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不断的各地藩镇，为何反而不是大唐灭亡的直接原因？_风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引子：

历经兵火 一线生机

安史之乱令唐朝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安史之乱被平息的二十年后，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李适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唐朝彻底接受了藩镇存在的既成事实，中华大地开始构建起一种微妙的平衡。表面上，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幽州藩镇、魏博藩镇），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唐朝的政策法令。内核是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具有监视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作用……

这一切要从唐朝最后一次“统一”的努力说起。在安史之乱后期，还是皇子的李适被封为奉节郡王。他于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二十岁出头的李适是有血性的，他希望的是真正的一统江山。因此，他即位之初，便开始恢复大唐气象的工作。

公元781年，平定安史之乱十八年后，唐德宗自以为兵精粮足，挑起了削藩战争，结果事与愿违，“削藩”激起的巨大反弹，差一点送走唐德宗和整个王朝。

唐天子又一次被迫逃离长安，最后依靠卖惨、打“感情牌”勉强过关。

棋眼：

局势骤变 祸乱由来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历经兵祸劫难的唐王朝出现了一线转机。

此前，为平定幽州、魏博、成德、淄青、淮西等河北中原藩镇联兵叛乱，唐德宗不得已派远在长安附近的泾原镇出兵平叛。没成想，因为赏赐不足，泾原镇兵也在出兵过程中造反，甚至攻陷了近在咫尺的都城长安。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唐德宗只得仓皇逃到小城奉天死守，苦苦支撑、一筹莫展。

好在有名将李晟、李怀光、浑瑊等将领拼死救援，加之河北中原藩镇也并非铁板一块，形势逐渐僵持下来。唐德宗在名臣陆贽的劝说下打起了“感情牌”，痛陈自己作为皇帝，“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因此“罪实在予，永言愧悼”。“感情牌”果然产生了效果，史载，无论泾原和关东叛军还是唐朝军民“无不挥涕激发”（《玉海·唐古今诏集》），唐朝的正统地位重新在天下树立起来。

唐德宗画像。来源/（明）王圻辑《三才图会》

李晟等唐军将领趁热打铁，集中兵力向强弩之末的泾原叛军发动反攻。与此同时，虽然还没有去除擅自加上的王号，但原来联兵作乱的幽州、魏博、成德、淄青、淮西等河北中原藩镇也在起着变化。

魏博镇的田绪因自己刚刚杀了原节度使，也是自己的堂哥田悦才登上节度使宝座，因此根基不稳，见形势逐渐有利于朝廷便发生动摇，不愿一门心思和朝廷作对。

淄青节度使李纳东临大海，坐拥广大州郡和渔盐之利，所关心的只是现实利益，称不称王其实关系不大，与远在关中的唐朝廷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唐德宗的招抚下，也萌生退意。

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野心很大，在其他四个藩镇称王的情况下，以为唐王朝命不久矣，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称帝，建国号“大楚”，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在中原唐军的集中打击下节节败退，最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陈仙奇也依河北藩镇故事，被唐德宗任命为淮西节度使。

幽州镇节度使朱滔，是泾原镇叛军造反时拥立为帝的原太尉朱泚的弟弟，虽自封冀王，却在和其他叛乱藩镇协调中动辄以“皇太弟”自居，不觉高人一等，颐指气使，早已为各藩镇不快。此时也只有他，真正和在长安作乱的哥哥朱泚站在统一战线，铁了心要取唐王朝而代之……

在此微妙情况下，坐镇河东、负有平定河北叛镇重责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看到了局势的“棋眼”——自称“赵王”的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如何彻底策反王武俊，也成为李抱真目前最严峻的课题。

