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电影《建军伟业》忽视的郭沫若_风闻

郭沫若的铁骨铮铮

　　由众多小鲜肉主演的电影《建军伟业》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于当年8月1日在江西省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本身没什么值得说的，但这段历史确实很燃，开国十大元帅中，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林彪等6人都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有一个人，虽然是文人，却也是起义的领导之一。

　　1927年8月4日，九江开往南昌的一列火车上，一名戴着金丝眼镜、衣冠楚楚、神态儒雅的男子一脸忧郁地望向窗外。他就是著名诗人和学者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是在得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后，只带上秘书李民冶、欧阳继修，连夜登上一列火车，直接从九江出发去南昌。

　　这时候，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屠刀上烈士的鲜血尚未洗净，究竟死了多少人呢？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是：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

　　这就是郭沫若在1927年的春天所面对的历史环境，以他当时的名气与地位，完全可以顺从国民党、服从蒋介石，只用跟着蒋介石轻松地杀人，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他日论功行赏之时，就可以端坐在主席台上，遗憾的是，这位被公知大V谩骂为没有骨气的郭沫若，并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在1927年3月31日发表了一篇炮弹味十足的讨蒋檄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1927年5月10日，蒋介石刊发《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5月21日，蒋介石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能够令蒋介石如此气急败坏、指名道姓严令捉拿的人，除了郭，还有——朱、毛！

　　1927年8月4日，郭沫若到达涂家埠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兵的抢劫，郭沫若虽然是文人，但从小酷爱运动，身体素质绝对超过经常挨饿的国军士兵，于是也拳脚生风，和一伙大兵斗在一起。可惜，好汉敌不过人多，郭沫若先是从月台跌落铁轨，又被拉上来群殴，皮带被扯断，皮包被洗劫一空。万幸的是，因为国民党兵看到他包里的勃朗宁手枪，认为不好惹，才躲过一劫——为此，乐观的郭沫若还写了一幅自嘲的对联：

　　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

　　8月4日晚，郭沫若达到南昌的昌北码头，眼瞅着大雨滂沱，江水猛涨，又无船只过江，怎么办呢？郭沫若决定——游过去！就在他们脱了衣服准备游过江时，贺龙派来接他的人到了：当晚，郭沫若见到周恩来等人，被即刻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郭沫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元勋，尽管晚了3天到达南昌！

　　到了1928年2月，因为惨遭国民政府通缉，郭沫若被迫从上海流亡日本，开始自己将近10年的异国漂泊之旅。

　　1937年，日本企图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是一触即发，1937年5月18日，南京政府致电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声称蒋公对郭沫若：“有所借重，乞速归”。

　　郁达夫得电，进行了两手准备：一面致信南京，要求先取消通缉，多汇旅费；一面又致信郭沫若：“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

　　实际上，此时的郭沫若，一直处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之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消息传到日本后，郭沫若留下遗嘱交给金祖同：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在物质上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7月17日，对日一退再退的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下定决心全面抗战的大时代已然来临！

　　7月25日凌晨4点，郭沫若告别妻子安娜和熟睡的孩子，化名杨伯勉，经过一天的斗智斗勇，终于躲过日本军警的盘查，于当晚6点登上回国的轮船。

　　7月27日，郭沫若抵达上海！

　　8月2日，在上海文艺界举办的欢迎宴上，他如此答谢：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

　　于是，他借用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韵脚，诵读了下面这首诗：

　　归国杂吟（郭沫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8月6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取消了对他10年的通缉令。经过周恩来劝说，郭沫若不计前嫌的回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战工作，并再一次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这距离他上次被授予中将军衔，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

　　1965年冬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73岁的郭沫若亲自带领着中科院的专家们远赴大寨参观学习，他来到这里后，与陈永贵同志一起搬石造田参加劳动，同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离开大寨的时候，群众们依依不舍，他向大家承诺到：

　　“等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来看看……”

　　没成想，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践行当初承诺的大寨之行：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当人们翻开他的遗嘱时，惊讶的发现写着这样几行大字：

　　“将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