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村BA和村超，锐舞也有在乡土中国的家_风闻

公路商店

2023年07月13日 11:46:58 来自辽宁省

夜晚，在成都市区往返天府机场的高速路上，只有荒郊野岭的萧瑟和顶着限速开的运营车辆。

在这条高速路的某个桥墩下，一条名为新机场高速底层快速通道A线的道路上，每晚都存在着一场千人规模的跳舞派对。

关于这，你可以想象一场最低成本配置的音乐节：请不起乐队和DJ，气氛全靠MC和舞客带动；没有烟机和灯光特效，两盏路灯足够看清彼此；调音台放置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安保全靠群众素质；至于最烧钱的主舞台，就是几个桌子凳子架起来，每个人都有机会踩在上面扭动姿态。

这倒很符合这座城市的氛围：成都并不关于吞并和被征服。

舞池的旁边是简陋的儿童蹦床、旋转木马和小吃街的商家常客，随我来的朋友评价说：“这儿挺知道帮跳舞的家长排忧解难。”

一年前，这里只是一块随处可见的空地，现在在本地和周边赶来的舞客口中，它叫“黄金滩”。

说是黄金滩，附近并不存在湖泊沙滩，跳舞的地只是一个被政府征用了的倒车坝。

从成都市中心来要坐一小时的网约车，来这儿的大多都是附近谭家坡的村民，以及周围工地的外来农民工。

第一次按照定位前往时，师傅最后把车撂在了荒无人烟的快速路上，喃喃自语问：

“这块有啥子耍头嘛？”

来这就明白，这帮消费群体不需要多好的line up和设备，重要的点只剩这地热不热闹，就像很多时候大家转场的理由都是：

“这里没人。”

每个派对都有自己的vibe，和每个城市以及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风格一样。黄金滩的氛围就是抛弃，抛弃原有的包袱、社会形象，并带着某种纯粹。

改变习惯很难，第一次来的我带着文明社会那套审美和包袱，就干巴地站在旁边的小土坡上观望了三小时。

舞池里那种捧场以及热烈，我只在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人身上见过。

把这里定义为“派对”，一方面是人数规模庞大和没有存在像是广场舞的小团体，很大一部分原因让我觉得和俱乐部的相似在于，它们都存在结构性的物体里面最尖锐的部分，也就是那些过分需要被关注的舞客。

就像是那个笑话，大多Club kid不喜欢本分过时的父母，但如果他们的父母打扮出格并和他们出现在同一个俱乐部时，他们立马就觉得俱乐部再也不酷了。

互联网的传播逻辑离不开这些吸睛的舞客，就像是能让音乐节出圈的视频大多数还是谁家保安或保洁在舞池里pogo。

我问旁边一对情侣他们怎么知道这里的，短发女孩用手指了指：

“你看到舞池那个扛着录音机，像是90年代跳disco高手的人没，在短视频上刷到他，感觉这里氛围很好。”

当然舞池里更多的还是身着“黄金滩”三个大字logo T恤的舞客，如若按照厂牌的概念去叙述，这衬得上粉丝粘性最高的厂牌。

在舞池里通过推荐我找到了负责售卖T恤周边的组织者，阿姨行色匆忙，显然不满意被打断：“九点结束后你再来找我吧。” 继续扭动身体淹没在人潮里。

这的音乐倒称不上尖，你可以在网约车上听到类似的像是某个老歌的DJ 慢摇版，也有年龄大的受众短视频里常用的配乐，前提是歌曲后缀都是清一色的DJ xxx。

你一定会觉得难听、土，我们主编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你16岁叛逆期的时候，有两类文化摆在你面前，一个是喊麦、另一个是电子乐，无论选择哪个，它们都是一种亚文化。

只不过，亚文化标签的原始功能也随着你认知水平的进化被曲解了。

而这帮人的出现让锐舞文化成为了一个各种风格的拼盘，无论是哪种风格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毕竟，如今俱乐部同质化严重的高能舞曲已经令人疲惫了。 在这里套用前阵子Mixmag关于俱乐部同质化的高速BPM舞曲的文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被压抑和封锁的能量，在过去的封控时间里不得不到处寻求释放点。”

“现在很多音乐都像是一次性用品，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想要一个疯狂的、情绪激昂的场景，越嗨越简单最好。”

我曾带过一帮艺术家去国内一个不知名的县城，晚上在外界看来的乡村土嗨夜店里玩，每个人都卸下了城市里的面具跳舞，事后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告诉我：这是他今年度过最美妙的夜晚。

夜店里很接地气的VJ

这两者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殊途同归的工具。

如果音乐的作用是为了集体的共鸣，那这里和成都兰桂坊的夜店本质也是一样的：选出视频平台上热门榜的音乐按下播放键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是DJ，操作方法就是在ktv的点歌面板上选择热门歌曲然后切歌

人们自发组织走上街头，摒除掉所有的商业元素只剩下音乐和跳舞，尽力去维护派对的持续进行，这其实是上世纪电子音乐的革命年代在成都黄金滩的又一次再现。

黄金滩的MC（同时也是组织者）在喊麦的过程里时不时夹杂着一些场外，不限于：播报车牌提醒挪车，解决商贩纷争，以及提醒舞池里年过八十的老太不要用力过猛。

还有个彩蛋：去的那天舞池里刚好有人打架，二话不说先把音乐关了去劝架，相安无事了才按下播放键。

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蹦迪而不是随大流地跳广场舞，得到的回答是和如今许多小众文化的主理人类似的回答：

“我们想传播这个文化，做成一种全民性质的运动，感受跳舞的快乐。”

结束后组织者们也总在和我强调他们的非盈利性和为热爱发电：

“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件事？”

“我们都是一帮爱跳舞的人嘛，在村子里会扰民，正好找到了这块场地，集结了这么一帮人。”

“你看到的这些设备快三万块咧，我们这里头的人有些出一千有些出五百，经常过来玩的人过意不去也会捐个二三十，东拼西凑也走起来了。”

相同的是，当一群人独立自主的渴望碰撞上无上升空间的现实，传统的束缚及其他尘封在时间里的东西，就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微妙的是，每一代只是给同一个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解决方式：不如跳舞。

1988年，英国第二次爱之夏运动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开派对

在他们的语境里，蹦迪完全代表着随音乐而舞动，另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而已，丝毫没有伴随潜在的交配机会的意味。

现场确实一个共享充电宝都没有，除了忙着直播的那群人，其余人完全不搭理手机。

音乐结束后，这帮组织者在一旁的烧烤摊和我唠了唠。

“别看我们在台前这么情绪饱满，我们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这种为爱发电的事情到最后也行不通，你看这设备最近淋过几次雨，修一下又得花钱，人越来越多，管控也麻烦得很。”

临走前，其中一个人把我拉到一边，说

“估计也快搞不下去了，你最近有空再过来玩。”

那会场地里只剩下一些人在辅导蹦迪的动作。

如果你看到我们过去写的那篇在四线城市开俱乐部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两代人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不过他们似乎更乐观一点。

距上次到访的两星期之后，由于观光客骤增，黄金滩因人流过多而被迫中止活动。

我听说他们又换了个更硬核的场地：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封闭断头路上，据说在旁边休息的重卡司机也会下来跳两曲，如果没熟人带着走，想加入可能还得劳烦多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