与安史之乱后割据河北的藩镇节帅一样，王武俊也非汉族，出身于契丹怒皆部。由于精通骑射，早年间跟随安禄山部将李宝臣参与“安史之乱”。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安史之乱接近尾声，叛军首领史朝义已是穷途末路。唐军主将仆固怀恩率军攻入河北井陉，“将平河朔”，王武俊看大势已去，便力劝李宝臣降唐。李宝臣依计行事，果然在仆固怀恩的纵容和力保下摇身一变，成为“忠于唐室”，雄踞河北恒、定、深、赵、易五州的成德节度使。而作为李宝臣的心腹，王武俊也成为本军先锋兵马使。

此后，李宝臣无论忠于唐朝、参与平叛，还是拥兵一方、养寇自保，皆出自王武俊的主意。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在士卒拥戴下继承成德节度使之职。李惟岳十分忌惮智谋过人、功勋卓著的王武俊，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王武俊遂快刀斩乱麻，反戈一击杀掉李惟岳，“传首上闻”（《旧唐书·王武俊传》），到刚登基的唐德宗那纳了投名状，被授予“武俊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成为成德镇实际掌控人。

但是，出于对河北诸镇由来已久的猜忌，唐德宗并未将成德镇节度使的实际职务授予王武俊，反而让他屈居于另外一位成德降将康日知之下，这让王武俊耿耿于怀。加之早已见惯了唐朝皇帝和宦官对武将的钳制防范，王武俊最终还是决定与幽州的朱滔、魏博的田悦再次串联，共同作乱。“河朔三镇”本就和唐朝廷离心离德，此番联兵作乱，加上淄青、淮西、泾原这三大“火药桶”发作，遂造成“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又一场严峻叛乱。

河北三镇图

与代宗时期河北藩镇时降时叛、范围有限不同，此次叛乱给河北、中原、关中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灾难，而且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镇节度使还同时称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军统帅朱泚甚至公然称帝，与朝廷分庭抗礼，让唐朝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

反戈：

惊天一击 盖棺论定

“棋眼”在成德，成败之关键也在成德——局势逐渐好转的同时，与河北诸镇交战多年，且忠于唐朝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对局势有清醒的洞察。

李抱真是中唐名将李宝玉的堂弟。李宝玉当年追随唐军主将、朔方节度使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世之功。然而，不久唐军平叛主将仆固怀恩因饱受朝廷猜忌，愤而引回纥、吐蕃等族叛乱。危难时刻，李抱真力劝唐代宗将被废黜的朔方主将郭子仪官复原职，激励了唐军士气，最终成功平叛。

唐平安史之乱图

此后，李抱真深刻意识到，安史降将雄踞河北、中原藩镇，表面上恭顺朝廷，实际上各霸一方，官吏自任、钱粮自纳、兵将自有，早已成为国中之国。为抵御可能的变乱，李抱真自告奋勇，要求到直面河北的河东要地任职。唐代宗便任命他到泽州担任刺史，后又权知泽潞行军司马，充任泽潞、昭义节度使，成为抵御河北、保卫京畿的东大门。上任后，李抱真深感河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土地贫瘠、赋税繁重、百姓困苦，无法供养军队，在鼓励生产、安抚流民的同时，于百姓中拣选壮勇，发给弓箭武器，在农闲时强化训练，组建成一支两万人的队伍——这支“冠诸军”（《旧唐书·李抱真传》）的劲旅也成为唐朝未来在河北平叛的中坚力量。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魏博节度使田悦发动叛乱，率军猛攻李抱真镇守的邢州以及洺州的临洺县，唐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和神策军行营招讨使李晟率军救援。李抱真率昭义军主力与马燧、李晟倾力配合，一举击败田悦。但此后，河朔三镇和淮西、淄青联兵作乱，马燧、李晟也被调去关中，解决泾原镇叛乱的燃眉之急，李抱真在河北独木难支，苦苦维持，直到唐德宗重拾人心，马燧、李晟率唐军主力击败泾原叛军后才转危为安。

