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富士不康_风闻

没有比伸出的手

更能体现心灵。

——马尔克斯

商人

富士非常士，有钱人非普通人，尤其是像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这样如飞鸿翱翔天海之际、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商业大鳄，其内在秉性必有不同于千万万常人之处，甚至不乏有悖于常情的“病态”特质，故曰——“富士不康”。

郭台铭虽退出鸿海一线，但从近日富士康逃离印度一事来看，影响富士康最终决策的大概率还是郭台铭的意志，号称铁钳的印度总理莫迪以“半导体补贴”作饵，请君入瓮，先礼后兵，妄想拿捏住滑不溜手的“郭氏企业”，结果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别说莫迪，特朗普如何？还不是照样吃瘪。

2017年，美国华盛顿，特朗普与郭台铭在白宫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甜蜜官宣，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新工厂，生产8K液晶显示器，创造13000个新就业岗位，每个岗位年薪达53000元。

特朗普心花怒放，上下嘴唇一碰，将老郭捧上了天，说郭台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2018年6月，特朗普亲挪玉趾出席威斯康辛州富士康工厂动土典礼，与郭台铭同台，并将尚未搭建的富士康新工厂强行拔高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富士康在美国的创新工厂依然空空如也，处在毛坯状态。本就擅长画饼的特朗普这次撞上了真正的画饼大师。

其实也不是画饼，而是事后算了笔账——不划算。

美国的人工成本与亚洲的人工成本高出太多，想当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各地工厂的“百万大军”开足马力全负荷运转时，给工人开的工资都是贴着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以获得它在苹果代加工等领域內薄如刀锋的利润。而在美国设厂，人工成本压力陡增，即便加上七七八八政府补贴，到最后可能也赚不了几个钱，搞不好还会赔本。

商人可以配合特朗普、莫迪这样的政客演出，舌灿莲花，表情生动，声嘶力竭，把他们要做的事无限拔高成人类创造精神乃至人类道德精神的楷模，但商人有个底线——不做亏本生意。

郭台铭是个商人。

信用

郭台铭念的是船务科，1971年毕业后，在复兴航运实习，后与几个朋友以10万新台币创业，投入到当时热门的电子业，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旋钮，公司就叫“鸿海工业”。

从青年郭台铭的创业方向来看，此人颇懂看势和借势，当时电视机产业方兴未艾，郭台铭主攻电视机旋钮，虽是依附在电视产业上的“零件工业”，却已然踏上风口，数十年后，当鸿海的“附着主体”变成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苹果时，鸿海的规模那就很吓人了，尽管在利润方面是苹果吃肉，鸿海跟着喝汤，

创业第二年（1974），赶上石油危机，鸿海负债累累，几个原始股东决定结束营业，自认倒霉，把自己收拾一番，西装革履地去大厂上班了。

唯有郭台铭不甘心，尝到创业的滋味，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他向岳父借了70万新台币，独自撑下去，将公司改名为“鸿海精密工业”。

创业艰难，经常有小混混到公司收保护费，客户有时还会赖账，郭台铭曾为了一张订单，在雨中淋了几个小时，抢夺美国市场时，为了省钱，他住在破烂的汽车旅馆里，一天只吃一个汉堡。

郭台铭有句名言——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但我们可以像蟑螂一样生存下来。

有一回，郭台铭半夜回家，听到年幼的儿子嚎啕大哭，便问他老婆林淑如发生了什么事，林淑如回道，儿子肚子饿了，你好久没拿钱回家了。

原来，那时郭台铭生意不顺，没钱拿回家，林淑如怕给他增加压力，就只好喂儿子喝稀薄的米汤，孩子吃不饱，半夜一直哭。

还有一次，过农历年，郭台铭发完员工的年终奖金，口袋里只剩下2000块钱，于是分作两份，一份给太太娘家买礼物，一份给自己爸妈买礼物。

1977年，鸿海账上有了一笔盈余，郭台铭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到日本买模具设备，进一步夯实业务；二是在台北土城买地建厂，免得再租借厂房。

几经挣扎，郭台铭选了前者。

一年后，台湾房地产市场飙涨，郭台铭看好的那块地价格翻了一倍，郭的一些朋友认为他决策失误，错过了捞一笔的机会。

郭台铭笑了笑，他深知急功近利可以大捞一笔，但一家企业要想持续生存，就必须不断培育新技术，不让竞争者把自己“卷”走。

鸿海当时有个业务，是给英特尔的CPU做插槽，每个插槽有500个针，有一个点不导通，这台电脑就不能用，鸿海一个月要做5万个插槽，质量全部过关。

为了跟客户同频，郭台铭派鸿海员工常驻英特尔，开发的连接器几乎与英特尔的新规格同步，就凭这一点，鸿海干掉了不少对手，抢到了海量订单。

1994年，戴尔电脑创办人麦克·戴尔受郭台铭之邀，带了一帮主干赴深圳参观富士康厂房。

戴尔的工程师习惯了美国工厂的大机器作业，看到富士康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生产线就不爽，坚持要按戴尔的制造流程生产机箱。

