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到底难在哪里？_风闻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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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北伐”二字的背后充满了血泪悲壮，“北伐难”也是历代英雄豪杰们的共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几个历史小故事，简单聊一下。

公元351年，羌人首领姚弋仲争夺关中失败，便派使者向东晋请降，被东晋封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其子姚襄被封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魏晋南北朝的官职真的太复杂了）

次年春，姚弋仲病死，姚襄统帅三万户南下，正式归附东晋，东晋命令姚襄屯驻在谯城。

为了取得东晋的信任，姚襄不仅送弟弟到建康做人质，本人也亲自渡过淮河，到寿春和安西将军谢尚见面，聊的非常愉快。不久后，姚襄、谢尚便参加了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殷浩主持的北伐战争。

然而，姚襄和谢尚的北伐军，被出关争夺中原的秦国丞相苻雄、卫大将军苻菁击败，狼狈逃回南方。

关于这次北伐，王羲之在给会稽王司马昱的信里，提了一个观点——“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东晋的基本盘太小，为了这场北伐战争，士兵们死伤殆尽，民间的劳役和纳税已经过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一句话，东晋的生产力不发达，人口太少，经济太差，不可能和中原持久作战。

那以后怎么办呢？

王羲之给殷浩的信里，提出一个建议——“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

南方军队擅长水战和步战，北方军队擅长骑战，所以北伐军进入中原以后，往往败给骑兵。一旦获胜，北方军队便要南下，直逼淮河。

既然北伐失败，东晋的财政不足，那不如放弃淮河，南北政权以长江为界，反正长江足够宽阔，是天然的屏障。

王羲之的建议是战略收缩，放弃一切不擅长的东西，利用天然的地理环境和水战特长，保护长江以南。以后东晋不北伐，北方政权也过不来，维持不打、不和、不统的均势状态。

虽然王羲之的建议没有进取心，字里行间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懦弱，东晋朝廷也没有接受，但王羲之说出了东晋大部分官员的心里话——

“当初南下就是逃命的，要是能打赢早就打赢了，何必等到现在？别折腾了。”

实事求是的说，王羲之的建议是符合东晋实际情况的。

军事上用步兵对抗骑兵，经济上以弱势对抗优势，政治上以经历重大失败的偏安政权，对抗朝气蓬勃的新生政权，基本上没有任何优势。

这是北伐难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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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失败后，姚襄屯驻在历阳城，殷浩屯驻在寿春城。

姚襄觉得，北方的燕国和秦国正气势如虹，东晋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次北伐，便在驻兵的地方屯田，一边积蓄粮草，一边训练士兵，为下次战争做准备。

但对于殷浩来说，姚襄不是东晋世家门阀出身，又有独立于朝廷的军队，属于实打实的异己。

现在姚襄屯田练兵，等以后发展壮大了，谁能制约？他会不会攻入建康夺皇位？

每次想到这些问题，殷浩就想提前除掉姚襄。

于是呢，殷浩囚禁了姚襄的弟弟们，还派刺客刺杀姚襄，但是姚襄的人格魅力太强，殷浩派出的刺客见到姚襄，就把实情告诉他，让他注意安全。

刺杀不行，殷浩决定派安北将军魏憬统兵五千袭击姚襄，结果姚襄一战斩杀魏憬，兼并他的五千兵马。

从此以后，姚襄和殷浩的矛盾公开化，再没有缓和的余地。

公元353年10月，殷浩统兵七万北伐，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还让姚襄做了前锋。

对于姚襄来说，这正是报仇的绝佳机会。于是姚襄埋伏在殷浩的必经之路上，和殷浩打了一仗，“俘斩万余，悉收其资仗”，随后屯驻在盱眙，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兵力达到七万以上。

到了公元355年的时候，姚襄恢复了元气，但和东晋的关系也彻底破裂，正好麾下将领们想念北方故乡，便劝姚襄北归。

姚襄考虑一番，同意了北归的意见，同年5月便提兵北上，攻占许昌。

姚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招呼都不打，还劫掠兵员和装备，彻底打了东晋朝廷的脸面，这让天下人怎么看？让后来者怎么看？如果不讨伐姚襄，其实就是纵容叛乱，自我否定东晋朝廷的权威。

而此时殷浩因为屡次北伐无功，被征西将军桓温逼的离职下野，桓温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于是在公元356年2月，东晋朝廷封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起兵北伐，征讨姚襄。

在北伐的路上，桓温登上大船北望中原，说出一句话：“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东晋偏安江南，北方沦为夷狄的土地，都是王衍等人作的孽啊。

听到这句话，出身陈郡袁氏的记室袁宏辩解道：“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这样的结果都是天数，和王衍等人没关系吧。

同样是出身门阀世族，王衍有罪等同于陈郡袁氏有罪，那么给王衍洗白，就是给陈郡袁氏的祖先洗白，也是给现在的地位寻找合法性。

归根到底，袁宏和王衍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有承前启后的政治利益，不允许桓温触碰他们的蛋糕。

所以听到袁宏的话，桓温勃然大怒：“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桓温的意思很明白，你们这些门阀世族就是千斤大牛，占尽天下的利益，却什么事都做不成，将来国破之后，首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门阀世族，然后重新分配利益。

