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15章：汪锋潜入西安求合作，杨虎城在看守所谨慎接待_风闻

本章的男主角名叫汪锋，各位读者不要与某位爱穿皮裤的摇滚歌手相混淆，虽然两人的名字读音相同但是字不一样，人生经历更是大相径庭。汪锋同志那是真的厉害，在16岁的青春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8岁参加陕西渭华起义，19岁做了当时陕西省蓝田县的县委书记，21岁担任陕西省军事委员会组织部长兼军委主席。要是现在有人19岁做县委书记21岁担任省军委主席，大量网友该呼吁有关部门要彻查此人了。

21岁并非汪锋的人生巅峰，之后他的传奇人生还在继续。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奉命前去渭南协助杨虎城的军队抵御国军对西安的围攻。建国以后他担任过很多重要职位，比如甘肃省委书记，西北民族大学校长，宁夏和新疆自治区书记，统战部副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的一生是党史的一个侧面，也是建国史和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汪锋传》，用66万字记录了他精彩传奇的一生，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了解，本章分享西安事变之前他的一段重要经历。

1934年10月，全国各地的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鄂豫皖一带的红25军也离开河南安徽辗转进入陕南，并跟奉命前来堵截的17路军数次交手，这个我们在第8章里详细讲过。红25军在与杨虎城军队交手的过程中，俘虏并杀害了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而张汉民其实是潜伏在17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其身边的多名党员也一同被红25军处决，临死前他们说破喉咙表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对方死活不相信。

（《汪峰传》封面）

在得知张汉民被俘的消息时，汪锋正好在西安，不久前组织派他到西安寻找徐海东和张汉民，从中撮合红军和17路军的关系。他急忙动身去陕南寻找红25军，汪锋胸有成竹地认为自己靠刷脸都能证明张汉民的身份。他星夜兼程不顾危险终于在蓝田县葛牌镇找到了红25军，他携带的证件和慷慨激昂的讲述都没能发挥作用，自己反倒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在红25军的队伍里，原本就有一批面黄肌瘦的犯人，他们头上套着布袋只露出两只眼睛，身背几十公斤的粮食和物资跟着队伍一起转移，汪锋被俘后也加入了这支囚犯队伍，像骡马一样负重前行。其实他们还不如骡马，骡马至少不会被套上头套。

汪锋原本只是机关单位工作的干部，这次以囚犯身份被押着参加长征，一路上除了肉体的极度劳累外，内心时刻处于惊恐状态。看押他的红军战士隔三差五会告诉他昨晚又有人被活埋或者砍头，张汉民及其下属遇害的消息就是这样传到汪锋耳朵里的。汪锋每天都担心部队为了方便行军把他们这些“累赘”解决掉，而他是多么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自己才25岁而已。白天背着粮食踉踉跄跄赶路，晚上担心被人带走处理，一有脚步声他就感觉是冲自己来的。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一路跋涉在陕西永坪和刘志丹带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在会师之前的9月12日，两军高级干部提前在甘泉下寺湾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碰面，在陕北的高级干部们亲自保证下，汪锋这才被无罪释放，张汉民没救成，自己反倒做了半年的囚犯，想想心里就委屈的不行。三军会师后合并成立了红15军团，紧接着陕北肃反就在红25军的主导下拉开序幕，本地干部几乎全被送进去了，汪锋跟刘志丹等人首当其冲，期间遭受了多次审讯、鞭打、挨饿、受冻和精神折磨，直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刘志丹和汪锋等人才被释放，这部分故事我们在第12章有详细讲述。

汪锋走出黑窑洞重见天日后休息了几天，就接到消息说上级要给他新任务。当时党中央想找个人去西安面见杨虎城，说服17路军和红军合作。当地干部就推荐了汪锋，说这个年轻人长期在陕西工作，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深厚，人也灵活靠谱。毛泽东听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年仅25岁的汪锋，我们今天的故事便是汪锋只身一人去西安跟杨虎城谈判的奇幻经历。

