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一片决定了中国走向的英雄地_风闻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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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是“五胡”中最晚崛起的，但其实他们进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

早在公元295年，晋朝还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时候，拓跋禄官便把部族分为三部分，一部居住在上谷郡以北、一部在代郡参合陂以北，一部在定襄郡的盛乐城，大致范围是山西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之间，俗称****代北地区。

此时的拓跋鲜卑像一头孤狼，注视着晋朝的一举一动。

十五年后，晋朝的“八王之乱”已进入尾声，匈奴刘渊也在晋南崛起，为了对抗刘渊并匡扶晋朝社稷，缺少兵马的并州刺史刘琨，开始向拓跋鲜卑借兵。

在一次次出兵南下的过程中，拓跋鲜卑逐渐渗透到山西北部。

由于刘琨有求于拓跋鲜卑，在交往中根本没有议价权，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刘琨便把娄烦、马邑、阴馆、繁畤、崞县的汉人向南迁徙，把这五个县全部让给拓跋鲜卑。

公元315年，晋朝册封拓跋猗卢为代王，食邑为代郡和常山郡，正式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承认了拓跋鲜卑（代国）的诸侯地位。

此后数十年，拓跋鲜卑以代北为根据地，不断的东征西讨，打下广袤的疆域，到了拓跋什翼犍时代，号称“东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并任用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完全是一个不输燕赵、雄踞代北的政权。

当然了，随着苻坚和王猛带领秦国崛起，继燕国之后，拓跋什翼犍自然也败亡了。不过苻坚的人还怪好嘞，不仅没有清洗慕容垂等燕国诸王，还保留了拓跋什翼犍嫡孙拓跋珪的性命。

这就给燕、代留下复国的希望，只要时机一到，他们便能卷土重来。

于是在“肥水之战”的三年后，即公元386年，慕容垂登基称帝，建立后燕国。拓跋珪也在旧部的支持下即代王位，并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张袞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王建、和跋、叔孙建、庾岳为外朝大人。

同年，拓跋珪改称魏王，定都盛乐，北魏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当初拓跋什翼犍娶了慕容皝的女儿做王后，拓跋珪就是他们的嫡孙。而慕容垂是慕容皝的亲子，和慕容王后是亲兄妹，那么慕容垂就是拓跋珪的舅爷。

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拓跋珪复国大概率得到慕容垂的帮助，北魏也是后燕的附庸。

那北魏是如何反客为主，击败后燕定鼎中原的？

答案很简单，北魏和后燕的定都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后燕定都在中山，位于河北的核心地区，当初刘秀、曹操、石勒就是凭借河北称霸中原的。但他们建功立业的时候，有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条件——山西极度衰落，没有割据政权。

既然山西没有竞争对手，那么河北政权可以轻松控制太行八陉和燕山，以此做为天然屏障，进而攻略四方。

河北的威名，从此奠定下来。

但慕容垂建立后燕的时候，北魏也在代北崛起，这样的格局，完全打破了刘秀、曹操、石勒等人的成功惯例。

在那个年代，代北是农牧经济交界的地方，这意味着北魏能得到大同的粮食，给军队提供后勤保障，也能得到草原的马匹，用来武装大量骑兵。

对于乱世政权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代北有非常优越的地理环境。

代北的正北和东北是内蒙古草原，向西渡过黄河是水草丰茂的鄂尔多斯、榆林、河套，一旦收服这里的游牧部族，北魏就能获得广阔的战略纵深。遭到河北入侵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在这里和敌军运动作战。

而从代北沿着桑干河一路向东，便能经居庸关夺取燕山屏障，或者经飞狐口翻越太行山进入幽州腹地。这样一来，代北政权就在地缘战略上包围河北。

从代北向南进军，通过雁门关、宁武关一线，便进入忻定盆地，兵临晋阳。攻破晋阳再向东出井陉关，便可以在河北纵横驰骋。

可以说，河北政权能不能立足，关键在于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和燕山，而一旦山西出现强势政权，凭借居高临下的地理环境，河北政权就很难达到目的。

