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美｜意义感光谱与青年自我意义生成_风闻

编者按：随着数字社会连接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民众的意义感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其不仅来源于生活世界的优化，更来源于精神世界的多元选择。日前，由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主办，腾讯集团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数字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圆桌会议召开。本次圆桌会议以“意义感”为关键词，探索数字时代民众日常生活幸福感知的新变化与新问题 , 探讨意义世界的变迁逻辑与价值再造。自 2023 年第 1 期起，本刊策划了“回归日常，回到常识”系列论坛，本次圆桌会议亦推进了对这一论题的认识。

本组推文中，蔡华俭研究员考察了中西方民众对幸福感知的异同，认为对国人而言，幸福感知更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圆满、和谐与安宁、平和构成幸福感知的重要元素，家国情怀是幸福感知的重要来源。王东美助理教授提出，生命的“意义—无意义”是一个连续的光谱，而非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二元对立。当下部分青年意义感缺失的根源在于历史遗留与数字新生的双重精神困境，而意义生成的关键是“参与生活”。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意义感光谱与青年自我意义生成

王东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王东美

近年来出现的“丧文化”“空心病”等现象，反映了当代部分青年在生活中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无意义感。二战之后，大量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生命的意义这一主题，其中以弗兰克尔为代表，他结合自身在集中营的体验，研究并创立了意义疗法。迄今为止，人们对生命意义感的理解要比对无意义感的理解更深刻，对生命意义的关注主要源自更多人宣称生命没有意义，无意义感更可能是人们亟须面对和应对的核心问题。

“生命意义感—无意义感”的连续光谱

**无意义感现象更像是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体验，且一部分人的社会功能良好，能够维持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运转，表面上似乎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因此这一现象多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才被发现。**心理学家将无意义感界定为 ：认知上认为生活或所从事的活动没有意义，动机上缺乏目标或动力，情绪情感上较为冷淡、无深刻体验或伴随消极情绪，行为上较为机械、缺乏活力等。当代不少青年体验到的无意义感表现为：觉得任何事或者某些对象没有意义/价值，大量的负面情绪（如烦躁、焦虑、无聊等），低自我价值感（觉得自己没用），疏离体验（与自我、他人和世界关系疏离、孤独感等），停滞体验（没有变化、没有期待、动力匮乏等），混乱体验（困惑、不确定感、矛盾等）。也就是说，无意义感更像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包含了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的内容，指向深层的自我体验。

从概念上来看，现有研究一般将意义与无意义视为“有—无”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在笔者看来，生命意义感和无意义感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如果说光谱最左边是生命有意义的话，处于此端的人会认为生命和生活本身非常有意义，日常工作和生活具有较强的动力和希望，然后，部分人逐渐开始向光谱右端过渡。其中，一些人并不关心生命到底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他们就活在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生老病死。还有一些人处于一种感到没有意义，但是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努力过活的状态，比如“过劳族”“橡皮人”等群体，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对生活也处于麻木和无感的状态。另外一些人是不死不活的状态，比如“三和大神”或者“蛰居族”，他们缺乏向上生活的动力，不会主动寻死，但可能会滥用物质（如嗜酒、嗑药），沉溺于虚拟世界（网络游戏或者虚拟社交）中。还有一些人处于半可控的不活状态，他们会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缓解痛苦，但并不是真的想要寻求死亡。光谱最右边才是自杀，此端的人感受到强烈的无意义感，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这并非一个分类，而是一个连续光谱，因此不同的人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处于光谱的不同位置。

“不活”：一种向下生长的生命状态

在“生命意义感—无意义感”的连续光谱（图1）中，当代部分青年群体中出现的“不活”现象靠近无意义这一端。“不活”可以被认为是人在社会剧变和现代科技所营造的虚伪安全感、科技虚拟感、意义虚无感的矛盾中，带着无感的死气沉沉，对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不带任何评价性的把握“向下生长”，以断生、自损、抽离、沉溺和关系数字化等方式呈现。“不活”现象本身可能就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在笔者的一项调查中，作为“不活族”的一员，晓末（化名）曾向笔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从未想过死，也从未想过好好活。我的生命感很粗糙，始终活在别处，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活，也活不好的‘不活之人’。生的反面不是死，而是不活。不活的感觉就像空气，没有存在感，也没有死亡那种坠入深渊的终极美感，更像是即刻的、切身的、脚踏流沙般的，无知无觉的下陷感，如影随形。”

晓末能够适应日常生活，但却又跟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有某种距离 ：

“有时看到身边很多人积极在会议上鼓掌发言，在群里发出赞美同意的文字，看到生活中从上而下安排的漫天飞舞的计划和活动，会觉得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也不得不伪装在其中……”