如前分析，此时除去关中已是苟延残喘的泾原叛军，关东作乱的幽州、魏博、成德、淄青和淮西诸镇中，只有幽州节度使朱滔是毫无退路的重点打击对象，其他或多或少都可以争取到朝廷阵营中来。而其中的重中之重，乃是成德镇的王武俊。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派出使者，拉拢王武俊一起攻打昭义镇。事不宜迟，李抱真也派出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朱滔”（《旧唐书·李抱真传》），得到了王武俊的诚心归附——他不仅去除了王号，还与李抱真的昭义军在南宫县东南会合，相约共同攻打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军队。但此时双方毕竟还有猜忌，两军间相隔了十几里，协同作战很成问题。

成败在此一举。关键时刻，李抱真如不久前的唐德宗一般，打出了关键的“感情牌”：只身前往王武俊营帐，晓以大义，亲自劝说王武俊同心作战，共击幽州。面对王武俊，李抱真推心置腹，把矛头对准了主要敌人——幽州镇的朱滔：“李希烈、朱泚窃居大位，幽州镇的朱滔也在河北扩张，这是要凌驾在你我之上啊。难道我们要舍弃已传九代的唐朝天子，而去侍奉叛贼吗？况且皇上已经勇于认错，堪称尧舜一样的圣主，我们做臣子怎么能不肝脑涂地呢？”说到德宗流离，河北长安遭叛军荼毒的惨状，李抱真不禁抱着王武俊潸然泪下。听了这番至诚之言，王武俊也痛哭流涕，“感动左右”，遂与李抱真结为兄弟，双方就此真正达成统一战线。随后，两军在经城大败朱滔，将其赶回幽州。不久，朱滔就在忧惧中死去，河北和中原地区暂时恢复宁静。

从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意图自领而引来德宗讨伐，到兴元元年（784）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反戈一击，接着又赶走朱滔结束战乱，这场历时两年的河北之乱可以说自成德起，由成德终，“棋眼”之称实至名归。

经此一战，德宗便将王武俊的驻地恒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任命他为长史，又加检校司徒。德宗返回长安后，甚至将公主下嫁其子王士平，又将王家年幼的子弟封授官职。贞元十年（794），德宗感念王武俊功勋，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又过了五年，王武俊以75岁高龄去世，德宗废朝五日，加封太师。

就这样，王武俊以“忠烈”的谥号结束了自己早年从逆、中年作乱、晚年归顺的一生。

厘清：

草蛇灰线 脉络分明

一般认为，唐代藩镇源于唐初负责经略周边民族广大地区的“道”，经唐玄宗时期为事权归一、利于扩张，强化边疆节度使权力演变而来。安史乱起，边兵强劲、中央孱弱的弊端暴露无遗，不得已，玄宗、肃宗父子将治民理兵的权力下放，在内地设置了诸多节度使、采访使，以宗室重臣充任，共同参与平叛。

明人绘唐玄宗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

安史之乱后，藩镇形势更加复杂。

首先，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发端于河朔，八年战乱虽然平息，但河北地区仍由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统领，并出现了互为表里、割据自雄的局面，成为与中晚唐如影随行的“河朔三镇”，山南东道梁崇义、淮西李希烈、淄青李正己李纳父子等河南山东势力也受其影响，割据叛乱不断；同时，为抗击安史叛乱，中原地区亦相继置镇，泽潞、昭义等镇战后不仅未能罢去，反而作为与河朔抗衡、保卫关中的武装力量而长期存在；战争期间，安西、河西、陇右边防军悉师东调，特别是朔方镇军成为平叛主力，吐蕃、党项乘虚而入，“陇右、河西诸州，悉皆陷没”（《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郡形势六》），战乱甫平，唐廷调集大批兵力驻守西北，遂成重镇；后南诏勃兴，剑南西川东川等西南边陲亦为军事要区。以上三处都是重兵集结之地，唯淮南、荆南、两浙等东南诸道，战时虽亦设镇，但因无重大军事需要，养兵不多，战乱期间，关中河北流民大规模南下，故成为唐朝财源之地。这些不同类型的藩镇关系在前述河北藩镇联兵作乱的平定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建中三年（782），原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意图继承节度使之职，拒绝了朝廷对他“护丧归朝”的要求，引来德宗征讨。李惟岳遂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纳这些唯恐朝廷收回藩镇治权的“节度使二代”共同作乱。唐德宗遂以防守河东地区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河东节度使马燧、代表中央军队的神策军兵马使李晟率军联手进剿，又令幽州节度使朱滔派兵配合为援。最终，李惟岳大将王武俊为自保，杀李惟岳投降朝廷，唐军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由于唐德宗战后表彰分配不公、钳制意图明显，又将成德王武俊、幽州朱滔推入对立阵营。幽州、成德、魏博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联兵作乱，偌大河北，几乎不为唐廷所有。无奈之下，除昭义军、河东军、神策军等河东和中央主力外，唐德宗又命担负边疆防御任务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领所部加入战团。双方互有胜负、相持不下，这又引得野心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蠢蠢欲动，最终发动叛乱。

