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效率高这个“谎言”是如何传开的？_风闻

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

翻译一下就是民企用8-9的人力资源，创造了5的税收价值、6的gdp、7的科技创新。

国企用1-2的人力资源，创造了5的税收价值，4的gdp，3的科技创新。

随便怎么算，国企的效率都远高过民企。

所以，私企效率高这个谎言是如何传开的呢？

有人说国企靠行政垄断。

航空、航天、芯片领域国家是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的。

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有什么成就吗？

是被官办经济毒打过的一代人传开的，国企效率低下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基本共识。

官办经济是什么？不只是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那么简单，它是一整套制度设计，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从职能部门的机构设置到社会公众的生老病死都是其一部分，上一代人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成长，官办经济是好是坏，他们最有发言权。

当年的国企和现在的国企根本不一样，那时候的国企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而是一个小型社会，除了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部门外，还有诸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食堂，土建，民兵，交通，澡堂，医院，农垦，效仿，市政，图书馆，文化宫乃至火葬场等生活部门，从摇篮到坟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实际上是国家把相当一部分社会职能外包给了企业。

那时候的国企机构臃肿，体量庞大，像我们这边一个水箱厂，生产汽车用的水箱，就这么一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居然有3000多名职工，还有几万退休职工，其中大部分人压根就和水箱生产没半毛钱关系，都是什么食堂和澡堂的职工，这种机构环境下，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管理，还要对这个小型社会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负责，那时候厂里的职工结婚恋爱都要打报告请企业领导批准，夫妻闹矛盾了还要企业管理人员来调解和稀泥，企业职工子女的入学就业还要企业自己想法子解决，那时候国企的管理人员严格来说并不是产业经营者，而是事实上的官僚，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维持这个名叫“企业”的小型社会运转，生产经营只是诸多工作的一部分，做决策时既要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还要考虑这个小社会的综合效益。

在这种情况下能指望企业有多少效率可言？

从摇篮到坟墓看上去很美，实际上这套体系是高度孤立，高度排他化的，企业职工子女的就业往往是内部消化，子承父业，外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形成一种孤立于社会正常之外的世袭阶层，当时这种搞法叫“顶岗”。

而且这种保障往往是低水平低层次的，一家企业本身的产业职能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的社会财富来保障如此庞杂臃肿的机构，但是需要保障的人又因为小社会内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不断增加，社会体制又要求一碗水端平，于是只好用低水平换取高覆盖率，1989年沈阳的353户企业中，有216户没有缴纳折旧费，其中石化企业少缴10.4亿油田维护费，少缴折旧金11亿，折旧费用亏空一半以上，导致设施长期落后，年久失修。

比如企业办社会时期北方国企的“三供一业”问题（即国企职工家属区的供水供暖供电和物业管理问题），很多企业家属区长期受困于基础设施落后和年久失修，居民生活条件恶劣，有些小区半个月才清运一次生活垃圾，改革开放后把社会职能进行转移时由于整顿成本高，一直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很多地方一直拖到2016年有关方面发了文件硬压，到了2018才勉强解决。

企业的低水平社会服务已经足够让人厌恶了，关键是企业自身的产出根本无法覆盖这些低水平社会服务的支出，于是只好向政府伸手要拨款，80年代企业利改税之前，国企是不纳税的，而是上交利润，但是如果没有利润而是亏损，则要政府拨款填补亏空，政府的钱从社会来，最后这些企业维持庞大臃肿机构和冗余人员的费用，归根到底还是全社会，特别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村承担。

在这些庞大的包袱下，国企能有效率才是怪事一件。

另外就是令人诟病的大锅饭问题，对大锅饭的批评已经多如牛毛了，我也说不出什么更新的东西，只能说一点比较小的角度。

大锅饭时期有一个常年被忽视的问题，就是严重的低水平贪污问题，比如四川某罐头厂，工人贪污肉成风，有人把罐头塞进水壶里提出厂门，有人上夜班时把大块的肉装袋子里挂树枝上，下班后再从围墙外取走，管理和安保人员也见怪不怪，睁眼闭眼，只要不公然从厂门口拿着走就基本不管。

一些企业借着招待开支费用的明目大吃大喝，有产值200万，利税“扛扁担”（也就是利税为负）的企业，一个月的招待费用就超过4万元，钱不够了就去“跑部钱进”。

1991年国家统计局主办的统计信息报发文章，专门给这种情况取了个绰号叫“内蛀”。

当时还有个顺口溜叫《亏损歌》

亏损好，亏损好

企业亏损了

工资有人保

奖金少不了

审计检查不来了

摊派赞助不见了

得罪人少了

外部矛盾少

提拔有望了

亏损好，亏损好，亏损就是好

这还开个锤子企业。

还有企业技术改进和更新换代乏力的问题，当时中国工业设备的法定折旧年限超过16年，设备新值率不到60%，折旧率只有5.3%，而同一时期，日本的折旧年限是7－14年，法国是8－10年，折旧率分别为9.2%和14.3%，新值率低于80%就要淘汰，比如鞍钢，80年代对全国固定资产进行统计排查时发现，鞍钢80%的设备属于落后和一般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只有3.36%。