郭台铭明知若按老美的生产流程，不符合成本效益，但为抢到订单，郭台铭硬着头皮，按照戴尔的要求，在美国堪萨斯州建立工厂。

1997年，郭台铭争取到戴尔的机箱订单，拿到订单后，郭台铭转过头，将火力集中在说服戴尔的工程师上面，最终令戴尔工程师认可，中国当时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才是最合乎经济效益的。

搞定戴尔工程师后，郭台铭立即关闭了成本高昂的堪萨斯工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你再去品富士康逃离印度和郭台铭放特朗普鸽子这事儿，应该会品出点不一样的滋味了吧。莫迪和特朗普也算是他们各自国家里老谋深算的“人精”了，但要跟中国人玩心眼，还是嫩了点。

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结婚时，郭台铭父子曾一起拜会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王永庆当场送给郭氏父子两个字——信用。

从郭台铭后来与特朗普、莫迪等人的互动来看，他是懂得活学活用的。

黑白

郭台铭的父亲是警察，行事硬派，教子严酷，从小不准孩子吵架，处罚必连坐，但凡有事，郭家兄弟噤若寒蝉，又格外团结，皆源于此。

创业后，郭台铭受父亲影响，对企业采取军事化管理，铁面黑脸，动辄大骂，人见人怕。

早年，郭台铭胞弟郭台强担任鸿海总经理，有一次，郭台铭主持一场会见国外大客户的会议，五大事业部主管全部参加。

郭台强走进会场，一屁股坐在郭台铭旁边的位置，郭台铭当着客户面说道，你坐这边干什么？郭台强回问，那我要坐哪里？郭台铭吼道，你去坐最后面那个位置，因为你带的事业部表现最差！

郭台铭将客户分为一军、二军、三军。

这纯粹按订单大小来分，例如一军，指的是苹果、戴尔、思科、诺基亚这样的一线国际品牌。

富士康是苹果代工份额最大的厂商，代工70%的iPhone，苹果在挑选代工伙伴时，虽想尽量分散风险，奈何富士康的“粘连功”太强，被它沾上，想甩掉太难，至今为止（2023），富士康仍是苹果份额最大的代工厂商。

郭台铭有句名言，让我们抢救水深火热的客户吧。

苹果等大客户为何“甩不掉”富士康，答案写在富士康的经营理念上，郭台铭最看重的三项是质量、价钱、速度，必须做到质量比别人好，价钱比别人低，速度比别人快。

郭台铭说，鸿海一开始做电脑零部件时，竞争对手卖1元，为争取生意，他只卖0.65元，但鸿海仍有钱赚。第二个阶段，竞争对手卖1元，他卖0.85元，因为鸿海已经让客户了解，他的的质量较好。第三个阶段，鸿海跟客户同步研发，竞争对手卖1元，鸿海也卖1元，这时候，因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竞争对手在没有与客户联手研发的前提下，市场占有率节节败退。

郭台铭有个绝活——赤字接单，黑字出货。

意思是鸿海在接订单时，按当前预算看，绝对是要亏本的，但在最终出货时，却实现了盈利。

如何做到的？四个字——压缩成本。

鸿海算盘打得精，从贯穿上下游的材料研发、模具开发、大量生产、劳动人力、运输成本等环节变态一般节省成本，蚊子腿上劈精肉，成为鸿海盈利的秘诀。

富士康加班是常态，郭台铭晚上10点前不离开办公室，他不走，下属就不敢走，下属的下属也就不敢走。

郭台铭每天至少工作15小时，办公室大白版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产品分析和市场调研。有时晚上11点，深圳高尔夫球场上还能看到郭台铭挥杆的身影，打完球，他会叫厨师在球场直接煮一碗面，大口吞下后，重回公司加班。

郭台铭和整个富士康这么玩命，是因为高科技的竞争已经成为时间的竞争，一个苹果手机，一台最新款电脑，若不能尽快买断，就会不断贬值，谁能更早推出新产品，成功吸引眼球，市场占有率就可能多上一倍。

富士康在美国接到一个手机订单，可以在48小时內就开出完整模具，竞争对手往往要用超过一周的时间。2018年一月份，富士康出货量达到175万台，再往后，出货量全球第一基本是常态。

