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因何还能再次起飞_风闻

一、日本该何去何从

1945年8月15日，通过日本放送协会播放事先录好的裕仁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日本政府向国民宣布日本将无条件投降。这也是日本普通民众第一次通过广播听到天皇的声音，被日本人称作“玉音放送“。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后，终于正式迎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这场不义之战，不仅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日本来说，也令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死亡人数超过200万，其中155万战死，66万人死于美军空袭。除京都和奈良外，几乎所有地区都遭到了轰炸，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被中国网友戏称为“李梅烧烤”的东京大轰炸了，几乎将东京地区夷为平地。由于高层建筑全部被炸毁，站在首相官邸的小山丘上就能远远地看到东京湾了。

美军的轰炸和战争中不计后果的生产战争物资，使得日本丧失了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同时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和森林资源。整个日本处于一种前途未卜的混乱状态，到处都是断瓦残垣，不过，最重要的是缺少粮食。

战争和贸易中断让原本就粮食不能自足的日本陷入粮食危机，战后两三年的时间内，日本人花在食物上的支出超过所有支出的60%。1945年，日本政府通过发放之前的军队储备物资才勉强度过了粮食危机，但是由于当年粮食歉收严重，当时就有人预计1946年将会发生更严重的粮食危机，传言四起，说是会饿死1000万人。

不过，这样的传言并没有成真。1946年，日本依靠盟军发放的50多万吨英国和澳大利亚驻军的大米，勉强度过了粮食短缺最严重的七、八两个月。随后盟军最高司令批准了日本政府的粮食进口申请，美国政府同意提供60万吨粮食出口。

粮食问题解决了，日本才有了恢复经济的基础。

写到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日本投降后被占领的情况，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当时占领日本的是美国人，麦克阿瑟是日本的太上皇。事实上呢，也是这么回事。但是从理论上讲，对日本的占领是同盟国共同采取的行动，由11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总负责。 

我们经常听到的“盟军最高司令”除了特指麦克阿瑟之外，它还是一个办事机构，由它处理占领日本期间的日常事务。此外，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澳大利亚代表组成的“日本事务委员会”作为远东委员会的派出机构针对日本情况召开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指导盟军最高司令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然而，理论再丰满，现实照样很骨感。由于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太平洋战争中的作战任务，付出了大量的人员、装备代价，所以美国毫不客气地独占了“占领和改造日本”这个二战中最大敌人的权力。

麦克阿瑟把日本事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毫无权力的议事机构，只议事不决策，对盟军最高司令更没有约束能力。除了占据一间办公室之外，几乎不拥有任何东西。

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乃至重新崛起，都离不开占领军--美国。

二、麦克阿瑟来了

1945年8月30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前几年差点被日军活捉的菲律宾坐上飞机飞往日本。在1942年麦克阿瑟逃离菲律宾的时候，他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我还会回来的！”这一次他果然回来了，而且还将出任对日占领的盟军最高司令。

 飞机到达厚木机场后，叼着烟斗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麦克阿瑟没有发表演讲，也没有检阅军队，日本人也没有给他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或多或少地减轻了日本人对麦克阿瑟和他代表的占领军的抵抗情绪和心中疑虑，同时麦克阿瑟也想传递出一种信息，他不是来复仇的，他希望能够与日本人合作，在这个国家推进民主，改造日本以回归和平国家的行列。  

 对日本进行占领和改革，这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至于麦克阿瑟是否真心拥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他日后的表现来看，改造而不是消灭日本应该也是他自己的想法。

占领军首先做的是抓捕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军事机构，然后给日本安排了一部“和平宪法”。这部美国人制定的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主要是因为其中最著名的第九条：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物理形式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惩治战争罪犯和制定和平宪法，算是从法律上让日本和战争划清了界限，当然该赔偿的赔偿、该谢罪的谢罪（谢罪这词，中国人听着挺严重，感觉差不多都要切腹了，其实在日语里就是正式道歉的意思）。

占领军推行的教育和土地改革、解散财阀、组织工会、让妇女参政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对日本经济发展影响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土改”。没错，日本也搞土改。不但搞，而且是非共国家中搞得最彻底的。通过土改日本把占总人口46%的佃农减少到了10%以下。

不过，土改这事是日本人自己先提出来的。

因为战前的佃租问题就已经开始让日本政府担忧，农村社会的停滞倒退和城市工业化大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依赖进口。1918年的“米骚动”事件更是让日本政府认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在占领军的支持下，旧地主们不得不含着眼泪抑制住了自己对失去土地的不满，在几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日本完成了“农地改革”。而且占领军要更狠，深化日本农林省的改革方案，将地主可以保留的土地面积从5町步减少到1町步。（1町步约等于1公顷）