同一时期进行统计发现，上海的500多家大型企业中，更新改造率达到70%的也仅仅占13%，其中纺织行业的12万台主要设备中超过一半已经超期服役，大量设备年久失修，带病工作，而企业连奖金都发不出来，工资拖拖欠欠，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

还有更早时候的重庆，当时重庆的工业很多是搬迁型工业，第一次是抗战时期内迁的企业，第二次是60年代三线搞备战备荒迁过来的，很多厂房和设施本来是临时建设的，当时有“捆绑房”和“抗战房”的说法，不少设备非常陈旧，甚至到了80年代居然还保留着不少慈禧太后时期的产品，70年代初，轻纺部对重庆的上千台纺织设备进行抽查，居然只有1台合格，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

这样的企业显然毫无竞争力可言。

最后就是政企不分问题。

政企不分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比如官僚程序复杂问题，80年代中后期，贵州铝厂和瑞典一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资合同，层层上报审批，盖了70多个章，还是没完没了，最后企业无奈，把盖章任务承包给7位干部，7位干部忙了一年终于盖完，最后统计，一份合同上盖了270个公章。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催生出一批专业盖章倒批文的承包公司。

当时审批有多复杂？举个例子，武汉“650工程”也就是中南轧钢厂，建成7年没有轧出1斤钢，因为厂子建好了，但审批手续还没批下来，等批下来，设备技术指标已经落后了，开工时是先进产能，投产时是淘汰产能。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海湾战争结束前的1991年2月左右，科威特开始组织扑灭被萨达姆点燃的油气井，当时全球的专业消防企业都在争取参加这一项目，当时四川一家企业准备好人员和设备后，向上级打报告审批，但是等到手续批下来，已经到8月份了，大火基本上被扑灭了，中国消防企业只能捡点剩饭吃。

企业管理人员被各种行政事务淹没，分身乏术，80年代末天津对该市企业进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平均每家企业每年接待检查、评比85次，其中检查57次，评比28次，厂领导外出开会平均167次，开会占用时间平均198.6天。

济南汽车制造厂，最多时一天接待检查团十几个，每个检查团都要企业人员汇报，陪同，江苏无锡合成纤维厂，1990年接待各类人员1.2万人次，无锡国棉二厂一年接待1.8万人次，其中1991年1月，一个月就接待1500人次，检查人员基本上来自各级主管部门和机关，一年花费接待费用近百万元。

当时许多企业连订报纸的自主权都没有，当时规定省级以上的党报必须订到基层支部和企业车间，地级，县级，市级也有类似规定，各个部门，协会的报刊也有类似要求，这些报刊借着行政权力往下压，企业不得不订，往往要订几十上百种报刊，动辄花几万十几万元，曾经出现过一个87人的车间订了100多份报纸，报纸比人多的奇景。

政企不分纠缠在一起的行政机构的叠床架屋问题，80年代市场曾经流行散装水泥，为了管理相关行业，国家经委成立了散装水泥办公室，最早设在国家建材局，由其代管，后来又移交到物资部代管，结果各地建材局不愿意交权，要求收回这个机构，但是物资部又不干了。

于是建材局另起炉灶，成立国家建材局散装水泥办公室，还成立了国家建材散装水泥协会。

物资部也不示弱，马上成立一个中国散装水泥协会，于是，出现了一个行业两个中央办公室和两个协会的局面，而且两家都说自己才是正朔，各自发文件，各自搞管理，还出现过一个项目在其中一家审批通过后，另一家从中作梗拒绝审批，结果导致项目流产的蠢事。

各地企业叫苦不迭，但是又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在两家主管部门中间搞平衡。

类似的事情蔓延各行各业，比如当年湖南省农机供应公司和农机制造公司，当年两家公司办事处在一条路上，距离几百米，但是老死不相往来。

农机供应公司给各级乡镇村庄下命令要召来农机订货会，农机制造公司一看，也下发一个通知，命令下属企业不准参加农机供应公司的订货会，然后自己又搞了一个订货会，于是下面各级企业和乡镇无所适从，两个神仙打架，自己凡人遭殃，最后没有办法，为了不得罪人，只好两家都参加，两家都订货。

上一代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他们对国企要能有什么好印象才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