这是慕容垂和后燕的困境，这也是拓跋珪和北魏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拓跋珪带领北魏发起一系列征服战争。

公元388年，拓跋珪在弱落水南岸（内蒙古赤峰）击败库莫奚，缴获大量马匹和牛羊。

公元389年，拓跋珪击破高车、吐突邻部，迁徙部落回代北。

公元390年，拓跋珪联合燕军袭击贺兰部，击败舅舅贺讷。

公元391年，拓跋珪自五原金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渡黄河，兵锋直抵代来城，击破刘卫辰，俘获三十万匹马、四百万头牛羊。

同年，拓跋珪在南牀山击败柔然，迁部落回代北。

经过短短几年的战争，拓跋珪基本扫平代北的东北、正北、正西方向，不仅整合了游牧部族的力量，有了战马和骑兵，还得到广阔的战略纵深。

紧接着，拓跋珪向舅爷慕容垂发起挑战。

早在击破柔然的那年，拓跋珪感觉实力强劲起来，便和后燕断绝关系，不再做舅爷慕容垂的附庸了。慕容垂大怒，认为拓跋珪是反叛——你能有今天都是我给的，怎么能这样对我？

公元395年5月，慕容垂处理完国内的事以后，命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统兵八万讨伐北魏，命范阳王慕容德和陈留王慕容绍统兵八千，做为后援部队，随时准备支援。

拓跋珪听闻燕军来袭，直接带着人口和牲畜狂奔千里，跑到五原（河套地区）等待燕军。

8月，慕容宝统领燕军终于追到五原，和拓跋珪隔黄河对峙。

那年慕容垂已经70岁了，随时都可能驾崩，而就在慕容宝来五原的路上，拓跋珪就派人堵在中山和五原的必经之路上，导致慕容宝一直得不到中山的消息，不知道慕容垂到底是死是活。

所以在两军对阵的时候，拓跋珪命人在阵前喊话：“若父已死，何不早归”，你爹死了，赶紧回去继位吧，再不回去就被人抢走了。

听到这个假消息，慕容宝方寸大乱，燕军人心浮动，根本没法打仗。

好不容易坚持到10月份，慕容宝再也扛不住了，决定相信拓跋珪的话，回中山继承皇位，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慕容宝统领燕军连夜撤退。

发现燕军撤退，拓跋珪指挥魏军昼夜不停的追，终于在参合陂追上了，然后发动突然袭击，“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剩下的四五万燕军束手就擒，太子慕容宝单骑出逃，数千文武官员和军械粮草都成了魏军的战利品。

魏军大胜。

原本拓跋珪准备释放燕军将士和文武官员，但王建说：“好不容易打赢了，再放回去不是养虎为患么，下次再来就不一定能打赢了。不如都杀了吧。”

拓跋珪觉得有道理，“乃尽坑之”。

数万兵马战死在参合陂，慕容垂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公元396年3月，慕容垂亲自统领燕军讨伐北魏。然而走到参合陂的时候，慕容垂见到遍地尸骨，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身体机能急转直下，4月就驾崩了。

真是天意助魏不助燕啊。

至此，北魏再也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同年7月，拓跋珪出动四十万大军经雁门关直捣晋阳，并派偏师出居庸关袭击幽州，策应主力大军的行动。

面对北魏的强大攻势，镇守晋阳的辽西王慕容农战败，山西就此纳入北魏的版图。

攻克山西以后，北魏对后燕便有了更完整的地理优势，于是拓跋珪亲自统兵出井陉关，一举攻克常山郡，以此为突破点，“守宰或走或降，诸郡县皆附于魏”，北魏纵横河朔。

公元397年2月，慕容宝屡战屡败，便逃离首都中山，奔往慕容氏的发祥地龙城，“燕之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系虏者甚众”，10月，中山城破，河北纳入北魏的版图。