1947-1950年的农地改革是占领军改造日本的政策核心，虽然占领军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过多的失地农民变成流民，称为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但是客观上，土改解放了佃农，为日本经济日后复苏打下了基础。

1947年和1948年，日本的粮食产量都有所改善。而在工业方面，日本人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在资金和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和手段恢复、发展煤炭生产，再用煤炭供应钢铁产业，目的是以煤、钢扩大再生产能力为杠杆，全面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

倾斜生产方式带动基础产业迅速实现了恢复与发展。煤炭、钢铁产量急剧增加，煤矿产业形成高潮。194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740亿日元，1947年增长为1.39万亿日元，1948年达到2.67万亿日元

但是，无论从日本人还是美国人的资料，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占领初期，美国并没有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的强烈愿望，着重点还是放在了去军事化和制度改革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转向的呢？

对的，那就是美苏之间的冷战。

三、丘吉尔拉开了冷战序幕

1946年3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这被视为冷战的序幕正式拉开。美苏两国在欧洲纷纷划定势力范围。中国方面，国民党的失败趋势越来越明显，就连小小的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敌意也在不断加剧，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对日态度，意识到美国需要一个政治稳定的日本作为在太平洋地区抵挡苏联扩张的桥头堡。而日本政治稳定的基础则是经济快速发展，贫困会加速日本赤化。

于是，为了防止苏联势力渗透进日本，占领军一改之前对共产主义者和工会的保护和扶植态度。在1948年，美国的这种转变已经十分明朗。并提供援助资金用来促进日本恢复贸易，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甚至暂停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此外，占领军还放宽了《经济力集中限制法》和《独占禁止法》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束缚。而这两项法案是刚刚过去的1947年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国会通过的。目的是拆分日本的大财阀们，比如三井、三菱等等。

占领军之所以要“使财阀破产”，是因为他们有数据显示主要的财阀支配着日本国家大约四分之三的工商业活动。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正是这些财阀与军部勾结推动日本海外扩张行动，以至发动对中、美的战争，他们是“日本不负责政府的缔造者”。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旧金山发表演讲，他说，作为一个能够制止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战争威胁的力量，日本应该拥有一个自由的政府和健全而足以维持的经济。翻译成中文就是，美国将培养日本成为自己自亚太地区的盟友来防范苏联，而不再简单的视其为被占领的二战战败国。

对于盟军最高司令来说，扶持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地区盟友的最好方法就是，帮助其发展经济。那么之前的支持劳工运动和解散财阀策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劳工运动和解散财阀会使得日本沦为一个只有小商小贩的丧失力量贫弱不堪的国家。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盟友的定位。

说到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就不得不提到吉田茂。吉田茂有个绰号叫“袖珍丘吉尔”，和正版丘吉尔一样也深爱雪茄。吉田茂信奉对日本经济长期发展最为有利的保守主义政策和强硬的外交路线，他认为发动战争的是军队中的少数几个头领和他们的同谋者，是他们背离了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战争期间日本遭受的屈辱都应该把账算到这些人头上。

在1948年秋吉田茂第二次组阁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是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的通胀双螺旋。而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由于倾斜式生产方式和银行大量承购“复兴金融债券”导致货币超发造成的。

虽然在1946年5月第一次组阁出任首相期间，吉田茂曾经支持过麦克阿瑟的某些改革计划，但是他也经常表达不同的声音。正如他自己的描述，当占领军的政策有失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的时候，他就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占领军执意要这么干，那么就听从他们的决定，等待能纠正其错误的机会。“我的态度是把该说的话说了，然后照办。”

1949年2月美国人道奇作为经济顾问到访日本，在他的策划下，时任大藏相的池田勇人和他的大藏省同僚制定了财政金融紧缩政策，以应对日本奇高的通货膨胀，并以“道奇计划”的名义和占领军进行政策博弈，最终获得成功实施。

不管是道奇还是池田勇人制定的紧缩政策，结果是，道奇计划的实施，抑制了战后日本奇高的通货膨胀，使得日本基本上摆脱了物价和工作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其实日本的通胀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

道奇计划还使得日本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并且开始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制”，目的是让日本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紧密连接起来，低估日元、增加出口。这一汇率水平维持了22年之久，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奔溃，日本从此走上了出口立国之路。

随着吉田茂的自由党在1949年1月的选举中获得极大的优势，吉田茂意识到自己的首相的位置更加稳固了，从而开始对盟军最高司令更多地发表不同意见，要求麦克阿瑟调整对日占领的方针政策，遏制劳工激进主义、推进日本经济重建和复苏。

其实就在1948年麦克阿瑟已经开始逐渐调整了使财阀破产的政策，他的压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1947年12月通过的《经济力集中限制法》遭到了来自实业界的大量批评，这些人说，如果盟军最高司令执意推进该法案，日本的经济将会很快崩溃。