为平定李希烈，手中几乎无兵可用的唐德宗只能命近在咫尺的泾原军南下淮西。而此时，连年战乱不休，异族凭凌入寇，加之理财能手刘彦、杨炎相继身死去职，东南诸道的粮饷赋税也告断绝，中央府库早已枯竭。无奈之下，唐德宗只能用粗食慰劳即将出征的泾原军，直接激成兵变。泾原军拥戴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太尉朱泚称帝，把唐德宗赶到了长安外的小城奉天朝不保夕。李晟、马燧、李怀光等唐中央和地方将领只得舍一片糜烂的河北形势于不顾，转头回关中解燃眉之急，只留下昭义镇的李抱真，以一镇之兵独对河朔三镇。

好在关键时刻唐德宗下诏罪己，李抱真有样学样，大打“感情牌”“忠义牌”，泾原叛军才最终被消灭，称帝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被部将陈仙奇毒死，幽州节度使朱滔被李抱真和王武俊联兵击败。否则，唐王朝的丧钟很可能提前一百多年就敲响了。

在这一过程中，位于河北、山东的割据藩镇，中原地区的控遏藩镇，边疆地区的防御藩镇，东南地区的财源藩镇悉数登场，在这台大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隋唐史专家张国刚先生对中晚唐藩镇研究十分精深，他对比了各个藩镇和唐朝中央政治、军事和财政关系，系统归纳了上述四种藩镇类型：

一是河朔割据型。包括割据一方、反复作乱的魏博、成德、卢龙（幽州）、易定、沧景、淮西、淄青等镇。

二是中原防遏型。包括李抱真治下坚决平叛的昭义、马燧任节度使的河东，以及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等控遏河北，遥制中原的藩镇。

三是边疆防御型。分西北地区抵御吐蕃、回纥、党项的凤翔、泾原、振武、天德、银夏、灵武、朔方等镇。西南地区抵御吐蕃和南诏的山南西道、剑南西川东川、黔中、安南、岭南等镇。抗拒吐蕃、沟通南诏闻名史册的中唐名臣韦皋，就常年镇守剑南。

四是东南财源型：由于河北、中原、淄青各藩镇常年不输赋税，朝廷备边平叛开销巨大，不得已，长期以东南地区的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镇为财赋基地。受战事影响，负责沟通东南赋税重地和关中的运河一度断航，重新开通后，随着粮船运抵长安，德宗父子竟抱头痛哭，中晚唐东南之重可见一斑。

其实，关于中晚唐藩镇的分类并非今人首创，在当时一些著名政论家和史家论述中就已提及。如杜牧的《战论》《罪言》曾分藩镇为四类：河北诸镇为一类，是割据的中心地带；防遏河北骄藩的中原诸镇为一类。西北边镇及东南诸道则构成另外两种类型，所谓“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彻于帝居，周秦单师，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戎”（《樊川文集》卷五）。

