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吗，这国产9.1_风闻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八角笼中》破11亿。

上映至今，大家对这部电影非常宽容。

剧作有不完整的地方，自动帮宝强回应了——“不能说太透”“要过审的”。

哪怕看到了缺点，也会说——“比上一部进步太多了”“宝强是真诚的”。

最关键的是。

很难让人不体谅他们——

一个走出大山的故事，一群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还有王宝强真实的逆袭真实经历。

这些底层属性，让人无法苛责。

但。

值得深思的也在这。

为什么一个高铁贯通了，网络发达了，后浪们好像想去哪浪就去哪浪的年代。

进城，翻身，仍然会是如此焦灼的社会痛点？

或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来看。

进一趟城或许容易。

但进了城，然后呢？

“八角笼外”的未来，就在我们眼前——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逐步来到了退休年龄。

所谓的“退休年龄”，是城里人默认的60岁。

但农民工真的能够轻易退休么？

今年一则新闻，女儿看到54岁父亲手机里的求职短信。父亲说，坚持到干不动为止。

过去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

奔向他们的未来。

然而站在未来，他们却又好像失去了立足之地。

城市，已经不再需要他们衰退的体力；农村，又没有多少可以糊口的岗位和保障。

他们要到哪去？

现在影视剧越来越缺少民工题材，今天Sir想要回顾一部直面社会的老剧。

01

进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

出生于6、70年代，参与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城市建设，他们的外出是为了家庭的发展，赚到的钱，用于整个家庭的经济开支。

2004年，一部由康洪雷指导，由范明、陈思诚、张译主演的电视剧《民工》，讲述的是第一、二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故事。

出生于60年代的鞠广大（范明 饰）就是第一代入城的农民工。

这个“广大”，真实地参与了“广大”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时期的基础建设。

作为经济发展前沿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便是率先发展起来沿海片区。

正是因此，城市打开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的缺口。

《民工》的外景取景地，也放在了广州——在电视剧里出现的广州火车站与海印桥。

这也是，“鞠广大们”出走农村的一次机会。

他所在工地赚的工钱，只留下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之外，都寄回了农村的家里，赡养父母、妻、子。

他也对于城市里的繁华与新潮，充满了好奇。

当广大回到农村将自己在城市里的见闻讲给乡亲们听的时候，他们像是听新奇事物那般，笑话着另一群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人，与生活。

广大身上还拥有着千百年来农民身上的朴实欲望，他以为，只要自己忍耐住城里吃的苦，就会有以后的甜。

他在一次喝醉后，与工友聊天。

自问：“城里有啥好，没有爹妈，没有老婆孩子，连个敞亮地儿都没有。”

停顿了几秒后。

开始大骂自己：我就是贱，我贱我想这样。

工友劝他，不许这样说。

你想当城里人嘛，你就是想当城里人了嘛。

城里人，有钱。

有了钱，生活就都好了。

所以，在他们看来，成为城里人，就等于成为了有钱人。

当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赚钱，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最快进行“阶层跃迁”的方式。

通过在城市里的奋斗，他们就能获得在乡村里的体面生活。

但由于从事体力工作，而“被动”成为社会底层人员，而不被尊重，被社会边缘化。

渴望财富，并不丢人。

但，这笔通过血汗赚取的工资，是否能用在自己的身上或是用于日后养老？

实在很少。

电视剧里，广大在外打工的积蓄，供儿子高考复读，可复读三年下来，依旧没有考上大学。

在现实中，他们的花销也并不能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从养家，到为孩子的教育、结婚等，占了大部分开销。当因劳动造成身体损耗，出现病症时，他们也并不敢花大钱在城市的大医院里治病。

并且，在城市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民工的工资涨幅也不大。

他们干着风险最高的体力活，却常常被拖欠低廉的工资。

想在城里堂堂正正地做人太难了

是咱没做人的资本

穷

过去常听人说 穷要穷得有骨气

这穷了他咋还能再有骨气

那穷出来的骨气也是

强打精神硬撑面

可，就算如此。

他们还是想要在这活下去。

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但永远不会是结束。

02

悬浮城市

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里有这样一段关于在工地上打工的刘跃进的心理描写——

刘跃进指指远处的建筑工地

“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刘跃进这话说得有些大，但大而笼统；远处有好几幢CBD建筑，都盖到一半；