此后，后燕逐渐分化为北燕和南燕，但都是不入流的小型割据政权。

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即皇帝位，史称道武帝。

北魏，至此定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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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北魏定鼎中原的过程，看成一场舞台剧的话，代北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大舞台，拓跋鲜卑的骑兵是你来我往的演员。

没有演员，舞台还是舞台，可要是没有舞台，演员便不能成名。

所以北魏能定鼎中原，拓跋鲜卑的骑兵能征善战只是次要因素，代北的地理环境才是决定性因素。

这个看法，北魏名臣崔浩也提到过。

有一年北魏爆发大旱，代北出现大饥荒，很多大臣都提议迁都邺城，就近征收河北的钱粮物资，但崔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山东之人，以国家居广汉之地，谓其民畜无崖，号曰牛毛之众。今留兵守旧都，分家南徙，不能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情见事露，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

**拓跋鲜卑的人口不多，定都在农牧交错的代北，才能集中力量应付危机，**一旦迁都到邺城，人口散布在汉人中间，根本团结不起来，时间一长，便会被汉人或其他部族分化瓦解。

崔浩又说到：

“旧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将有觊觎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濩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一旦迁都邺城，代北的军事力量空虚，柔然和夏国必然要侵扰。到时候从邺城救援代北，必须翻越太行山，困难太大了。可要是留在代北，不论四周出什么问题，都能出动骑兵平叛，非常方便。

崔浩的一番话，直接道破代北的地理优势，打消了北魏君臣的迁都想法。

正是凭借这样的地理优势，经过明元帝拓跋嗣的十五年休养生息，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征服——

以代北为基地屡次出塞讨伐柔然，缴获马匹百余万，牛羊无数，把招降的三十余万落柔然、十余万落高车安置在阴山一带，让他们种田放牧。由于牲畜和皮毛产量极大，导致北魏的牲畜和皮毛价格骤降。

经君子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喇嘛湾）渡过黄河，数次征讨夏国，直到攻破统万城，重新征服河西地区。然后以此为跳板讨伐姑臧，河西王沮渠牧犍投降，将凉州纳入版图。

自代北到濡水（滦河）、辽西，和幽州兵马在龙城（辽宁朝阳市）会师，用五年时间消灭北燕，夺取辽西走廊。

从代北到枋头、滑台，再渡过黄河进入江淮平原，一路攻破宋国的南兖州、徐、兖、豫、青、冀等六州，**“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魏军驻扎在瓜步山，饮马长江。

如果说拓跋珪构建了代北征服战的初始版本，那么拓跋焘则把代北的地理优势运用到极致，打造了代北征服战的终极版本。

经过数十年的征服战争，北魏的疆域就变成了这样：

3

随着北魏的疆域达到极盛，汉人门阀世族也在北魏崛起，逐渐开启了汉化的进程。

早在拓跋珪消灭后燕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汉人官员归降，例如高阳太守崔宏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博陵令屈遵被任命为中书令。

崔宏出身于清河崔氏，曹魏司空崔林的六世孙，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政权如何更替，他们家都能跻身最高层，延续家族的门第。崔宏归降北魏后就做到吏部尚书，名满朝野。

其子崔浩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著作郎、博士祭酒的官职起家，逐渐进入北魏的核心决策圈，“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正因如此，崔浩才能在迁都问题上发表意见。

公元431年，拓跋焘发布了一道诏书：“今二寇摧殄，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隽之胄，冠冕周邦”，命令州郡官员把诏书规定的数百人，都礼送到平城。

清河崔氏和其他门阀世族们世代联姻，卢玄就是崔浩的外甥，所以这次拓跋焘大规模任命官员，一定离不开崔浩的影响。

随着他们入仕北魏，意味着****以崔浩为代表的汉人门阀世族，逐渐在北魏形成一股强悍的势力，可以和鲜卑勋贵相抗衡。

此外，自从永嘉南渡以后，大量世族名流就到凉州避难，他们繁衍一百多年，直接让凉州成为文教兴盛的地方。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凉州，拓跋焘又把凉州士人都礼聘到平城，让他们创办学堂传播文教。