另一方面，1948年3月，被称为“美国政界头号苏联通”的乔治.凯南在拜访麦克阿瑟的同时转交了美国政府给他的信件，这封信要求盟军最高司令必须修改它在日本的政策方向，麦克阿瑟被要求优先考虑日本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以便于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拉进反共的队伍中来。

麦克阿瑟的压力很大，虽然他依然时不时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夸张的姿态和卖弄华丽的辞藻，但是进入1950年，他已经开始对占领日本感到了厌倦。与此同时，包括吉田茂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也是相同的感受。

于是，麦克阿瑟出人意料地成了鼓吹结束对日占领、与日本签订一部“和平条约”的第一人。于此同时，由于执行道奇计划而造成的经济通货紧缩（道奇萧条）也引起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对吉田茂内阁来说压力也非常的大，进一步演变成对占领军的不满。所以，吉田茂和他同僚认为，是时候找美国人谈谈了。

四、朝鲜战争：日本的救命之神

1950年4月，以大藏相池田勇人出访美国为契机，日本政府向美国表达了修改经济紧缩政策和美日邦交正常化的意愿。同年5月18日，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作为自己的首席代表带着起草好的条约文件来到日本。而就在杜勒斯到达日本后没多少天，朝鲜战争爆发了。日本迎来了经济重新起飞的绝佳机会，由初步复苏迈向高速增长。

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复苏，一般的观点通常认为从1945年到1959年的这一时期，是“以战后民主主义和和平国家理念为指导的日本重建时期”。该观点认为，日本因为摆脱了军费的沉重负担，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企业被根据《集中排除法》分割，企业经营实现了民主化。索尼和本田等战后诞生的企业成为日本经济的引擎。

不过占领军的方针后来发生了变化。主张对日本实行民主化与非军事化的新政派势力虽然在初始阶段占有优势，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发展，占领军改变了路线，试图将日本当作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防波堤。因此，他们开始认为有必要强化日本产业发展，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

不过，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不这样看，他在其著作《战后日本经济史》中写道，

占领军总司令部对于日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是日本的技术官僚利用占领军的权力，实行了改革。农地改革是日本官僚起草并实施的政策，具有日本特色的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制度也是在战时体制中酝酿形成的。

对日本战后复兴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通过统制方式进行的资金重点分配。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调节资金分配，而是从政策角度出发来分配资金。生产力因此得到了快速恢复，为接下来的高速增长做好了准备。实现这一过程的基础，是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支援战争为目的的经济体制，也就是“1940年体制”。

1940年体制在战争时期确立，是旨在全面支援国家战争的经济体制。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其目的被变更为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领日本经济的主要企业大多是在战争时期重组改造的一批企业。换句话说，是战争时期构建的制度，推动日本在战后实现了复兴。

不过，无论是哪种观点，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经济的重新起飞的重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就连野口悠纪雄也承认，“对日本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救命之神”。当时日本影院在放映影片之前，都会播放关于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日本人已经将朝鲜战争和自己的国家联系到一起了。

由于临近朝鲜战场的有利地理位置和战争中超强的军需生产能力，已经有意将其打造为抗共第一线的美国把天量的军需订单送给了当时已经经济逐步复苏的日本。“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作战，无疑给垂死的日本病人注射一剂强心针，更如一股突如其来的神风庇佑日本。”

吉田茂这个老狐狸还真是一眼就能看穿事情的本质，如果没有中国的抗美援朝，北朝鲜单独参战，美国根本不需要日本生产物资。这一点倒是符合野口悠纪雄对1940年体制的描述。

1951年初，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了全面发动战争前的水平。朝鲜战争开始一年后，日本矿业生产增加50%。1950-1953年，朝鲜战争特需收入总额超过36亿美元，占同期外汇收入1/3。日本有关专家一致认为，朝鲜战争至少给日本赢得了1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时间。本来已经死得透透的丰田汽车就是在这个期间起死回生的。

不仅如此，日本公司在朝鲜战争期间大量引进美国技术。仅在美国国内交易所登记的知识产权转移就从1950年的27件，到1951年的101件，再到1952年的133件，逐年递增。更多的则是未登记的、由日本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完成的“技术转移” 。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进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而与日本讲和的谈判则交给了总统特使杜勒斯。也许这个时候，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友谊的小船已经要翻了。1951年4月10日麦克阿瑟被解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两个职务，相关工作移交给李奇微中将，日本人又爱又恨的“蓝眼睛将军”（这里的将军不是指麦克阿瑟的五星上将而是幕府将军）从此退出日本的历史舞台了。

 五、美日讲和

 经过复杂的谈判，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杜勒斯已经把日本视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美日两国终于达成了一致。在1951年9月8日，战败国日本和二战中48个战胜国在旧金山签订条约，日本称《讲和条约》，我们一般称为《旧金山和约》。由于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新中国当时被美英法等国排除在外，并没有参加和约的签署，所有我国从未承认过和约的合法性。

