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服饰绘”_风闻

    研究《红楼梦》，有一门宏大的学问称作“红学”。凡涉及衣食住行的，“红学”概不遗漏。虽不知“红学”中有关传统服饰文化已深入到何种程度，个人近来有“扮靓”之需而开始频繁关注到服饰，所以再读《红楼梦》时，对其中人物的服饰装扮不由自主地多加了留意。

    有人说，小说人物的服饰形象时而前朝汉服，时而大清满服，时空混作一团，以致让今天的影视剧导演们头疼不已，观众也会认为不同版本的剧作都在“乱穿衣”。这大概是曹公当年撒手之际万万没想到的尴尬。

    客观而言，作者将小说人物服饰的质料、造型、色彩、纹饰乃至工艺已经说得非常具体、科学，毫不敷衍。但是，通常学者认为《红楼梦》中明清两代服饰并存，是作者有意模糊时代背景的需要。我并不完全能够苟同。

    实际上，更确切地说那种所谓“混乱”恰恰真实反映了满汉两族服饰同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那是近世中国社会服饰绚丽多元的时期，竟被不经意地记录在红楼“服饰绘”中，这么想一想让我有点心潮澎湃的感觉。

    《红楼梦》对描写时代背景确实是十分含糊的，书中的服饰形象，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如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穿着“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里外发烧”是指衣服（冬装）外表和里面都用毛皮，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

    目前，“红学”研究人士对曹雪芹卒年说法不一，是1763年除夕也罢，还是1764年初春也罢，大概指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据此可推测，上述这种富人借名贵毛皮以显阔的“里外发烧”皮衣流行一时，应是曹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再有，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第四十九回中的李纨穿着“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

    “褂子”称谓虽说明代已有，但明代方以智《通雅-衣服》中说：“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惟制式不同耳。”赵振民《中国衣冠中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结合明代所说的“北人”，也可以认为是山海关、张家口外人。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第五十一回写金桂的丫鬟宝蟾，穿一件“片锦（金）边琵琶襟小紧身”，琵琶襟是一种曲襟——可能取至“曲径通幽”之意，转角之处呈方形，是较为典型的马上民族服式。琵琶襟马甲在清代较为流行。

    宝玉的服饰形象在书中多次出现，常描写为“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三回），或是“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或是“白蟒箭袖”（第十五回），还有“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

    箭袖虽说明代也有，但是人们穿着不多，主要限于射手等。因为箭袖即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响射箭且又可保暖。清代宫廷早期因极力主张“不废骑射”，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成了大清男服的特色制式。

    另外，绣蟒的袍，在明代时为高官常服，只有到了清代，才放宽穿着范围。《大清会典》中曾记秦王、郡王、贝勒以及侍卫、公主、命妇等人都可以穿蟒袍。区分等级的办法主要是衣上的蟒数和蟒的爪数。

    服装面料中几次提及“洋”字，突出了时代背景的特征。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第四十九回中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均为舶来衣料，这也契合了曹家三任江宁织造的特殊身份。

    宝钗的这件披风（即鹤氅）的一大看点在“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就是薛宝钗的价值观，和雪中送炭相对应的。薛宝钗住进大观园，做了好几件的好事，笼络了不少人心。有关这件披风的材质至今还留有争议和疑问，著名红学家、央视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先生曾言“自有《红楼梦》以来似乎就没人弄明白过”。

    “没弄明白”的就是“洋线番羓丝”到底是个什麽玩意儿。据说其中的“番羓丝”很不好理解，前人有形同干肉条的花线缀饰、矞芀羊的毳毛丝线等解释，可是均难成立。如果说，一种物品可能因前人不小心写错了字，一字之差，意义就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那么教后人如何弄得清楚呢？

    其中的“番羓丝”，估计是“番羢丝”的抄写笔误，而“洋线番羢丝”就好理解得多，是一种来自海外的羢丝面料。明清时期，这类布料除了番国进贡，也通过贸易进入内陆，所以富贵人家不难得到这种进口面料。

    还有，前文提到李纨所着衣物的材料“哆罗呢“，也是来自海外贸易或进贡的稀罕面料。这种本土不产的外国毛料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如第四十九回：“ （宝玉）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 ”第五十二回：“ 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 ”

    《红楼梦》出现哆罗呢的时候，都是天寒地冻时分。可见，用这种毛料制成衣物主要用来御寒。如今的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传世的哆罗呢实物，但是几块绣花毯子，并没有成衣流传。所以，我真怀疑李纨和宝玉身穿的哆罗呢料是被错用了，它们原本更适合被挂着装饰墙壁，就好比今天剪窗帘布料做成了连衣裙，不是不可，而是不对头。

    众所周知，曹雪芹身为汉军旗人，他的祖上曾皈依多尔衮属下的满洲正白旗。曹雪芹又不同于一般八旗子弟，他饱读诗书，深受汉文化影响。于是乎，《红楼梦》中保留了大量的宋明风格的汉装形象不足为奇。

    其中北静王水溶的服饰，显然是宋代公案小说中的“八千岁”服饰的翻版。宝玉的紫金冠，更是许多汉族古代文艺作品中的公子哥儿的首服。《西游记》中美猴王的紫金冠作为王者标志、贵人形象曾被明代吴承恩绘声绘色地描写过。另外，黛玉应李纨之邀去稻香村作诗时，曾“罩了一件大红的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宝钗也穿着“鹤氅”，上面文字对其特殊材质已探讨一二。

    这一种披风的名字最早见于《世说新语》的“鹤氅裘”，指鹤或鹤类的毛羽制做的裘衣。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诗还有“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句。鹤氅早多为道士或隐逸的士人穿着，与神仙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人依然在穿，但实际上已成普通披风，其名则源于汉服。

    服饰，不仅包括服装，也包含身体的其他装扮，比如发式。宝玉的发式描写，多属汉族童子头，即未及冠年（20岁）的梳发样式。除第三回详细描述外，第二十一回中特意写道“在家不戴冠，并不总角”。总角是中原汉族儿童传统法式，一般是集发于顶，编为小髻，左右各一，形似双角。这就是儒家经典中强调的童子头。

    曹雪芹好像有意避开足服的描绘。其他明清小说中描绘一个人时，要从他的首服开始，一直到足服为止。而曹雪芹却常常是从头上说到裙、裤，只有一些冬装中说到小靴，如第四十九回中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史湘云也是脚下穿着小靴。其他如宝蟾的“红绣鞋”，晴雯的睡鞋等都未说明是汉鞋还是旗鞋，也就是未点名缠足还是天足。只有第六十五回写尤三姐时，才写道：“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小说中尤三姐结局很不幸，自杀身亡。

    红楼梦中“服饰绘”，洋洋大观，一时述说不尽，暂且涉略这点。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小说对人物服饰的描绘应该并无模糊、混淆视听的意图，而是比较真实地反映清代初年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导致的后果。

    当时，明遗臣与清廷达成不成文的民间协议“十从十不从”中，即有“男从女不从”、“老从小不从”、“儒从释道不从”。这些明显影响到服饰风格，致使清代初年汉族女服、童服、道士、和尚等仍沿袭明代特色。后来，随着满汉两族的区域交融、生活互通，自然出现了服饰合化的趋势，其深远影响直至今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