杜牧描述的这种藩镇形势，在中唐名相、地理学家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中亦有体现。他所说的“皆藩镇世袭”的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镇，实即杜牧所言的河北镇；“皆被边”（靠近边界）的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等镇，实即杜牧所言的“咸阳西北”诸镇；东南八道四十九州实即杜牧所言的“吴越荆楚”等镇；此外，他未提的藩镇则多为杜牧所言的中原藩镇（《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元和方镇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结局：

脆弱平衡 终将打破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类只代表一种基本趋向，具体到某个藩镇的归属，有的可能有两重性，有的可能因藩镇的废置、并合及割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同时，一些藩镇的角色也并不固定，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

在政治上，“河朔三镇”节度使不由中央派遣，而由本镇拥立。据岑仲勉先生统计，魏博、成德、卢龙（幽州）三镇节度使前后凡57人，唐廷所任者仅4人（岑仲勉：《隋唐史》），其余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兵将擅立。在财政上，藩镇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在军事上，养蓄重兵，专恣一方。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为依据，把“河朔三镇”列为“夷狄之地”“化外之邦”。诸多史料和大量事实证明，唐朝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也有实施。官员增减进出、州县行政区划的变更，都要经过朝廷的认可。在税收制度上，河北藩镇在法令上仍实行两税法。德宗建中元年，黜陟使洪经纶在河北推行两税法期间，还曾在洺州树立碑铭（《宝刻丛编》卷六），在幽州表彰风化（《旧唐书·高霞寓传》），在魏博裁减官卒（《旧唐书·洪经纶传》）。贞元八年（792），朝廷派秘书少监常咸往恒、冀、德、棣、深、赵等州，中书舍人奚陟往申、光、蔡等州宣慰赈给诸州遭水灾百姓，敕令赈给与赐物“并以所在官中两税物、地税米充给”（《文苑英华》卷四三五），这些都说明河北藩镇在经济、社会、民生等政策方面，都与唐朝廷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象征，是为抵御吐蕃等异族入侵、弥补边镇兵马不足，唐朝还时常在秋高马肥、胡骑南下的当口征调河朔藩镇军队调防西北，谓之“防秋”。如唐代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泚弟滔率五千骑来朝，请河西防秋”。（《旧唐书·代宗本纪》）

以此来分析河北诸镇叛乱，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虽然“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中原藩镇以相对独立、屡起作乱著称，但他们始终都是唐朝的合法组成部分，类似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的某种地方自治。所发动的叛乱，也多是因为唐朝廷欲对藩镇统帅权力传递进行干预而造成的应激反应，河朔诸镇也绝少提出取唐朝而代之的口号，其中最坚决反唐的幽州镇朱滔，最开始也是以帮助唐朝军队平定成德、魏博叛乱的同盟者角色出现的。只是因为平叛后，朱滔和王武俊认为唐朝给的封赏和土地补偿过少，才再度联兵作乱，其目的也只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所能想到的最高政治诉求，也不过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纳共同称王而已，算是坐地起价、以进为退。真正欲称帝篡位、改朝换代的，一个是被泾原军裹挟的太尉朱泚，另一个是远在中原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第二，所谓的“河朔三镇”远非铁板一块。虽然从安史之乱后直到唐朝灭亡前，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中原藩镇常常自为党援、互为表里，但这是以他们意欲将藩镇统治权世袭传递下去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各自与中央的关系极为复杂，并不总是呈现出对抗性质，奉诏戡乱的情况屡见于史籍。当然也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央的“合作”极为脆弱，其“离藩出征”，常常“意态阑珊”，具有很大的摇摆性与投机性，其参与戡乱的动机往往并不单纯，或趁势争夺地盘，或借机邀取官爵，或两者兼而有之。尤其当戡乱之役影响到地区的政治生态，“唇亡齿寒”的忧虑迫使他们与朝廷转而为敌，甚至干戈相向。这从代宗朝同为“河朔三镇”的成德、幽州亦派兵参加对魏博镇田承嗣的讨伐，但最后首鼠两端、不了了之，以及德宗朝时幽州朱滔从讨叛转为同叛、成德王武俊从归降转为逆命就很能说明问题，由此造成河北戡乱之役多功败垂成，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李抱真策反王武俊时，不光是激以中立，还让贾林以现实利益对王武俊进行了分析：河北之地自古只有赵国、魏国和燕国，从来没有冀国。如今朱滔自称冀王，这明显是在窥伺您的冀州啊。如果朱滔控制山东，您就必须向他称臣，若不顺从，一定会被他讨伐，到时您能向他称臣吗？正是这些分析，让王武俊真正坚定了投靠朝廷讨伐幽州的决心。

