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拒绝遵守世界规则 这里举出三种花样_风闻

​美国拒绝遵守世界规则 这里举出三种花样

丽贝卡·戈登

2023 年7月25日

《汤姆快讯》

1963年，也就是我11岁那年的夏天，我母亲接到一份差事，评估和平队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项目。那年夏天，我和弟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度过。在我母亲去北非之前，我们先和她一起住在巴黎，然后和我父亲和他的女朋友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镇上。(在我们六周的逗留期间，女友跑去嫁给了一个她认识的捷克人，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巴黎，我看到美国游客穿着短裤和凉鞋，脖子上挂着相机，在大教堂和博物馆里四处走动。我听了母亲的评论，她认为他们粗鲁、麻木不仁。在11岁的我看来，我倾向于同意。我已经听说过“丑陋的美国人”这个说法——尽管当时我对1958年那本预言性的小说一无所知，小说的标题是关于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在东南亚的拙劣表现——在我看来，法国的那些闯入者完全符合这个说法。

回到家后，我向一位朋友(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父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吐露，在欧洲时，我有时会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羞耻。“你永远不应该有那种感觉，”她回答。“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是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没关系，在整个冷战期间，我们会积极支持独裁政权(在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地)，并实际上推翻正在民主化的政府(例如在智利、危地马拉和伊朗)。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强大的工会、雇主提供的医疗保健和战后总体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对我们大多数跻身中产阶级的白人来说，美国可能确实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今天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同，不是吗?在本世纪，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异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个不法分子。这里有三个例子，美国的行为确实是令人震惊的，这个国家在三方面以一种可悲的恶意方式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关塔那摩，永远的战俘营

 2002年1月，乔治·w·布什政府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建立了一个离岸监狱。这个想法是为了把已经被贴上“全球反恐战争”标签的囚犯安置在一小块“美国国土”上“这片土地超出了美国法律体系的范围，也超出了美国法律体系可能为国内任何人提供的任何保护。”(如果你想知道美国是如何进入一个与古巴关系最冷淡的岛国的一大片土地的，包括几十年的经济制裁，这里有一个故事:1903年，古巴1959年革命之前很久，古巴政府已经授予美国在关塔那摩的“加油”权，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为其船只加油。该协议在2002年仍然有效，就像现在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关塔那摩成为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从巴基斯坦到毛里塔尼亚)对俘虏进行酷刑甚至谋杀的基地。关于2001年10月开始的美国酷刑项目，我已经写了20多年的文章，今天我发现我不能再让自己在关塔那摩或中央情报局在从泰国到波兰等国家的“黑狱”，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或者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和NAMA营(其座右铭是:“不流血，不肮脏”)中记录所有发生的恐怖事件。如果你不记得了，就去谷歌搜索一下这些地方。我将等待。

 今天仍有30人留在关塔那摩，有些人从未被审判，有些人甚至从未被指控犯罪。他们的持续拘留和酷刑，包括最近在2014年对绝食者进行惩罚性的、残酷的强迫喂食，证实了美国作为全球违法者的地位。直到今天，保持关塔那摩的开放显示了这个国家对国际法的蔑视，包括《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它还显示了对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的蔑视，包括宪法的“至上”条款，该条款使任何批准的国际条约，如《禁止酷刑公约》，都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

2023年2月，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奥努阿拉 · 尼 · 奥兰成为首位获准访问关塔那摩的联合国代表。她对自己在那里发现的情况感到震惊，她告诉《卫报》 ，美国“有责任纠正其对穆斯林酷刑受害者造成的伤害。”。现有的医疗措施，不管是在古巴的监狱集中营还是被释放到其他国家的囚犯，都不足以解决诸如创伤性脑损伤、永久性残疾、睡眠障碍、病理性重现和未经治疗的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等多种问题。“这些人,”她补充说，“都是酷刑的幸存者，根据国际法，这是一种独特的罪行，急需照顾。”。酷刑摧毁一个人，旨在使他们无助和无能为力，使他们在心理上停止工作，在我与现在和以前的被拘留者的谈话中，我观察到了酷刑造成的伤害。”

