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创新——大鹏的《热烈》_风闻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对于一部以“梦想”为题材的电影来说，“真实感”始终是最重要的指标。它决定了“梦想”的说服力，反之则是空泛的说大话，无论是实现梦想的努力奋斗，还是梦想绽放瞬间的光芒万丈，都会沦为三流动漫一般的小儿科过家家。

“梦想”固然是美梦成真，但绝不应该是白日做梦。因此，“将作品落地”就变成了最关键的工作。人物的动机必须合理，才能让激发梦想的驱动力变得可信，而不是单纯的嘴炮和自打鸡血。特别是以“热烈”为标题的电影，其形容词本身就直接指向了“情绪”和“结果”，是梦想奋发中内心的热烈，也是梦想实现时氛围的热烈。

因此，对于《热烈》来说，由“真诚”带来的“落地度”就比一般的梦想电影更为重要，创作的真诚带来对人事的扎实打磨，随之组成一个完整的表达系统来提供“落地“，让人物的转变和坚持也同样“真诚“，摆脱浮空与油腻。

以大鹏的一贯架构来说，中年男人在梦想随现实生活而暗淡后的市侩，对年轻梦想者基于自身利益导向的利用，逐渐被对方“明知被利用也要抓住机会”的单纯所感动，重燃自己的梦想火花。那么，中年男人对梦想的找回必须面对现实客观因素的牵绊，这是不能被“一顿嘴炮”和“撒点眼泪”就蒙混过去的，必须被交代清楚--在何种的感召下，才能放弃自己深涉其中的现实环境，不顾一切地逐梦。

它不仅仅是年轻人的故事，其实中年人也是主角，后者的心理变化更大，更需要做扎实，而前者的“落地”则更多是对于现实的战胜，不能是非常简单的程度，而是要受到更多的现实阻力，否则便无法打动同样受到阻力的中年人--将二者的困难度拉平，因为年轻人在“生活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先天就带有比中年人更优越的逐梦条件，这种不对等的“坚持”是很难打动中年人的。

而相比上述“模板“，《热烈》的表达思路首先是对其的延续，而又在其上更多了一些新意。它反转了中年人与年轻人的现实困境程度，也改变了中年人的梦想成功状态。年轻人的现实更严峻，而中年人在通向终点的道路上未经困难，梦想也进入了“成功结果”的阶段。于是，年轻人就直接成为了中年人的“标杆”，中年人首次面对迟来的困境而坠落，反而与年轻人达到了现实处境的平局，就此完成了“标杆”影响下的梦想回归。

如此一来，“年轻人的现实困境无法对标失败的中年人”，“中年人的所受巨大现实挫折感不足以被年轻人轻易抹平”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表达缺陷，就此不复存在了--年轻人原本就是更加困难的一方，而中年人此前则未经历过挫折。它保持了“落地”基础上的“热烈“，实现途径则与普通电影有所差别。更重要的是，电影以此展开，做出了“二重现实”与“梦想”的辩证式表意。这也带来了它的又一个独特性：对挣扎、纠结等“痛苦破茧”情绪的淡化，对“消化日常困境之现实”与“平淡中享受练习“等快乐的强调。

电影的开头，黄渤在梦想舞台中的状态就得到了非常自然的表现。在“热烈”的街舞赛场上，他的打扮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在一众青春飞扬的舞者中是唯一不关注比赛的人，只是在和自己队里的王牌周旋。而当珠光宝气的王牌出场时，运镜从之前的流畅瞬间变为慢镜头，这是对街舞最不契合的运镜方式，也说明了黄渤和王牌之于“街舞”本身的远离，已经变成了功利性更强的“铜臭”状态：黄渤想要捞钱，王牌则只想不顾一切地赢，甚至罔顾街舞最重要的“团队性”，想要换人求胜。

这让黄渤在梦想舞台的环境中呈现出了非常自然的格格不入感，而这已经很自然地传达了他此前的人生状态--一开始以逐梦的心态加入行业，却在经营团队的过程中逐渐承受到生存的压力，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初心。电影也设置了他和王牌的关系线，从另一个角度做出表现：在王牌观看二人纪录片的时候，黄渤叙说了自己和他最开始训练的过往，“给他做红烧肉吃”，那时候的二人显然是满怀梦想的，只是随着目的性的增强而关系变质，黄渤为了求财而讨好兼为富豪和王牌的凯文，而凯文则在拥有巨大财力和胜欲的情况下自视甚高，且对黄渤的变化感到失望，引发了自己的变质。

片中的两组师徒关系，产生了基于“梦想”和“现实”的持续对比，这也将王一博引入了主题系统，成为与凯文的对比。黄渤和凯文的关系破裂，其实来自于“对现实阻碍的感受度不足”，凯文的天赋和资财太过优越，让他和黄渤的起家过于顺利了，甚至没有经历过租场地的阻力。这似乎是他们“单纯逐梦”的绝佳基础条件，但梦想是必须要经受现实考验的，否则就必然会逐渐变质。