第三，从代宗到德宗，看上去天下板荡、四方不宁，但仔细分析，从中原到边镇，从河朔到关中，从天子到吏民，实际上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

河北藩镇虽然屡屡联兵作乱，但几乎是在朝廷企图插手节度使权力内部交接传递时，始终没有对唐朝“天下共主”的合法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也就是说，河北藩镇所要表达的态度，就是要唐朝不对河北内部事务进行过多干预，双方即可相安无事。不仅如此，河北藩镇还以定期“防秋”等方式表达对唐的忠诚。与联兵作乱相比，发生更加频繁的是反抗暴虐、谋求赏赐导致的士兵哗变，以及觊觎节度使权位的部将弑主自立。在中晚唐藩镇史上，这种“变易主帅，有同儿戏”的戏码不胜枚举。虽然残忍酷烈、血迹斑斑，但这种变乱只是藩镇内部矛盾，并不能对唐朝政权的稳定造成威胁。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经历河北、淮西、泾原大规模叛乱后的德宗才一改此前积极进取、整肃叛镇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到代宗时期的“姑息”策略。

为防范河北和淮西、淄青等镇叛乱危机外溢，唐朝在关中与河北之间的河东、中原一带，设立了昭义、泽潞等防御型藩镇。虽然这些藩镇用兵频繁、武将专权、偶有叛乱，但总体上保持着对唐的忠诚。对西北、西南边境藩镇，为吸取安史之乱前边将权力过大、缺乏制衡的教训，德宗君臣一方面承认安史乱后藩镇节帅们“租税自给”的权力，另一面积极进行两税法改革，加强对东南诸镇粮饷、盐铁榷利的搜刮，提高中央财政能力，同时积极扩充直属中央的神策军实力，到唐宪宗时，神策军达到十三镇，其势力遍及京西的凤翔、秦、陇、原、泾、渭；京北的邠、宁、丹、延、鄜、坊、庆、灵、盐、夏、绥、银、宥等地区。它们“皆取中尉处分”，与所在节度使“相视如平交”（《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建国威，捍非常，实天子之爪牙也”（《读通鉴论》卷二五），对各边将藩镇加强了监视和控制。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由此可见，从河北到中原，从关中到边疆，不同藩镇和朝廷间，形成了斗而不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正如宋代史家尹源所述：“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宋史·尹源传》）

明眼人都能看出，结束德宗朝这场大难的关键，乃是泾原之乱中德宗的自我检讨。正是名臣陆贽的如椽巨笔和耿耿丹心，才把唐德宗不恤民生、轻启战端的悔意描述得淋漓尽致，也为唐王朝重新赢得了合法性。但究其本质，这种合法性的来源，恰恰是上文分析的一系列微妙的平衡。

随着时间推移、世事变迁，虽有宪宗、武宗、宣宗等朝的励精图治、屡屡奋起，但以懿宗、僖宗为代表的唐统治者最终还是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此时的唐朝对民众压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是王仙芝、黄巢领导的民众起义，直接将这微妙平衡的最薄弱一环打断，让整个王朝土崩瓦解，而不是骄横跋扈一个半世纪，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物力的河北藩镇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