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清史，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_风闻

史字最早见于甲骨金篆。后世解读其字的出现，多与祭祀，占卜，星象等重大事件等记录有关。

夏朝时已有史官之职务。先秦诸国时，史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记录君主和官员言行。是一种纯粹的信息记录整理工作。

孔子根据鲁国官史，‘作’春秋，以‘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惊惧’——属于用‘意识形态’涉猎历史记录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汉朝太史令职主司天文历法和负责馆藏图书。司马迁虽然当过太史令，《史记》也被后人以‘太史公’之称编撰入史，但《史记》的性质为个人历史著作。相当于司马迁父子，利用当天文台台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机会，翻阅整理文献，然后自己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写《史记》不是司马迁的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与《史记》相对的，是东汉时，皇帝亲自下令招募有关人员，在皇家图书馆‘东观’，对东汉时期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进行编辑整体，成书《汉记》，为汉朝唯一官方认证的‘国史’。《汉记》是有明确皇帝命令的，和连续数代人在这个‘公职’下集体编辑成书的。《汉记》是职务行为的产物，所以是官史。

唐贞观时，正式设立史馆这个国家公共机构，国家正式任命相关人员，从事修史工作。修史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工程。官修前朝历史和官修本朝实录，成为官修史的正式‘范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朝。

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太宗兴官史，以鉴兴亡。

孔子通过阐述历史事件，表达个人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太宗搞历史文化工程，主要是为帝王整理统治经验，同时也夹带私货，利用叙述历史，编辑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对权力的稳定和管理进行‘润滑’——也就是给权力提供‘统治合法性’。

史，最早只是记录信息的载体，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为‘权力合法性’背书的文化工程。唐太宗时，正式确立了‘史书’为‘权力合法性背书’的性质。

所以说，修史在中国社会的意义。一个是记录事件真实度，可信度，是衡量历史的底线标准。另一个是意识形态输出，承担为国家权力背书的任务，是修史的重要目标。

修历史，不讲意识形态，不为国家权力背书，在中国是绕不过去的。这一点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今人修清史，难点在于意识形态的内核的变化。新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清史的意识形态，如果继续套用古代封建社会的权力观。必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存在瓦解和拆台的效果。

国民党用‘民族史观’（大汉族主义）解读清朝历史。最终导致国民党成了‘孤家寡人’，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嘎腰子’党，还在用大汉族主义忽悠中国韭菜，足见其堕落与卑劣。

共产党修史，只能采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核心价值观’。

孔丘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司马迁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搞的’大汉族主义‘反清复明，小资产阶级搞的民主自由史观，美犹白左的资本史观，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实事求是（Facts)，追求真理(Truth），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修好清史，为解放台湾，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