桓温和袁宏的对话，说明东晋做为偏安政权，已经走到历史周期律的晚期阶段，官员们的利益纠葛非常深，根本不愿意损害自己的短期利益，实现国家的长期利益。

一个暮气沉沉的政权，不可能削除既得利益者实现复兴，更不可能完成北伐中原这种刚猛的军事行动，只能眼见江河日下却束手无策。

等死而已。

这是北伐难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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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6年8月，姚襄正在围攻洛阳，所以桓温大军直抵洛阳城南，屯驻在伊水附近，随后一战击败姚襄，斩杀数千人。

姚襄统帅仅剩的数千骑兵，经北邙山逃跑，然后一路西进，准备取关中为家，结果被秦国的卫大将军苻黄眉、建节将军邓羌击破，姚襄兵败身死，弟弟姚苌率领剩下的兵马投降秦国，暂时蛰伏下来。

而收复失地之后，桓温留下两千兵马镇守洛阳，东晋朝廷也派司空车灌到洛阳，修复司马懿等人的陵墓，以示后辈不忘祖宗，依然是以孝治天下。

其实在很多年前，桓温便请求迁都洛阳，和慕容燕国、氐人秦国逐鹿中原，慢慢的恢复晋朝江山。现在去了一趟洛阳，桓温更加坚定了迁都的想法，不断的上书朝廷，要求皇帝和文武百官、门阀世族们北归洛阳。

公元362年，桓温再次提出迁都的意见——“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

永嘉之乱以来，大量的流民和门阀世族们迁徙到江南，总人口将近百万。桓温要求他们都回去，一方面坚定东晋朝廷的北伐决心，另一方面充实河南的人口，给洛阳提供赋税和兵员。

桓温的迁都计划是大手笔，但是东晋朝廷不同意，门阀世族们不同意，已经定居江南的流民更不同意。

散骑常侍孙绰的上书，就代表了东晋朝野的意见：

“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

**迁徙到江南的流民和门阀世族，已经生活了几代人，从地域认知到生活习惯，都是彻彻底底的南方人，北方故土只是记忆中的概念而已。**现在让百万人抛弃熟悉的世界，举家迁徙到完全陌生的河南重新开始，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论难度，和把台湾的外省人重新迁回大陆是一样的。

除了精神上不愿迁徙以外，最重要的是百万人的经济利益、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照顿欲拔之，驱踧於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

**一旦决定迁徙北上，那么江南的田地、房地产市场就要崩盘，这百万人便要面临不动产无法变现的困境，数十年积累的家业要化为乌有。**这是涉及社会经济和国民治安的大事，更威胁着东晋政权的稳定。

而且迁徙河南的路途遥远，交通工具的储备不足，道路不够完善，那么迁徙路上必定有大量人口死亡。

这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伤天害理呢？

孙绰不讲北伐的宏大叙事，只谈百万人口的现实利益，直接激起朝野的同情心，导致桓温的迁都计划失去操作的可能。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迁徙到江南的流民和门阀世族改变了地域属性，形成“南方人保护南方利益”的共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强大的历史惯性，他们不愿意为了陌生的北方，牺牲现在的美好生活。

这就是北伐难的第三个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重大问题看起来是朝廷的决策，实际上是朝野形成的共识推动的，而这些共识，就是百万人真正的精神诉求和利益所在。

毕竟，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4

以上三个历史故事，折射出三个北伐难的原因，历次北伐失败，基本都可以用这三个原因来解释。

东晋和宋齐梁陈是三个原因全占。

在江南没有全部开发之前，南朝的经济、人口根本没法和北朝相比，再加上军队战斗力的差距、旧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迁徙江南的人口形成“南方人”的共识，导致南朝有轰轰烈烈的桓温北伐和刘裕北伐，但不能巩固胜利果实。

南宋是占了两条半。

那时江南已经开发成熟，南宋有发达的生产力，但自从岳飞死后，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就直线下滑，尤其是步兵，根本不能和金、元的骑兵抗衡。

而在北宋时期，江南就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风波亭事件以后，他们和定居江南数十年的流民，为了避免出军费以及向穷困的北方转移支付，便成为北伐的巨大阻力。

南明则是占了一条半——江南新兵的战斗力，不如北方边军和八旗，万历年间开始的党争内斗，和江南的各方势力结合在一起，出现“内斗大于抗敌”的局面。

原本军队战斗力就差，还不能形成合力，那就等着灭亡吧。

中国历史上能成功的北伐只有两次。

一次是以江南为基本盘的朱元璋，凭借巨大的经济优势和人口优势，拉起数十万兵马，而且元朝在江南建了大量的牧场，这就给朱元璋组建骑兵提供了基础，抹平南北军队的差异。

而且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带领淮西豪杰们创建的政权朝气蓬勃，可以全方位压制江南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地主们，这才能把江南的钱粮物资集中起来，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向军阀混战不能形成合力的的元朝复仇。

另一次就是以两广为基本盘的国民政府。

国民党用苏联送来的武器装备国民革命军，用苏联给的卢布充实国民政府的财政，再加上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基层动员，最终通过两次北伐，彻底打垮暮气沉沉且一盘散沙的北洋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

可以发现，这两次成功的北伐也是有共通性的，那就是新生政权集中了全部资源，用没有代差的武器装备，击败了混乱的北方政权。

这三个条件缺了任何一个，北伐都不可能成功。

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建都南方的政权往往是北方政权的二次创业，所以南朝、南宋、南明的“北伐难”才是历史主流，朱元璋和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不能视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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