电影其实带来了两重的“现实”，首先是起家之前的“困境”，随后是梦想初步实现后的“诱惑”。凯文和黄渤没有经历第一重，因此二人从未进入过现实，情感关系只是浮在空中的“纯梦想伙伴”，一旦面对第二重的物质与胜利的诱惑，就会招架不住。只有突破了现实的阻力，梦想的队友才能拥有最坚实的情感羁绊，从纯粹的梦想伙伴变为更现实的同道者：一起面对现实社会的“讨生活者”，感受到更深切的共鸣。

这正是王一博一直接受的事情，从第一次出场开始，电影就一直在展现他“在现实里的街舞坚持”。他在地铁里练习，穿着跑场的演出服练习，在打工的洗车店里练习。他承担着现实生活的压力，在这般困境中始终不曾放弃，这其实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而没有了对“苦闷坚持”特别强烈的直观感受。而这种深度接触了第一重现实阻力的梦想，才能在第二重的现实诱惑中把持自我---当他能接受用街舞去奔命赚几百块钱，面对“对面是豪车而自己只是洗车工”的经济力落差时，依然不放弃似乎毫无收益的街舞时，才能在物质化的目标下不受动摇。这一点其实也体现在了王一博的家人身上，他的母亲拥有歌唱梦想，为了生计开了饭馆，却依然习惯性地演唱，对其的享受并没有因为困境而打折，心态也是“自如开心”而非“刻意坚持”，也不抗拒用歌唱去跑廉价的场子赚钱，而他的舅舅想做雕像艺术，将自己的作品摆在了腊味饭馆里，聊做妆点。他们的梦想放在现实困境里，并不显出突兀的“悲情式激昂“，反而别有一种自得其乐，并与在蜡像周围做日常练习的王一博相得益彰

这也是王一博和凯文的本质区别：梦想不是与现实全无关系的浮空存在，反而与之时刻深度绑定，经历现实困境淬火的梦想恰恰才是永葆“纯粹”的，因为它终究要面对来自不同角度的现实影响。王一博深入现实的梦想坚持行为看似并不火热，并没有太戏剧性的“放弃与否”的挣扎，但这种习以为常的平淡反而才是基于现实困境的深度“热烈”。而始终未能处于地面现实之中的凯文，表面上似乎更加“热烈”，对市侩的黄渤表达了明显的不耐烦，甚至脱离了“拜金”的舞团而自组“纯粹团队”，但他的行为其实已经走向了“只为胜利”的另一种“市侩”，其他大神级队友也只是为了金钱而来，与他自认为的“纯粹”根本挨不上关系。当王一博的团队在比赛中激情相拥时，镜头马上切到了凯文的团队，他们在高端会所里喝洋酒，队友们奉承着他，所谓的团队其实并不平等，依然受制于他的财力与目的性。

无论是黄渤和王一博的师徒关系，还是整个团队，都经历了第一重现实的困境考验。黄渤一开始只是将王一博当作“用后即抛”的替代品，在看到王一博的生活困境且依然“不上场不拿钱也愿意”的态度后，方才真正将王一博当成徒弟，也落到了一种更接近“现实地面”的关系交互中，带着王一博去打工后一起吃馄饨。此外，当凯文撤资后，黄渤被扔到了与王一博更对等的现实困境，“梦想受到经济实力不足的困扰”，他就更有了“受到王一博消化困境”的打动，从而进一步深化二人的羁绊。一开始的他并不能接受为了金钱去廉价商演的情况，但这正是王一博一直在做的日常，后者也确实欣然答应了穿垃圾桶跳舞的工作，这就让黄渤再没有了借口，带着全队一起商演，并将王一博纳入正式团队。而作为整个团队而言，他们也从“不接受，他不是团员”的“浮空式梦想者”状态下落地，接受了现实，这才带来了他们的交心。

而在随后的阶段中，黄渤遇到了又一次的“现实诱惑”。凯文带回了冠军的可能性和国家队教练的位置，这都是黄渤一直以来的梦想目标，代价便是放弃王一博。实现前者，似乎符合更纯粹的“梦想初心”，而与王一博的关系则始终是“受迫于现实的困境下选择”，从替代者到讨生活的师徒，这也导致了他的暂时”弃明投暗”。然而，这其实反而是离初心最远的选择，它关于胜利和名誉，而无视了最原始的热情和“团队伙伴情”。当黄渤和凯文第一次携手时，他们经历的正是这个过程，并因为“未经第一重的现实困境考验”而无法扭转它。而黄渤和王一博的关系则始终是在现实困境中打滚，似乎永远都“不纯粹”，但也正因此才熟悉了“现实”，反而能够在现实的第二重诱惑下找回平常心。电影并没有特别强调黄渤的挣扎，包括王一博在此时的“放弃街舞”，而是将之迅速地一带而过，这说明了表达上的倾向：这并不是什么持久的痛苦挣扎，而是深谙现实并泰然处之后的一种习惯性必然。