（枣园毛泽东旧居）

汪锋得知中央首长让他前去军部的消息后，眼泪都下来了，过去8个月身陷囹圄一度性命难保，如今党中央重新启用他，他的人生算是触底反弹了。汪锋简单收拾了一下，骑马从瓦窑堡疾驰南下，星夜兼程赶到位于富县东村的红1军司令部。到的那天是1935年11月29日傍晚，直罗镇战役结束不到一周，战士们还在雪地里打扫战场，军部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接待汪锋的人是红1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寒暄之后安排他到窑洞里暂时休息。

12月3日晚上，汪锋在警卫员的带领下去了毛泽东的窑洞，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平复了心情后，汪锋先把个人情况和自己对陕西各地的局势做了简单汇报。听完后毛泽东告诉汪锋，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终究会被蒋介石打压和排挤，这个张杨二人自己也清楚，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争取他们的可能和机会，组织上这次派你去西安找杨虎城谈这件事，你要争取谈判成功。汪锋拍着胸脯向主席做了保证，他隐约觉得这事自己能搞定。

谈话结束后汪锋没有立刻出发，随后的几天里他还见了中央其他干部，这些人建国后都成了国家级领导人，比如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等等。在这几天内，组织上还给汪锋准备了一笔丰厚的路费，交还了之前被红25军没收的钢笔和个人物品。12月5日这天，汪锋拿到了三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一封给杨虎城，一封给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还有一封给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给杨虎城的那封信大意说你不要继续打红军了，红军打仗很厉害的，既然咱们在抗日反蒋方面一致，不如停止对抗一起合作，这才是正经事，如果你有意向我们可以派正式代表详谈。

12月6号一早汪锋动身前往西安，几名战士护送他离开东村。12月的陕北白雪皑皑哈气成冰，但是汪锋心里有劫后余生的幸运和身负重任的使命感，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一口气走了60公里，就到了苏区边界的张村驿。所谓的“苏区”是红军控制区，“白区”是国军控制区，随便穿越是会被绑起来审问甚至枪毙的，所以如何安全进入白区得想办法。当地党政干部看完了介绍信，立刻开会头脑风暴，最后找了合身的皮衣和证件，把汪锋装扮成一个商人，那年头在两区走动最多的就是生意人。离开张村驿后身边就没人陪了，前面的路需要汪锋同志一个人走，是靠两条腿徒步到西安还是想办法搭辆顺风车？汪锋心里没底，只能随机应变了。渡过泾河上岸刚走几步，眼前突然出现两个人，用手枪指着汪锋的鼻子说靠边检查。

当年陕北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做烟土生意的老板比较阔绰，不管是勒索钱财还是顺两包烟土那都是赚，所以两名特务对汪锋搜查的格外仔细，连缝在皮衣里的三封信都搜出来了，他们撕开信封就开始读。汪锋心里一阵阵难过，自己连西安城的边都没碰到，信就丢了，能否活着回去还不一定呢。给杨虎城的那封信首行写着“虎臣先生总指挥阁下”，这俩特务读了个开头汗就渗出来了，在他们心里“杨虎城”是如雷贯耳的3个字，所以眼前这个小年轻跟杨主任是什么关系呢？汪锋捕捉到了这个信息，立马提高嗓门说：本人是杨主任派来的高级情报人员，现在要返回西安向杨主任汇报工作，要是误了事小心掉脑袋。

（长武县的地理位置）

两位特务的主要工作是设卡盘查路人顺带捞外快，其级别和经历注定没见过大世面，不管是心态还是脑洞亦或是气场都没法和汪锋斗，见此情景立刻陪着笑脸替汪锋收拾行李，并把书信双手递上，说了一些有眼不识泰山之类的话，并自报家门说两人是长武县民团派出来的情报人员。长武县长党伯弧跟杨虎城关系好，汪锋知道此人但素未谋面，于是他趁机说党伯弧县长跟我是朋友，回头你们带我去见他。听汪锋不卑不亢地说出了县长的全名，这下准错不了。两位特务热情地把汪锋带到附近的村子，嚷嚷着推开了一户地主大院的门，一会儿功夫热茶锅盔臊子面都端上了桌。