其中一幢，虽不能说是刘跃进盖的，但是刘跃进那建筑队盖的，正因为笼统，你可以理解刘跃进是工地的老板，也可以理解刘跃进是一民工；

但刘跃进两者都不是，就是工地一厨子，但一厨子也可以模棱两可这么说。

他渴望让自己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员。

尤其是在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建设，看着这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留下自己的姓名。

在90年代后，更多年轻的农民工看到了城市“红利”，从农村出来打工。

他们成为“第二代农民工”。

因为没有了与土地过多的感情，所以他们的命运与城市的关系，有了更密切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时期，水立方与鸟巢是这一届奥运最具奥运光彩的建筑物，但也是巨大的民工聚集地。

2007年底，所有比赛场馆和相关设施搭建完成后，农民工们即将离开这里，奔走他乡。

在中国新青年报的《水立方鸟巢农民工》新闻，记录了几个零散的细节：

关于工资——

“奥运工地与其他工地没啥区别。”一位离“水立方”不远处工地做工的老人搓着手说，“在奥运工地做杂工活儿每天约五、六十元钱，这和其他工地的标准差不多。但和别的地方比起来，这里的工钱还没出现过被拖欠的情况。”

关于吃饭——

不一会儿，每个人一只手端着缸子，一只手抓着3个馒头就回来了。半缸白菜炖粉条，大家一边掰下馒头往嘴巴里塞，一边拿了杯子倒点二锅头就着菜吃。

在“大鸟巢”干活儿的工人每顿还有肉。“****我们跟他们当然不一样了，他们规格高。”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关于衣着——

这些地摊的生意都不错，每个地摊都围着很多民工。他们常常是当场就试，再砍下几块钱的价就穿了走。“这四块钱一件的毛衣，十几块钱一双的鞋，都是旧的。”一位30多岁的摆摊男子说，“我们这就是在做好事，商场里上百块钱一双的鞋他们哪买的起，这些鞋都好好的，他们穿这就行了。”

这些生活的细节拼凑出了在奥运基建之下的农民工缩影。

他们参与、建立了北京最繁华、绚丽的项目，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到这场璀璨，就要为了生计奔赴下一个工地。

在《民工》里，作为**“二代农民工”**的鞠双元，就是新一代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对城市有新的憧憬与希望。

双元这一代，与父辈不同，对于土地的眷恋、依赖减少，追求在城市的自我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

有这样的一个细节。

工地上的房子终于建好，包工头跟他们说：“兄弟们，今晚上可以搬进去住了！”

但，这是他们的房子么。

他们带着自己铺盖卷，一窝蜂跑了进去，但里面，不过是铺了木板、塑料布的毛坯房。

双元短暂地兴奋，跟着工友们在这样的毛坯房里蹦蹦跳跳，唱着自己改编后的《愚公移山》。

鞠广大看着群魔乱舞又没有规矩的儿子，猛地扇了双元一巴掌，而双元瞪着愤怒的眼睛，面对着镜头，变得更加疯狂了。

望望头上的天花板

猜猜脚下我们铺的砖

盖楼难哪，赚钱更难

让城里人为我们感叹

他的愤怒来自哪里？

是他们走出了山沟，经历了繁华。

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始终都是局外人——

在这个都市中，漂亮的女人、优渥的金钱，是他永远无法触及的另一个世界。

当双元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个洋气的女友并与她结婚后，再次回到城市打工。

他以为自己获得了好处。

但，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而被警察拘留时。

这一张“暂住”。

又将他打回原形。

城市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接纳他。

而，他从城里娶回家的姑娘，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故乡接纳。

他们悬浮于城市之上。

却也不曾在故土扎根。

03

离开，离不开的

不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第一代农民工的回乡，是一种“衣锦还乡”的回归，但也可能是一种“走投无路”。

央视新闻网的一则新闻，吸引了Sir的注意力。

一位出门在外打工23年的农民工冯必全，回乡后发现家里的土房也已经塌了，在外地打工的多年，也并没有留下多少钱。

吃饭都困难，更别说修房子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在山洞里居住。

在新闻一出之后，冯必全被村委会安排了临时住房，并正在核实情况为他办理低保。

并且经过村委会负责人介绍，他可以去附近的农场打工，日薪80元。

少小离家老大回，如今乡里却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容身之所。

也许，冯必全的经历是个特例，但并不会是孤例。

在农民工入城的打工热潮开始后，家乡的土地就只剩下了老人与孩子，年轻劳动力的离开，农村的老龄化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一直是棘手的现实。

