产业的能力。

看下图，外国投资者是如何用投资来投票的。

将《产业承接能力评估表》中排名在中国之后的五个国家全部计入，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吸引外资能力还是比较弱。特别要提醒的是，2018年中美毛衣战开打，中国2019年吸引外资能力有一个比较大跌幅，但2019年之后我们的外资吸收能力更强。而这些国家的外资吸收能力最近反而普遍在走低。

 以2022年为例，中国吸收外资达1801.7亿美元，印度为499.2亿美元，马来西亚为151.1亿美元，土耳其为133.2亿美元，泰国100.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16.5亿美元，五国总和1100.5亿美元，总和不及中国。2022年疫情对我们影响很大，2021年我们吸收外资3440.7亿美元，拉开它们差距更大。

在今天中国，个人安全和基础设施彷佛已经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实际上这是非常考验政府治理、组织能力的，而且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维护。当然还有营商环境以及清廉指数。

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多个版块的合力，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非常艰巨的道路——一个事实是韩国是战后至今70多年以来，全球唯一一个人口在5千万以上能跻身发达国家的。

**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如此艰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难。**不然“中国奇迹”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种奇迹，别处没有发生?事实上印度、印度尼西亚均于1995年，就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比我们还要早6年，我们是世界上第143个加入世贸的国家。印度还是所谓“伙伴”“价值观联盟”国家，更受西方政府的宽松对待。但那里从未成为投资的热土。

在中美贸易和科技战打响前，全世界当然包括中文互联网都在说，当今全球化中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怎么一旦局面开打，我们瞬间优势都没有了?世界就轻易能离开中国了?这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更多是思维、视角和信心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国产业的能力，但是通过分散性布局，越南、印度、泰国等分别去做一点，这样虽然会牺牲一部分生产效率，但对跨国公司而言，它的安全感有所提升。

印度人在手机组装，越南人在平板电脑等产品上的份额逐渐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开始防范这种风险，这种风险对于我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不可替代性优势来说，比没能占据产业最顶尖位置还要高。

（受限于字数限制，剩余内容将在下篇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