 一名受刑囚犯的律师说，al-Baluchi（一个穆斯林人名？）“由于受到‘墙壁’的折磨，他的头部多次被撞到墙上，造成了创伤性脑损伤。”他的认知能力逐渐衰退，“症状包括头痛、头晕、思维困难和执行简单任务”。他一次不能睡超过两个小时，“被剥夺睡眠作为一种折磨手段”。

尼 · 奥兰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为那些被它击垮的人提供康复治疗。然而，我对美国人，甚至是平民心理学家实施的任何治疗方法的疗效都持怀疑态度。毕竟，其中两人亲自设计并实施了中情局的酷刑计划。

美国确实不仅应该为仍在关塔那摩的30名男子，而且应该为其他已被释放但继续遭受酷刑长期影响的人支付治疗费用。当然，不用说，拜登政府应该最终关闭那个非法的战俘营——尽管这不太可能发生。显然，结束一场战争比决定如何处理30名囚犯要容易得多。

非法武器

在另一个领域，美国也是一个异类:生产和部署被广泛认为对非战斗人员构成直接或未来危险的武器。美国一直坚决反对加入禁止集束炸弹(或者更委婉地说，“集束弹药”)和地雷等武器的公约。

 事实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部署了集束炸弹。(上个世纪，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仅在老挝就投下了2.7亿枚导弹。)讽刺的是——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美国加入了其他146个国家的行列，谴责叙利亚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使用同样的武器。的确，前白宫新闻秘书珍·莎琪告诉记者，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事实上就是这样)，那将构成“战争罪”。现在，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集束炸弹，据说是为了填补炮弹供应的一个关键缺口。请注意，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足够的常规炮弹来为乌克兰提供补给。问题是，把他们派往那里会让这个国家没有准备好同时打两场(假设的)大战争，正如五角大楼喜欢认为的战备主义所设想的那样。什么是集束弹药?它们是装有许多单发小炸弹或“子母弹”的炮弹。当一枚小炸弹从20英里外发射时，它会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散布多达90枚独立的小炸弹，这使得它成为一枪杀死大量敌方士兵的绝佳方式。大多数国家禁止使用这些武器的原因是，并非所有的小炸弹都能爆炸。有些炸弹会在原地停留数年，甚至数十年，直到《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有人——通常是一个孩子看到地上有一个颜色鲜艳、电池大小的小玩意儿——不小心引爆了它。”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在战争结束后长期潜伏，在农田和森林里埋下致命的诡雷。这就是为什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说过“全世界对这些可恶武器的集体反感”。

这就是为什么123个国家签署了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然而，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都持反对态度。

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称，美国目前向乌克兰运送的集束炸弹每枚包含88枚小炸弹，据五角大楼称，失败率低于2.5%。(然而，其他消息来源表明，这一比例可能达到14%或更高。)这意味着每发射一枚集束炮弹，至少有两枚子弹弹可能是哑弹。我们不知道美国提供了多少这样的武器，但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次简报会上说，有“数十万枚可用”。不需要多少数学想象力就能意识到，它们对乌克兰平民构成了未来的真正危险。沙利文向世界保证，乌克兰政府“有动机”在部署弹药时尽量减少平民的风险，因为“他们保护的是他们的公民”，这也不能让人感到非常欣慰。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急于把这种成本效益风险计算交给任何一个为生存而战的政府。这正是禁止滥杀滥伤武器的国际法存在的原因——防止各国政府在激烈的战斗中做出这样的计算。

集束炸弹只是留下“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武器的一个子集。地雷是另一个。美国和俄罗斯一样，不在1999年《渥太华公约》的164个签署国之列。该公约要求签署国停止生产地雷，销毁现有库存，并清除本国领土上的地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经常为世界各地的扫雷捐款，考虑到它在越南留下的遗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据2018年《纽约时报》报道:

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据信至少有4万越南人被美国的地雷、炮弹、集束炸弹和其他当时未能引爆的弹药炸死，另有6万人受伤。后来，当拾荒者和毫无戒心的孩子接触到它们时，它们爆炸了。”

对你来说够热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高温警报之下。那是1.1亿人。热浪席卷欧洲，意大利16个城市发布预警，希腊关闭了雅典卫城，以防止游客中暑死亡。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甚至比去年还要严重，去年的高温造成6万多人死亡。在美国，高温也是迄今为止与天气有关的最大杀手。这让你想知道为什么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签署了一项法案，就在最近的热浪即将到来之际，取消了外部工作人员的喝水要求。

与此同时，上周，纽约的哈德逊河谷和佛蒙特州的部分地区，包括其首府蒙彼利埃，被一场百年一遇的风暴淹没，而在韩国，由于季风倾盆大雨，工人们争相营救被完全淹没的清州隧道困住的人。韩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预计夏季会有这样的降雨，但今年的降雨——就像许多其他天气统计数据一样——已经超出了记录。记者们终于经历了一次海洋变化(与大西洋表面水温的巨大变化没什么不同)。关于气候变化“可能在造成极端天气事件中发挥作用”的不温不火的建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然而，在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方面，美国再次走在了后面。早在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老布什总统就反对为二氧化碳排放设定任何上限。正如《纽约时报》当时所报道的那样，“出于对这个问题的个人兴趣，他以一己之力迫使谈判代表从全球变暖条约中删除了任何关于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最后期限的规定。”即使在那时，华盛顿也在抵制贫穷国家从我们这里榨取一些钱来帮助支付他们自己的环境努力成本的努力。

有些事改变不了那么多。尽管总统拜登逆转唐纳德·特朗普的举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自己的气候记录一直向前两步的组合(绿色能源过渡资金在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例如)和一个大退一步(项康菲石油公司柳树石油钻探项目在阿拉斯加北坡的联邦土地,更不要说参议员乔•曼钦的骄傲和快乐,66亿美元的山谷管道天然气)。

当涉及到补救我们的排放对世界上较贫穷国家造成的损害时，这个国家仍然晚了一天，还缺数十亿美元。事实上，7月13日，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向遭受气候变化破坏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支付赔款。尽管在2022年11月的联合国第27届缔约方会议上，美国确实(至少在原则上)支持建立一个基金，帮助较贫穷的国家改善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正如路透社报道的那样，“协议没有说明谁将向该基金出资，也没有说明资金将如何支付。”

欢迎索拉斯塔痛

我最近学了一个新词，索拉斯塔痛。它实际上是一个新词，由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希特于2005年创造，用来描述“环境变化对人们产生的痛苦，而他们与家庭环境直接相关。”·阿尔布雷希特的重点是澳大利亚农村土著社区，他们对自己特定的地方有几个世纪的依恋，但我认为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到我们其他人身上，至少是隐喻性的，我们的生活现在正受到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痛苦的影响:前所未有的热、火、噪音和光的存在;致命的暴雨和洪水;以及地球两极和山脉上的冰越来越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有失去萤火虫和几乎无限的悲伤，因为很少看到几颗暗淡的星星。

当然，“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并不是唯一一个制造我所描述的恐怖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不应该为此受到指责。然而，作为这个国家的恩惠的受益者——它的美丽，它的抱负，它深受伤害但仍在呼吸的民主——正如哲学家艾丽斯·马里恩·杨所坚持的那样，我们对它们负有责任。这需要有组织的、集体的政治行动，但我们仍有时间把我们这个非法的国家带回真正应该成为一个团结的国际社会，面对这个星球上迫在眉睫的恐怖。至少我是这样希望和相信的。

作者是TomDispatch的常客，在旧金山大学任教。她著有《将酷刑纳入主流》、《美国纽伦堡：应为9/11后战争罪受审的美国官员》一书，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美国酷刑史的新书

原文标题是：The United States Refuses to Play by the World’s RulesHere Are Three 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