如今，当第一代农民工超出了工地年龄的最大限度，工作技术上又不如年轻一代农民工时，再回到已经荒芜的故乡时。

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活，还是得留在城市里。

进退两难的，并非是“一代”的问题。

二代，在城镇里的归属感，虽然在一定的财富积累上有可能实现。

但，由于第三代的孩子，只能在老一辈的身边，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回到乡村，在短暂的家人团聚后，又选择在新年后离开。

央视曾经播出过一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纪录片——《三姐妹的故事》。

记录了1997年开始，三姐妹进入城市打工后十六年的人生历程。

从她们的17岁，一直到30多岁。

还是少女的她们，在广州东莞的电子厂打工。

在流水线上一待就是10个小时。

年轻时春节，她们还会因为爸妈、亲戚等着自己吃团圆饭，而雀跃，开心。

成家、有孩子之后，她们离开的脚步变得缓慢又沉重，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自己的父母，幼儿。

在三姐妹里，混得最好的大姐，在西藏开饭馆，没日没夜干了几年后，终于在家乡的镇上买了一套20万的房子。

她是成功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留在了镇里，并且，她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农村了。

大部分的第二代农民工终于实现了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的梦想。

但，对于他们来说。

身份的突然转换，并且，故乡的土地也已经荒废。

当这种突然而来的身份撕裂时。

城市是否又能完全地容纳他们呢？

他们，与第一代的农民工不同之处就是。

在城市的前路茫茫，而关于乡村的后路，也渐渐不再属于他们。

04

命运

在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努力下，是否真正能改变命运。

或是，在未来出现真正的中国农村向城镇化的演变？

在学者仇凤仙的调查报告里——

能实现“阶层跨越”的，不到20%。

她解释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否实现“代际跨越”，以孩子在外上大学、在城里有正式稳定的工作为指标。

她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孩子中，63.5%的在外务工，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仅5.1%，自己开公司的仅2.9%……

前段时间，有这样的一则新闻——

北漂骑手奋斗20年，供养儿子大学毕业后，最后，儿子还是成为自己的同事。

后来父亲解释道，儿子是报考了成人高考，拿到了成人教育的本科文凭，在北京没有什么竞争力。

“阶层跃迁”虽然作为一个非常功利的行为，去判断“努力价值”，但，这也是非常锐利的观察角度。

能完全突破这样阶层的人，却并不多。

鞠双元在屡次高考失利后，认定自己绝对不要过父母这样的日子。

可最后，他还是与父亲一样，在同一个工地打工。

鞠广大认为，这一代的苦自己吃了，忍了就得了。但儿子必须要有出息，必须要成为一个大学生，改变家族命运。

但，儿子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究其原因，也许有很多。

家庭教育，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在隔代教育下产生的不良情绪，与父母教育的缺失；

师资问题，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让孩子们在高考时就失去了在一线城市里的竞争力；

等等……

都导致了“寒门子弟”想要实现阶层跃迁的种种困难。

在《三姐妹的故事》里，出现了二代农民工孩子的身影，在父母的努力下，她已经可以获得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

父母同意让她学习音乐，通过艺考，上大学。

她获得了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起跑线。

但，最后的选择（纪录片截止到2013年），她想回乡镇做一名老师。

你可以学音乐 考大学

只要有能力可以去读大学

你想出来学什么

我们也同意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不当农民

从乡土而来的祖辈，一次次地在土地里，获得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但从农民和农民工对子女的态度上。

你能看到他们对自身阶层的自卑，乃至是恐惧。

是必须要逃离的命运。

如今的现代生活之下，农民、农民工，这样的词语慢慢在大众主流中被割裂，消散。

他们并不是主流声音，甚至，他们的命运，在与乡村的土地一起，被消解，消失。

他们如何安度晚年。

落叶如何可以归根。

当人们走出乡土的土地，来到了城市，这片金贵的“土地”上，这里的土地，是否也如故乡那般，而不辜负到此的“命运”？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关注、强调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时，只不过是——

让那些疲劳的人，获得休息；

让付出的人们，也能获得该有的公平。

**那土地再次给养疲惫的灵魂，**让乡村存在的有意义。

路遥的《人生》最后一段里，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

“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他喊的不是去世的爷爷。

而是，这片土地。

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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