3人边吃边聊，一位特务说长武县的城门由东北军把守，他俩直接带汪锋进去肯定要查，怕是会耽误先生的大事。汪锋说那肯定会误事，毕竟我们的行动没有通知张副司令，不如我写封信约党县长来城外接我进城。于是一个特务蹬着自行车提前送信，汪锋和另一个特务步行去长武县。虽然他步子迈得洒脱，但是脚底板有点发软，毕竟跟党伯弧没见过面，他不确定党县长会欢迎他还是逮捕他。黄昏时分俩人终于赶到长武城外，党伯弧果然抱着袖子站在寒风里等他，汪锋悬着的心立刻就软着陆了。看来党县长值得信赖，在打发了便衣和随从后，汪锋一五一十地对党伯弧说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并希望他想办法把自己带到西安见杨虎城。

听完了这番掏心窝的话，党伯弧避开了汪锋那满是期待的脸，低头沉思起来，一脸无能为力的沉重。把汪锋带进长武县城只需跟守城士兵点个头，可要把他带到西安就太难了，动荡年代一路上全是关卡暗哨，想一路通关把他送到杨虎城面前，凭他一个小小的县长几乎办不到，一旦消息泄露被人发现自己私通红军，不但丢工作还可能掉脑袋。再说两位特务已经知道自己跟一个陌生人接触，这消息或许不会传到街面上，但是过了今晚县政府可是会传开。想到这里党伯弧觉得脑子很乱，拒绝吧不应该，答应吧又办不到。汪锋以为党伯弧怕惹麻烦，只好面带微笑地说那就不难为党县长了。党伯弧抬手制止了汪锋，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汪锋明白这事确实难办，于是两个人站在寒风里想办法。

汪峰虽然只有25岁，但是行走江湖的经验却极其丰富，他灵机一动对党伯弧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把我当做重要犯人“押往”西安，这就不怕两位特务说三道四，而且一路畅通能直达杨公馆，万一半路上我身份暴露出乐事，那党县长你也是抓捕嫌犯在先立了功的。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党伯弧听完如释重负地带着汪锋进了城。进城后担心出意外，安排汪锋在县政府大院城墙的炮楼里过夜，而且找到自己的亲信和警卫做了周密安排，当天夜里在炮楼外站岗，第二天一大早开着军车以护送要犯的名义把汪锋“押往”西安绥靖公署，临行前还写了封介绍信给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

（西安绥靖公署是今天的陕西省政府）

原本眼前那150公里的路是最难走的，既有国民党的关卡而且路途遥远，没想到最后坐了专车还有专人护送。一想到组织交待的任务有了巨大进展，汪锋心里高兴，一路上跟“押送人员”有说有笑，还给他们每人赠了一笔感谢费，说你们返回长武前可以在西安城好好逛逛。这辆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也就是今天陕西省政府所在地。根据交接程序，他们把汪锋交给了公署的军法处，然后开着车去北院门附近吃美食了。

军法处处长名叫张依中，他把汪锋带来的信件呈送杨虎城，杨虎城大致看了一遍，命令张依中继续以犯人身份接待汪锋。这张依中原本是共产党员，曾与汪锋一起参加过渭华起义，属于刘志丹的下属，后来因为性格原因脱党入了国军。如今看到汪锋受毛泽东的重用心里很是羡慕，或许是为了给自己将来留条后路，张依中对汪锋很客气，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间和单独的伙食，告诉狱警此人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的17路军情报人员，需要先隔离观察然后恢复职位。由于他俩每次见面有说有笑气氛融洽，狱警们也对汪锋很热情，他虽然人在看守所，但是行动完全自由。

大概两周后的一天晚上，有人来看守所接汪锋，专车一路开到绥靖公署的小黄楼前面，汪锋下车就看到杨虎城站在门前等候。俩人进了会议室后简单寒暄然后各自落了座，杨虎城屏退左右开始正式会谈。见了杨虎城到底该说什么？这个问题汪锋从陕北出发时就在思考，在看守所的这些天也在思考，刚来的路上又顺了一遍词，关于红军、中央军、东北军和17路军，以及国内外形势他准备了一肚子话。没想到汪锋的高谈阔论刚开了个头，杨虎城就摆手示意他停下，眼前这个42岁的军阀面色凝重，25岁的汪锋有点紧张：自己这趟来不可能是鸿门宴啊！直到杨虎城一连提出了3个尖锐的问题，他这才明白自己今晚是给杨主任答疑解惑。