 《旧金山和约》解决了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和国际地位问题，是日本确立再次崛起和国家走向的决定性文件。就在和约签署后几个小时，日本又和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长期驻军，自此，日本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凭借这项重要的和约，日本暂时摆脱了各种纠缠已久的领土争端，成功将苏联势力清除出日本，并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扶持，实现了双赢：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来自《战后日本外交史》的记录）

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前者给日本带来了天量订单，使得日本国内原本已经被摧毁的生产线重建并重新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后者的签署，将日本重新拉进了西方阵营，对日本的投资不断加大，即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受到订单缩减的影响，虽然有短暂的停滞，之后仍是一路走高。在这段时间，日本政府通过融资措施扶持企业生产现代化设备，而民间企业也将赚到的利润投入的设备更新上面。

由于和约给了日本合法的国家地位，加上国内的经济不断发展，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好转，生活态度也开始乐观起来。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商品在国内市场开始畅销起来。人们开始享受购物和外出就餐的乐趣。前面我们提到的农地改革让广大的佃农有了自有土地，使得相当于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有了购买力；对工业部门的改革也调整了收入分配的模式，让更多人可以获取经济发展的红利，增加收入。

总之，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内市场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而扩大的国内市场又让出口商品成本降低变成可能。这里面还是要提到美国人的功劳，就在1953年在美国不遗余力的努力下，终于为日本争取到了关贸总协定（GATT）无投票权的签约方身份，两年后正式称为签约方。

美国之所以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事上这么卖力气，其实是因为，经过几年的摸索，美国发现单独靠日本是无法走向经济持续繁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不可能再像战争中那样给日本提供天量的订单。如何让日本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日本融入西方经济圈，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日本开放国内市场。

从1954年12月开始，依靠设备投资和内外需市场的不断扩大，日本经济进入所谓的“神武景气”时期，并且超过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由此日本真正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之路。

1955年以后，日本人认识到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的兴起和工业现代化不断变革的新技术将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力，所以迅速调整出口产业结构，集中力量生产有前景的产品，将占出口商品一半的轻工业产品转变为重工业和化工产品。1956年日本通产省的《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意味着战后复兴阶段的结束。

从1950年到1960年，日本的制造业掀起了建设高潮。各地纷纷大炼钢铁，以原油为原材料的化工厂被复杂的输油管道连接起来，建成一个又一个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在这10年期间，制造业产量增长5.5倍，钢铁产量增长了4.3倍。日本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六、池田勇人和他的《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在吉田茂政府中出任大藏相的池田勇人开始组阁，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宣称，要在10年内使日本的国民收入翻一番。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1.充实社会资本。2.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效率企业在产业中的比重。3.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4.培养人才，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企业的热情和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设备投资和居民消费不断扩大，到了第7年就已经达成了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目标。人均国民收入由395美元增加到1592美元，10年间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先后超越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到世界第二。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两件事对世界经济当然包括日本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第一件就是1971年成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塌，另一件就是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宣告了二战后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再由美元和各国货币挂钩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结束。这其中除了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新的体系下执行的是浮动汇率制，美元先由1：380日元贬值到1：308日元，这个阶段叫“史密森体系”，随后日本在1973年施行浮动汇率制。1：308只维持到了1976年，日元迅速升值到1美元：220-250日元。

 但是日元的升值并没有对日本的出口型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的对外贸易盈余增加，股价上涨，日元升值反而使日本经济变得更强了，人们担心的日元升值会引起出口减少并没有出现。

 而且，日元的升值反过来也帮助日本度过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相当于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也缓解了原油价格高涨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竭力开发节能技术，将资源消耗降到最低。正是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汽车凭借低油耗在美国市场代替美国产汽车，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就算是在今天，汽车产业仍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6月，日本汽车出口为112.8亿美元，比中国汽车出口77.9亿美元高出45%。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从纺织品变成当时属于先进制造业的彩电、录像机和汽车领域，贸易摩擦称为美日之间的日常。日本对美国出口大幅度增加，造成美国的逆差不断上升，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进场配合美国干预美元汇率，这往往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导火索。

 对于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其实现在看来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对当时国际国币体系的一次联合调整行动，除了英法多少有些是被拉来打酱油的之外，美日德都认为在没有更好的选项之前，这是当时一个不是最差的选项。就在广场协议前一年的1984年，日本GDP刚刚达到美国GDP的30%，这一比例甚至还不如1978年时高，而日本GDP的最高光时刻是1995年，达到美国GDP的70%。综合上面说的美国扶持日本经济的根本原因，简单的把广场协议定性为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打压，还是有些肤浅了。

    至于，日本经济到底有没有“失去的三十年”，或者说这三十年日本失去了什么?这将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