中国的黑夜是美国的白天，美国的白天是中国的黑夜，对于郭台铭来说，白天黑夜是没有区别的，关键是项目进展到哪里，郭台铭自己常常半夜不睡觉，富士康高管和员工加班熬夜也是常事，鸿海集团就在这百十来万人的超限劳动之上飞速增长。

郭台铭2019年“退居二线”时，富士康营收5.33万亿新台币，创下当时历史新高。

有一个行业笑话，在鸿海集团工作，郭台铭经常问下属，你昨天尿的尿是不是黄的？潜台词是你昨天有没有全力以赴工作？

郭台铭可以说是最拼的企业家，白天黑夜连轴转，但他的回报无疑是丰厚的，除了天文数字的泼天富贵，还有跟刘嘉玲、林志玲、关之琳等美艳女星亦真亦假的风流韵事，但富士康那些基层员工在超强度的加班加点之下换来的可能只是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微薄薪酬，还要面对富士康内部种种严苛得不近人情的“员工自律公约”，其中有一条是禁止发生男女不正当关系，还有一条是禁止参与有违身心健康之一切不正当相关活动。

郭老板和他的基层员工们过得是一摸一样的白天黑夜，郭老板和他的员工们过得又是完全不同的白天黑夜，他们的生活如此接近又永无交集，白天不懂夜的黑。

对于郭老板来说，一个个加班加点的白天黑夜令他大富大贵，而对于一些富士康基层员工来说，他们日以继夜玩命工作换来的依然是对生活的迷茫和无望，甚至是“黑白无常”。

无常

那些年里，位于深圳特区北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驻扎着一个人口超过42万人的富士康工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厂。

富士康工厂实行类军事化管理，当年，苹果首席执行官乔布斯力挺郭台铭：你进入富士康工厂后，会感到震惊，里面有餐厅、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对于一家工厂来说，它相当不错。

作为和富士康的利益深度绑定的苹果公司老板，乔布斯这番话不乏“商业互吹”的成分。

苹果公司作为全球最高市值高科技公司，其奉行彻底的保密主义，每一款苹果手机和电脑的推出，仿佛007谍战，直到最后一刻才在乔布斯（乔布斯死后是库克）的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和大众见面。

在苹果的要求下，富士康作为果链企业，绝不能泄漏代工信息，员工进入富士康工厂各区域都受到严格检查，苹果的保密合同洋洋洒洒数十页，比一般保密协定多出几百项规定。

有段时间，思科与华为都委托富士康制造网络通信设备，为了让思科与华为都放心，郭台铭规定两个客户的产品，分别在两个工厂中生产，由两组人马负责。

这两组人马被要求穿不同颜色的制服，不允许彼此讲话交流，无论是在餐厅还是宿舍，一旦发现就会受严格处罚。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却把彼此视作“敌人”，事事当间谍来防，也是醉了。

《郭台铭，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本书里写道（该书出版于2011年），为避免同乡串联结党，富士康刻意将同乡员工拆开，分配在不同车间，同一生产线的员工，则被拆在不同宿舍。即便是同一宿舍的员工，也往往会因不同时间上班而无所交流。

一个富士康员工曾抱怨，我们在这里，往往一个月都看不到同宿舍的人，我睡觉的时候，他在上班，等到我上班的时候，他又睡觉了。

回望那年，一波波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进入富士康，拿着低薪，干着累活，长期加班，缺乏交际，极少交流，如彼此同质的马赛克一般镶嵌在全世界最大的工厂里面，他们的心理会不会出问题？

现实给出了回答。

从2010年1月23日到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

余论

如果把富士康一骑绝尘的发展之路放在改开大历史中来看，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的艰难而卓绝的历程，从富士康式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型，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并伴随着转型的阵痛。

我在上一篇关于富士康的文章《富士康逃离印度真相》中提到：

鸿海集团在2011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居全球前十，而华为直到2014年才首次进入50强榜单，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鸿海集团更是早有布局。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制造逆流而上的历史，从劳动密集型到科技密集型，再到日后世界一流品牌的大喷涌，富士康等企业提供了衔接产业链上下游的宝贵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根据资料显示，当下富士康普通工人的薪资在5000—7000元左右，虽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但总算是在一步步走出“血汗工厂”的刻板印象。

十多年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的那年，郭台铭一岁多的小女儿妞妞，在台湾省注射疫苗，身体很不舒服，她对着电话向爸爸大哭了30分钟，郭台铭感同身受，说道——我的心都碎了。

跳楼事件后，郭台铭忏悔道，那么多的父母把小孩交到我么手里，鸿海却没能好好照顾他们。

人在世间生，谁无亲父母，有时候，将心比心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

希望郭台铭这样的“企业大家长”都能像大强子那样牢牢记住，那些每天在生产线上辛勤劳作加班加点的一个个员工，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女儿，他们同样是其父母眼中最疼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