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际上枘凿不入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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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几日月：“自由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专业主义”是“道”和“术”、“体”和“用”的关系，前者为“道”和“体”，后者为“术”和“用”。

因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术语的关键不是强调“专业性”，而是凸显“新闻专业”背后的那个“主义”，什么主义？当然是自由主义。

也就是说：要求新闻报道“高质量、高水准”，这些当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值得再三强调，形成业界不懈的追求。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何来“主义”？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这些严格的质量标准，它们究竟服务于什么？与这一目标相结合的专业化操作和标准需要什么制度安排才能得以保障并且有意义？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

也就是说：中国新闻学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新闻界反思“极左”开启“自由化”进程遇挫之后被迫改用的“暗号”，“专业”本身又是一个迎合改革的市场话语，由此它就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其核心关切是对如何在中国建立一套完善的自由主义新闻制度的呼吁。

然而这并非易事，简单来说，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从理论层面来看，自由主义关于“个体理性”的人性论假设本身存在悖论。

一方面，自由主义将人视作普遍抽象的原子个人，这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意识形态反映，历史上这种天赋人权的启蒙话语在冲破封建等级桎梏方面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然而人不可能超脱其所依附的社会关系。

一旦承认人的社会关系属性，那么阶级社会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权力关系就成为“无往不在的枷锁”，那么自由主义关于新闻业的美好图景就顷刻幻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在阶级分化乃至冲突的现实基础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独立”的背后是被剥夺的无产阶级的“不自由”和“不独立”，而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新闻不自由”。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价值交换规律迫使市场主体成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理性本身也是自由主义市场机制逐利性的内在要求，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阶级权力冲突的普遍存在，人的理性也被迫沦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即出现一种将人的理性当成工具的普遍“非理性”状况。

因此，奠基于抽空历史的“个体理性”的自由主义一旦回落到不断发展的现实层面，那么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观的“普世价值”就面临自我瓦解的困境。

因此，作为新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新闻专业主义尽管不断吐故纳新，但是依然无法解决其逻辑基点的深层悖论。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也决定了作为一种自由主义制度诉求的新闻专业主义缺乏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二者都是对启蒙精神的延续，但前者是对19世纪以来陷入保守反动的自由主义的扬弃，后者只是将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篡改成了一切人的普遍利益。

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将尚未成功的革命进行到底，最终真正实现“自由人的大联合”。

从最根本的生产关系上来看，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百年来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

因此，与自由主义新闻观基于普遍抽象的个体理性诉求的“客观性原则”不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于历史现实的阶级分析方法必然要求新闻的“党性原则”，因为“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体现。

所以：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际上枘凿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