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注意法治效益问题，即法规生命周期内立法、执法、守法的收益与成本_风闻

【本文来自《吕德文：与其争论寻衅滋事罪，不如关心为何法律很难在基层有效执行》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这搭桥的事，小粉们没调查，不清楚，没发言权。

倒是觉得从日常生活看，我们要注意法治效益问题，即法规生命周期内立法、执法、守法的收益与成本。

为使讨论有趣，我们可以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更法》中略窥一二。

秦孝公讲，“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孝公的法规效益观很直白，要兴隆社稷，加强权威。

商鞅讲“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鞅的法规效益观是爱民便事，强国利民。

看到没，秦孝公的想法和商鞅的想法是有点差别的。不过这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强国，他们还在一条道上。当后来商鞅威胁到秦室社稷惠王权威，秦惠王立马翻脸了。

甘龙老滑头怎么说的呢？“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甘龙的法规效益观就是省事，别没事找事。

杜挚又讲“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杜挚的法规效益观就是要玩就玩大，现在也没见有什么百倍之利十倍之功，将就过吧。当然，这是狭隘短视急功近利之言。

这四位的法规效益观可以概括为，孝公的君王利己法规效益观、商鞅的草根利民法规效益观、甘龙的旧贵守成法规效益观、杜挚的愤青幼稚法规效益观。

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法规效益观，即保护和促进人民利益，反映和代表人民愿望，来自和返归人民实践。

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在法规有效期内，为法规付出的成本，经法规获得的收益，究竟怎么样？怎么最优化负担的法规成本？怎么最大化所获法规收益？古今中外，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守法，都要算效益帐，只不过各算各的帐而已。这里是有算计有博弈的。

要说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是一句土话，别急，先合计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