第一个问题关乎红军的信用。杨虎城说我们17路军很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因为他的军长孙蔚如驻扎在汉中，事先与红4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红4军不进陕西、17路军不去四川，可是后来红4军招呼不打就进攻汉中，我的很多军官至今对此不满，认为和红军谈判签协议没什么用。

第二个问题关于张汉民之死。杨虎城说我的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我知道，南京方面也因此一再指责我，甚至让位高权重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给我施压。我觉得张汉民有魄力有能力，所以不理会南京的指控继续重用他。当红25军进了陕西后，我特地派张汉民前去接触就是为了避免冲突，结果你们红25军在九间房设伏把张汉民抓捕并杀害了，这件事我们至今很生气。

第三个问题关于两军之间的合作。杨虎城说红军自称是要北上抗日，还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这个主张不错我挺认同，可是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17路军来实现这种联合呢?

（西安革命公园内的杨虎城雕像）

红4军当年确实和17路军签了协议，只要红4军南下四川离开陕西，武器弹药地图电台17路军尽量满足，两军各守原防不互相伤害。但是后来红4军为什么掉头打汉中呢？因为当时胡宗南带兵南下，不但威胁红4军的地盘，还要破坏红4军与红一军会师，作为友军的17路军又不能阻止胡宗南，所以红4军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攻打汉中，成功调动胡宗南军队回去保护天水。汪锋把这个计划解释给杨虎城听，并加了一句说红军真想夺取汉中这个盆地，那就不是这个打法了，我们至少会三路包抄而不是一路深入，杨虎城听完后表示认可。

提到张汉民烈士，汪锋心里比谁都痛苦，想到那次失败的营救行动，尤其是自己被套上头套像个奴隶一样随军颠沛了半年，他就忍不住要落泪。汪锋告诉杨虎城，红25军在长征途中跟上级组织断了联系，被国军围追堵截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不熟悉的同志疑心很重，这些复杂原因造成张汉民同志被错杀，这是你我之间共同的损失，我们终究会追认张汉民为烈士。另外南京方面不是一直指责你们窝藏共产党并怀疑张汉民的身份吗？如今张汉民被我们红军所害，你可以借此回应南京对你的指控。

对于红军跟17路军的合作，毛泽东的信想必杨主任已经读过了。红军首先希望双方停止互相伤害，这样你我的实力都不会受损，只有保存了实力，才有利于各自的发展和以后的抗日事业，至于对17路军的帮助，我们的态度是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发展壮大减少损失。

汪锋的回答即便不是满分也接近标准答案了，杨虎城听完脸色舒展了很多。汪锋不是随机应变而是早有准备，任何谈判开始前，双方都要预判对方可能提到的所有问题并想好对策，这恐怕是谈判这一行的行规。20天前汪锋在东村红1军司令部的时候，挨个见了党政军高级干部，这种会见不是请客吃饭拉家常，几乎每个人都给他提供了一些问题和答案，见的人多了准备工作也就趋向于滴水不漏，杨虎城提出的3个问题并没有超纲。由于实力和位置的差距，有些谈判是辩论有些谈判是面试，汪锋跟杨虎城的谈判就很像面试，由于事先准备的充分，这次面试基本通过。

杨虎城17岁那年成立“中秋会”劫富济贫，被官府追捕后沦为“刀客”在关中地区流浪，后来响应辛亥革命与各路军阀厮杀，再后来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中原大战，因受排挤投靠蒋介石，击败冯玉祥后得以主政陕西，他的家业是靠弟兄们的鲜血和人头换来的，跟官二代兼富二代张学良没法比，苦难的经历造就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南京军政大员给杨虎城的评价就4个字：跋扈谨慎。所以纵使汪锋满怀诚意面试也得了高分，但杨虎城不会当面回复要不要跟红军合作。根据汪锋事后的回忆，杨虎城的表情和语气反映出他对两军合作抗日的赞同，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还要回去跟幕僚们反复讨论，在杨虎城做出决定之前，汪锋只能回到看守所继续等待。