在一般的语境中，梦想都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在实现过程中“排除金钱掣肘”，只为了表演而跳舞，才能不被其影响玷污而保持纯粹。但本片带来了另一个解读方式，不进入现实的梦想是离地浮空的，而由于我们生活在地面上，梦想终有一天会从天空中落下来，能排斥的只是现实之于实现过程中的困境一面，而实现后的落地则会必然面对诱惑，让结果变质为市侩的状态。反而是一些身处于困惑的梦想者，像被迫放弃练习的销售员和洗车工一样的人，才能更加“剥离目的性”地沉浸于街舞之中，单纯为了它而呐喊，丝毫没有“我要获胜”的想法。

这种理解方式，在模板式的梦想题材电影里是不多见的。王一博和黄渤的关系在表层上从来都是“不纯粹”的，因此才反而获得了“内里的精神纯粹”。王一博能为了赚钱养家而跳舞，才能在拍击地板的“感受街舞之神”中完全排除外物，挣脱现实层面的能力自我怀疑，进入独自的“梦想世界”地纵情一舞。而同样地，黄渤等人能够平淡地接受队员因现实困境的放弃，大家一起笑容满面地为他送行，他们才能在名利的“表层梦想目标”中挣脱出来，找回“伙伴享受”的“内里本质梦想”---在高潮段落中，黄渤亲自上阵，让他完全摆脱了此前一直保持的“经营者与指挥者”形象，彻底解除了与初始街舞者不同的全部身份，完成了最后也最直观的回归。

凯文与之前的黄渤，其实也有着梦想。凯文对黄渤市侩的不满，与王一博最后的对决，甚至对王一博纯粹梦想姿态的嫉妒，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像黄渤不知道朋友为了生计去代驾的“离地浮空”状态所表现的一样，他们师徒二人与身后的团队都完全摆脱了现实的困境，也就无法将梦想的纯粹性保留到“成功后的面对诱惑”之时。这也体现在了结尾的转折之中：在失去冠军后，凯文自己也终于撞上了现实的挫折，随之与同样经历困境的黄渤达成了回归梦想伙伴时期的和解。

这让电影实际上吻合了现实里的很多创业案例---创业过程中往往动摇较小，而友谊与梦想看待方式的真正变质则发生在“结果”阶段。比起困境，诱惑才是现实中最为威力的那一部分。而对于战胜它的方式，电影给出的答案则是“对困境的深度体验，从而自如地应对现实里的一切”：当有关梦想的所有内容都根植于现实之时，“现实的影响”就成为了梦想运转的日常组成部分，而一帆风顺的全然浮空看似强大，实际上却经不起早晚到来的现实考验，跳关第一重困境便会躲不过第二重的“诱惑”。

深入现实反而是保持纯粹的必要基础，这种解法甚至有了点辩证的意味。这也赋予了这部电影以一定的独特性，它看上去与普通的梦想题材电影大同小异，但在主题的理解方式上却有区别，这也导致了通向它的表达系统的独特性：没有过度强调内心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纠结，情绪表达上更没有太多的痛苦，所有人物整体上都是快乐而轻松的，对梦想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于现实中习惯”的日常，似乎在困境中的练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谈不上咬牙刻苦，也不需要“放弃与否”地拧巴。

事实上，对于大鹏来说，“真诚度”是他在创作初期就有所展示的既有特质。他导演的首部电影《煎饼侠》虽然欠缺完整度，手法也比较粗糙，但他自己饰演的煎饼侠就有一种笨拙的真诚感，并与其本人形成了深度的互文效果---作为“煎饼侠“的他在努力地当一个自己无法承担的超级英雄，而作为导演的他则在同样努力地拍摄一部自己可能力有不逮的电影作品，以此追逐高高在上的艺术之梦。此后的《缝纫机乐队》相对商业类型化，结尾处的beyond大合演更略显疲态，无论是大鹏本人还是出演的摇滚老炮儿们似乎都是如此状态，但同样不乏整体上的真挚情感。而《保你平安》和《吉祥如意》，则在类型化与作者性的两个层面上对他的笨拙坚持给出了相对的回报。

因此，《热烈》需要的“真诚”俱在，“落地”也就随之而来。并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鹏的创作习惯性套路，不再是“油腻中年算计梦想青年/另一种形式的“隐性青年”宋茜，梦新青年傻二楞反激发油腻中年的梦想，最后合演煎饼侠/合唱beyond/合力扭转舆论送骨灰”，而是有了更大的新意。

没有了“戏剧性的压抑”，《热烈》似乎并不够“爆发性的高潮”。但正是这种对日常困境的平淡态度，才带来了内在蕴含的纯粹梦想之“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