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当老师？共产党致力于改造乡村，艰难抗战时期坚持识字运动_风闻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旧址

识字在今天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这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民众来说，却是极为困难的。自1920年代开始，无数仁人志士即致力于改造乡村，并开展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但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止了这一进程。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为主的根据地内继续推行民众的识字运动，试图对乡村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造。

一、识字是第一步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识字与教育一直是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特权”，尽管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力图打破这一局面，但民国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与随即而来的日军侵华，使识字运动的推动变得愈发困难。与之相对应的，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重心转移至乡村，并着手开展识字运动。

1936年，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各方面军顺利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开创了全新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在边区内着力打造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希望改变边区文盲现状，使每一位边区百姓都可以接受教育。开展识字运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乡村民众集中起来，并找到识字的人担任教师。根据边区政府的政策，各村庄纷纷建立起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识字组，每个村设立一处识字促进会，促进会委员每人负责若干识字小组，每隔几天就要将相关的识字任务下发到各小组。

针对乡村缺乏教师的难题，边区政府决定即使是认字的小学生，都可以充任识字组的老师，此即所谓的“小先生教学制”。之所以设立小先生，在于他们本身就在正规学校里接受过识字教育，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家里与父母亲邻朝夕相处，而识字组大多以家庭或邻里为基本单位，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识字的优势。为调动“小先生”的教学积极性，边区教育厅还发给一些积极的小学生以荣誉徽章，提升小先生在村里的名望，进而更好地推动识字教育。除了设立识字组和小先生后，边区政府还在各村设立“救亡室”，简单来说即图书室和娱乐室。救亡室内张贴着伟人画像，并有若干种图书，民众可以在这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或者读书。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旧址

二、识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为确保识字运动贯彻得更加彻底，边区政府还开展各种“识字竞赛”，设立“普及教育突击月、年”等活动，希望通过更加有力的识字运动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提高民众的识字率。例如在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了一个月内发展识字组员3万人的任务，为此边区各级政府动用一切力量从各学校中挑选老师与学生充当教书先生，以使各地的识字组都尽可能拥有一位先生。

边区的国语课本

在政府开展的各种识字比赛中，每一位民众都有可能成为被政府认可的“识字英雄”，这样的荣誉对于民众来说十分重要。因此每当识字比赛开始时，许多村庄中的青壮年与孩童即使农活再忙，也会时不时地学上几个字。据统计，至1939年时，陕甘宁边区内已经设立了385个识字小组，组员2.4万名左右，其他形式的半日校、夜校等也有数百所，学生达数万名。

以上这些事实与数据都表明边区政府开展的识字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当然问题和弊端也是存在的。事实上，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识字组组织起来存在很大困难，大量的识字组虽然设立起来了，但都是空壳子，学上几次后也就如同“解散”了一般。而且邀请小学生作教书的小先生，本身也极不稳定，学生本身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当时的汉字是繁体字，无论是写起来还是用起来，都很复杂，这都给识字运动的开展增加了难题。

为了解决汉字难写难用的情况，边区政府决定对文字进行改造，简单来说即将笔画复杂的汉字进行简化，将文字“拉丁化”，也就是将文字的偏旁部首进行删减，使其像书写拉丁语那般简单。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率先开展新式文字的普及运动，效果竟然还不错，40天内，1400多位不认字的文盲中，有一半竟可以用改造后的文字写信与读报。一年后，边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开展新文字普及运动，并从延安的新文字干部学校中抽调数十名成员，赶赴边区各地组建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经培训后的教员再回到各地开展新文字普及教育工作。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三、识字运动的结束与再开始

进入1942年，抗日局势愈发吃紧，陕甘宁边区在物资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尽最大限度压缩公职人员的数量，能投入劳动的全部投入劳动，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之下，推行新文字的运动被迫停止，边区政府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对推行数年的识字运动进行总结与批评，以更好地将民众的识字运动与生活生产相结合。

大生产运动

在1944年边区政府有关开展识字运动的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识字运动之所以推行得愈发缓慢与困难，与群众自愿度较低有密切联系。而群众之所以不愿参加识字运动，是因为乡村分布十分分散，开展识字运动往往要求农民在集中时间内离开村庄，前往统一设立的学校进行学习。这在交通不便且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的环境下，民众的学习意愿自然不高。

鉴于此，边区政府决定采取就地办学的形式开展识字运动，但凡能够凑集5-10人的学员，就可以在当地举办村庄学校。而且教学内容不必拘泥于汉字的学习，农民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急需的算数、种田、手工业技术或简单的医学知识，都被纳入到村学的教学内容当中。例如于1944年10月开设在周家圪的冬季学校，即将农活的生产组长设置成为学习组长，学习内容涵盖运输、推粉、放羊，甚至还有拾粪。此外，冬学还根据个别农民的需要，开设写账、开票据等教学活动，在有限的时间里，周家圪捞中有30多位青壮年坚持来上课，平均每个人学习了30多个汉字。周家圪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绩，与其放弃一刀切政策，在时间、地点、教学内容方面采取灵活办法有着密切关系。

陕甘宁边区的农民

文史君说

自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日军投降，边区政府始终没有放弃识字运动的进行，尽管在解放战争打响后，出于战争的考虑而暂时停止或放缓识字运动，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场遍及全国的扫盲运动再度展开。至今天，中国已经完全普及了义务教育，文盲在中国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壮举。

参考文献

李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夜校研究》，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王建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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