（绥靖公署小黄楼如今依然作为会议室使用）

那之后杨虎城还低调约过汪锋两次，不过依旧没有明确的回复，只在两军合作的大方向上表示了肯定。3次会谈下来，杨虎城彻底弄清了红军方面的意思，但是为了避人耳目，之后的谈判就交给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汪锋在王菊人家里也谈了3次，但还是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可见杨虎城是多么谨慎。

谨慎的杨虎城其实也在冒险，他虽然听说过汪锋这个人，但是跟他素未谋面，不知道眼前这人是真是假？尽管他拿到了三封毛泽东署名的亲笔信，但是这信会不会是蒋介石伪造的也说不定，一旦出了差错自己可要净身出户的。另外信里的部分内容对杨虎城和17路军有一些毫不客气的指责，这口气跟红军不太对得上，杨虎城对此感到疑惑。只是他确实有心跟红军停战，所以才反复找汪锋一探究竟，否则直接把这个自称汪锋的人枪毙掉最省事，报给南京还是功劳一件。

虽然汪锋跟杨虎城没达成具体的合作协议，但是在跟王菊人谈判时，他好歹把之前拟好的4点合作意见提出来了：第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第二、开辟交通线，方便红军与17路军联系；第三、17路军给红军提供情报；第四、17路军给红军输送物资。这4点意见王菊人也传达给了杨虎城，但是终究没有形成白纸黑字的文件让汪锋带回陕北，这多少让他感到遗憾。

汪锋最后一次跟王菊人见面那天，对方态度比较客气，对于之前提到的4点合作意见表示了方向上的认可，但是目前还做不到，临分手时王菊人对汪锋说了这么一段话：“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与17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的力量都不能削弱，彼此需要互相谅解和避免冲突，双方的行动尽量都告诉对方；如果在战场上遭遇了，也不要包围和追击。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一点带回去”。

组织交待的任务到此就算结束了，借用莫泊桑的话说：结果没有汪锋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之后汪锋继续待在西安探亲访友，比如见杜斌丞和邓宝珊等人，有时候早上出去半夜才回来。一天晚上外出归来正准备洗漱睡觉，张依中推门进来神神秘秘地对汪锋说：你最近活动的太频繁了，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杨主任知道后也不高兴，不知道什么人给他出的主意，让军法处的庞志杰队长带人监视你，一旦你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就会把你抢回来，如果抢不回来也会开枪击毙你，坚决不让国民党把你弄走，我现在比较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把这事告诉你。

（西安北城门安远门）

汪锋不知道张依中的话是真是假，但他近来的行动确实有点高调，毕竟自己是红军干部，在周围不知情的人眼里他是个需要隔离观察的问题人员，每天跟没事人一样在看守所进进出出办私事，人家担心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很正常。其实这个庞志杰也是共产党员，随后他也偷偷把这件事告诉了汪锋，要他多加注意。从那之后汪锋很少外出，非要外出也格外小心。

汪锋在西安前前后后待了两个多月，直到1936年的2月份才收拾东西离开西安。临行前张依中在看守所设宴为他践行。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去陕北和山西前线视察，没办法给汪锋送别。动身那天是个一大早，军法处赶来一辆骡拉轿车，汪锋掀开厚厚的帘子钻进去，夸赞张依中会办事，轿子车既隐蔽又保暖坐着也舒服，同车陪同他的是庞志杰队长，轿子车出了西安城的北城门一路向北，对沿途的检查人员报备称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重要人员。

汪锋这次谈判只是确定了合作意向没有形成任何纸质文件，但为后来红军和17路军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议奠定了基础。红军后来又派人数次和杨虎城沟通协商，双方达成比较正式的合作协议是1936年9月以后的事了。

[参考资料]

1、《汪峰传》，第68页—1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03页—1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3、刘东社：《汪杨西安谈判的几点考辨──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三》，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