对于年轻一代的晓末而言，当父辈们相信的一些价值和信念被现实击碎，当自己童年生长的“桃花源”悄然无存的时候，失去的不只是承载了自己过去记忆和一切美好的原初之地，还有对于未来的梦。由此，她认为能做的就是苟且活着。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是用一个厚厚的盔甲将自己包裹起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在部分青年人群中存在的无意义感和不活状态，本身就是对社会时代变迁的一种反应机制。他们暂时蜷缩起来，免得再次被时代列车伤及。从个体角度而言，他们体验到无意义感 ；但是从群体角度而言，他们可能也在暂时保存自己仅剩的某种完满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渴望获得意义感和体验到价值感，正如晓末后来一直不断“折腾”的行为（学艺术、去经商、去西藏骑行、学心理等），本身似乎也在寻求一种更可能被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向下生长”，不管方向如何，其都透露出一种生命的动力。即使如生命意义光谱最右端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源于他们想要结束正在承受的痛苦和无尽的绝望，而非结束生命本身。因此，如果有机会适当介入，自杀行为的确是可被预防的。

现代性、数字时代与自我意义的生成

罗洛·梅在分析作为现代性的议题之一的无意义感时，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中自我感的消散。也就是说当旧的价值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会表现出迷茫、焦虑，同时又由于体验不到价值感，感觉到个人好像与自己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无法真正连接，就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无意义感。

如果说数字时代之前人们可能会体验到无意义感，但是仍然会有一个确定的“自我”寻求，会透过自身的无意义感体验追问深层存在；那么，**数字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现代性体验，人们体验到的无意义感和表现形式有可能与传统时代截然不同。**比如，由于互联网的“无处不在”特点，数字时代注定将重新定义“存在”，以及人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呈现自己的方式。数字时代的“不活族”游走于虚拟和现实世界之间。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现实空间的地理位移，而更趋向于虚拟空间的地理位移，在此过程中所有的经验信息同步被打印出来，生成一个个碎片化的自我。这种存在状态能够使人们更快、更广地获取足够的信息量，但是这种信息又是粗糙而缺乏深层经验内核的。人们不再害怕诸如孤独、死亡等终极问题，却害怕无聊，即零信息量的摄取和交换。同时，在经验世界中，人的关系也趋向于数字化，信息交换成为维持关系的核心，这本质上却是自我封闭和自我保护，拒绝与他人展开真实而有深度的关系联结。与传统时代人们对于确定的自我追寻不同，**数字时代的自我不再是本来就存在或者想要去追寻的某种状态，而是根据获得的信息成为任何可能成为的状态，不同的自我之间没有连续性和统合性，也没有一个核心的自我意识。**人们借助数字世界获取大量的信息来对抗这种虚空的自我状态，但是却似乎陷入一种新的身心困境， 一些人甚至会表现出诸如抑郁、成瘾行为、病理人格等特点，这种困境很容易被视为心理疾病的症状。但是，我们需要对此有一种“历史的共情”。

当代中国部分青年身上的无意义感体验，还需要回到中国社会历史的脉络中理解。正如贺照田在分析1980年代人生意义大讨论的潘晓来信时所观察到的：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这一代的“不活族”身上同样存在这种矛盾：一方面感觉到无意义，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折腾以寻找意义；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对虚拟世界的期待。从精神史的角度而言，在潘晓一代的理想主义冲动没有被有效转化的前提下，当代部分青年身上所弥漫的虚无、没有动力，似乎也更容易被理解，其可能在无意识中承受了历史遗留的精神困惑。再加上数字时代带来的新的现代性精神困境，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精神困境叠加，其中较为敏感的个体必然要承受历史—现实的某种精神反应。

具体到个体身上，这些青年可能会体会到一种被抛弃感和迷茫感，他们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又可能觉得网络比现实更真实。他们在网络中无处不在，以不同形式的自我存在，但是却又常常感到孤独和无意义，他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渴望“关系”。但是在当代个人主义流行、社会中的传统伦理价值被消解的情境下，人们在关系领域又遭遇着很多痛苦与纠结，而这种个体的痛苦在一定意义上承载着社会的历史伤痕与断裂。在极端情绪下，一些个体会感到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精神价值被放逐，体验到失落和不被看见，进而产生无意义感。因此，当重建有意义的关系联结的时候，人们又能重新找回一些生命的意义。进而这种意义就在健康而良好的关系状态中，让人找到一直追寻的属于人的独特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与价值。

所以，**讨论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可能并不会找到答案，关键在于让当事人通过参与生活、参与关系以发现意义，**正如晓末曾经在另一个社会中感受到人与人真诚对待的关系，以及她从自身被看见的关系中体验到疗愈。最近她找到一些意义感的来源，就是想要参与创造元宇宙的一部分，这让她感到对未来有了一定希望和动力。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参与创造虚拟世界和人们对其发展不可知的元宇宙，是否真的能让其找到最终意义。无可否认的是，健康而良好的关系仍然可以为个体和群体面对的无意义感提供可能的治愈环境，而参与生活和创造本身也可以让人发现生命的意义。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问：什么样的身心意义感对当代中国人是理想的？什么可能阻碍人们体验更充实饱满的人生价值？除了历史与现实的诸种因素，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如何构想，希望过上怎样的人生才能体会到意义与价值？怎样才能去除或者改变遮蔽和阻碍的因素，创造生命饱满而充分开放的条件？这也许是当下部分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无意义感或者“不活”现象带给我们的提示，以及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