于是，读书讲学的风气在代北蔓延，那些骑马征战的鲜卑勋贵子弟，也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变得敦厚有礼，以至于可以凭借知识学术入仕，做到尚书、太守的高位。

史书上写道：“魏之儒风始振。”

既然儒学在北魏产生了影响力，那么逐渐汉化的鲜卑勋贵子弟，便会和汉人门阀世族形成文化共识，进而推动整个北魏的汉化进程。

这是个润物细无声的事，讲究水到渠成，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完成。

但崔浩认为数十年的时间太长了，他等不了，便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毕其功于一役，在有生之年彻底把北魏汉化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最终葬送了很多人的性命。

拓跋焘晚年的时候，崔浩已经升为司徒，统领北魏朝政，在工作之余，他陆陆续续做了三件事。

首先，崔浩继续大力提拔汉人入仕北魏，而且起家就是郡太守的高官——“专制朝政，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

这些人和拓跋焘几乎没有关系，完全是崔浩一手提拔的党羽。

其次，崔浩开始著书立说，把《易》、《论语》、《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都注释了一遍，并暗示党羽们向拓跋焘建议，收缴北魏境内的儒家经典书籍，印发崔浩注释的版本，做为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自古以来，只有圣人才能制定学术标准，只有皇帝可以指明意识形态的方向，现在崔浩这么做，目的就是做北魏朝野的政治领袖。

最后，拓跋焘命崔浩撰写《国记》，要求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不要为先祖们隐晦。拓跋焘的原意是记录历史，留给后人看，结果崔浩写完以后，直接刻在平城郊外祭天的大石上面，给过往的路人观看。

北魏定鼎中原以后，虽然已经成为中国政权，但祖先毕竟是漠北鲜卑人，如果一定要深究的话，拓跋氏和北魏勋贵都不能算是中国人，没有资格做北魏的统治阶级。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能做北魏的统治阶级，领导北魏继续向前走呢？

答案很简单——以崔浩为代表的、自汉朝传承下来的汉人门阀世族。

那成为北魏的统治阶级以后，又要做什么呢？

用崔浩的话说：“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他要在北魏推行九品中正制，把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改造成魏晋一样的门阀世族政权。

事情到这里就很明显了，崔浩通过提拔官员培养了势力庞大的政治集团，通过著书立说成为北魏的政治领袖，通过撰写史书否定了拓跋鲜卑的合法性，再向前走一步，便是彻底改变北魏的政治属性。

随着崔浩的目的一步步显露，北魏勋贵们感受到巨大的威胁，直接向拓跋焘说，崔浩撰写史书是“暴扬国恶”，再纵容下去可就不得了啦。

面对北魏勋贵们的愤怒之情，拓跋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底是纵容崔浩改造北魏，还是留他的性命？到底是偏袒北魏勋贵这些原始股东，还是偏向汉人门阀世族这些打工人？

几乎没有犹豫，拓跋焘便做出选择——诛杀崔浩，打击汉人门阀世族，团结鲜卑勋贵，维护北魏原始股东的利益。

公元450年，崔浩和幕僚、属吏共128人，全部夷五族。崔浩在清河崔氏的同宗、在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的姻亲全部夷族。

拓跋焘杀的血流成河，以崔浩为代表的汉人门阀世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北魏的汉化进程也遭遇严重的挫败。

说到底，北魏的政治属性由皇帝和掌权的政治集团决定，没有彻底掌握政权，就想改变政权的属性，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崔浩有雄心壮志，却输的干干净净。

然而，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江大河，数十年后，一个汉人女子掌握了北魏的政权，并接替崔浩扛起北魏汉化的大旗。

（篇幅太长，北魏的洛阳部分下篇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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