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需要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吗？_风闻

摘自路风《新火》为什么要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产业升级——甚至仅从字面上看——指的也是在已有产业基础上的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而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如科学研究或基础研究的突破），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但是，这几年流行的观点却主张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事实上把中国工业看作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忽视产业升级重要性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把新旧动能截然分开的思维？这要从对待投资的态度讲起。如上所述，由于经济政策的新“范式”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强政府以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所以其就把投资看成对简单扩大产能的刺激，只能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不良后果。主流经济学家由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表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错的陈述句实际上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由此形成的政策思维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让市场决定一切。但这样做就会使中国工业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于是现有工业就变成经济增长指望不上的“旧动能”。希望在哪里？——在于“无中生有”的“新动能”，无论它们是什么。

上述逻辑有问题吗？当然有。如果投资只能产生饮鸩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条件一定是由投资所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没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这个条件即使在教科书经济学中也不成立。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是以索洛首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里没必要讲模型本身，只介绍它被应用于对经济增长来源进行测算时的方法，即“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由于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新古典增长核算就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2]：

产出增长率（%）=3/4（劳动增长率）+1/4（资本增长率）+T.C. （1）

由于技术进步率很难测算，所以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也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这个余值不但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本效率对产出的影响，所以它也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方程（1）的最后一项：T.C.，或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人均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增长指标，因为它直接决定一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增长核算中，为解释人均产出的增长，可以不把劳动当作独立的增长来源。从方程（1）可以得出：

人均产出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劳动增长率

　　　=1/4（资本/劳动增长率）+T.C. （2）

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把增长核算当作一种标准方法来教授，但当索洛在1950年代中期去测算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他的发现实际上是吓了经济学界一大跳。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增长，即方程（2）中的“资本/劳动增长率”］只能解释这个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须归因于一个不明来源的巨大余值（Solow，1957）。它是什么呢？索洛决定将其称作“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而比索洛更早发现这个现象的阿布拉莫维茨则把这个余值称为“对我们无知的衡量”（Abramovitz，1993）[3]。由于到那时为止，经济学理论一直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作资本积累，所以索洛的贡献是第一次以数值表达方式让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增长核算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是，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要素增长的贡献。这就是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曲解为投资对经济增长不重要的理论依据，尽管索洛模型根本就没有这个含义。

新古典增长核算后来受到过许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Nelson，1981）。引用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通俗易懂的话说：“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独立于投资，因为大多数新技术需要体现在资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数新技术是作为投资决策的结果才进入经济生活的源流的。同时，技术变化的特性，特别是要素的节约型或使用型的倾向，也影响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Mowery and Rosenberg，1998：4）实际上，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Nelson，1964）。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后来的著述中指出技术变化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或技术变化体现于新资本设备的必要性。因此，认为可以脱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全是无稽之谈（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资的创新吗？）。但就是这种“无稽之谈”，正在影响着对政策的讨论。

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那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很显然，如果经济转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时代或农耕时代，就必须以效率更高的新生产能力代替旧的生产能力，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之相伴必须进行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就需要新的投资。何况生产能力的新旧交替只能在不间断的过程中完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一天停止生产。在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就意识到转型的必要并做出相应努力，但它们的许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下被迫中断（许多地方的企业在2014年遭遇银行大规模抽贷），令人扼腕。

那么，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回顾产生“i5”的全过程，尽管以IT技术为主的数控技术与传统机床的机电技术相差甚远，但触发了开发“i5”决策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升级需要，而为“i5”提供了机床经验、试验手段和应用市场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基础——如果中国没有机床工业，就不会有“i5”革命的发生，无论中国是否拥有IT技术。因此，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为说明这种关系，这里引用一位美国工业家对美国人的忠告（埃尔克斯，2010）：

那种认为美国的创新精神在需要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创意发展成为产品的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会失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先进的技术及其工业基础一道被全球的竞争者抢占，短时间内能替代的新技术将会很少。并且，未来技术将以今天的技术为基础，什么都不是凭空就有的。

“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就是现有的工业体系。科学和基础技术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工业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仍然需要现有工业的支持——当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起来后，为该工业提供曝光机（也称步进机，是制造集成电路的设备中最昂贵的）的企业来自传统的照相机工业（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术工业的产品往往是由传统制造活动所实现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制造出来的，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新业态是由廉价的快递活动（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支撑的。当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华为等一批高技术企业身上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些高技术企业只是金字塔的顶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灵活多变的中小制造企业；没有这个底座，顶端就会摇摇欲坠——“i5”数控系统的伟大之处就是也为那些中小制造企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手段。因此，以来历不明的“新动能”代替“旧动能”或以高新技术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把中国现有的工业撇在一边，把许多目前因紧缩政策和商业周期而遇到困难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那么，想象中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可以号召在校大学生去“创新”，但这样做不会产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更不会产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