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对四川意味着什么？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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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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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重庆，得先说四川的地理。

四川地理板块的核心是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甚至有“扬一益二”的地位，即成都是仅次于扬州的经济重镇。

但在成都平原的外围，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

北面是横亘着秦岭山脉的汉中，南面是大江大山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面是海拔极高的青藏高原，东面是水流湍急的长江三峡。

**整个四川地理板块，可以说是荆棘包裹蜜糖，山河环绕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难免让人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想从中原进入成都，几乎只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从长安出发走陈仓道，从陈仓（宝鸡）、散关、凤县、两当县、略阳县进入汉中，然后在汉中勉县进入金牛道，经广元、剑阁、绵阳到成都。或者从长安出发到眉县，走褒斜道入汉中，然后从汉中南郑进入米仓道，经米仓山到巴中、平昌、达州。

其二是从江汉平原的武汉、荆州出发，经长江三峡到重庆，然后进入成都平原。

当然也有子午谷、阴平道之类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太过偏僻险峻，不能做主流。

所以汉中和重庆就是四川的两个门户。

和外界交流不便，成都平原又非常繁华，塑造出来的人文气质就是，人们安逸享乐，奋斗意志不强，能打麻将烫火锅，绝不去闯码头。

史书里写到四川总会说一句：“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经济繁荣，粮食产量大，人们根本不担心灾荒，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导致性格柔弱，贪图享乐。

四川人不担心灾荒，但问题是，四川周边的陕西、甘肃、河南、湖广是非常容易出现灾荒的，每次出现灾荒都会造成大量的流民。

这些流民总要谋生吧，去哪里呢？

四川。

所以太平盛世的时候，四川人民的日子非常舒服，一旦遇上灾荒频发乱世即将到来的时候，便有一波一波的流民涌入四川。

这些流民在生存的压力下，变得非常凶悍，在进入四川的途中，也会自发形成武装力量，然后在成都平原攻城略地，抢钱抢粮。

西晋末年的成都内史耿滕就评价说：“流民刚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为乱阶，宜使还本居。若留之险地，恐秦、雍之祸更移於梁、益矣。”

耿滕的意思就是，四川民风脆弱，根本压制不住彪悍的西北流民，如果不把西北流民都赶走，四川很快要大乱了。

果然，这批西北流民推举氐人李特为首领，进入四川以后，先在益州刺史赵廞麾下效力，随后于公元301年进入成都，纵兵抢掠财宝妇女，3年后，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王，建立成汉国。

可以说，乱世到来以后，不仅流民垂涎四川的富庶，刘备、李特等枭雄们也需要四川的经济基础，以及周边没有强敌的地理环境，做为自己经营天下的根据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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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进入成都平原只有两条通道，那么朝廷要防止流民武装入侵成都，乱世割据的枭雄要守住成都，就必须守住汉中和重庆。

守住金牛道和米仓道就能守住汉中，而守住汉中就是守住四川的北面门户，如果志向高远的话，还能以汉中为基地，北伐长安并席卷河西走廊，夺取中国的半壁江山。

所以在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直接逼的曹操迁徙汉中人口到关中，避刘备的锋芒。

刘备也立即称汉中王，进入人生的高光时刻。

但问题是，汉中夹在陕西和四川之间，天险事实上是南北方势力共同拥有的，四川能通过汉中北伐，陕西也能通过汉中南征。

汉中，便成为四川势力和北方势力争夺的主战场。此后诸葛亮和姜维北伐，钟会和邓艾征讨蜀汉，都是围绕汉中展开的。

而重庆是四川势力和东南势力争夺的主战场。

重庆是川东重镇，坐落在长江之畔。

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往东，便是长江三峡。

三峡两岸群山密布，江水湍急，几乎没有供人群和货物通行的大路。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里写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帝城在如今的重庆奉节，长江三峡最西端，江陵在湖北荆州，已经过了长江三峡的最东端。也就是说，李白的行程主要是在长江三峡。

这首诗写的是李白遇到大赦，心情愉快，但从字里行间也能看出来，长江三峡的环境有多么恶劣，江水流速有多快。

既然从江汉平原到成都平原，三峡水路是唯一可行的通道，那么哪方势力占据三峡，便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权。

而重庆的西北，就是广袤的成都平原。

从重庆沿嘉陵江往北，经合州、南充、仪陇可以顺利抵达广元，兵临剑阁之下。如果在合州变道，从嘉陵江转入涪江，则可以经遂宁直抵绵阳。

从重庆沿长江向西南走，可通往四川的南面重镇宜宾，从宜宾进入岷江，可一路通往乐山、眉山。

也就是说，重庆的水路可以接通金牛道，和汉中联系起来，也可以在南面包裹成都平原。

这样的水路交通，在太平时节能保证川东的贸易往来，可在战乱时期，一旦重庆失守，意味着重庆能迅速切断成都和外界的联系，让成都变为一座孤城。

对于乱世割据政权来说，守成都必守重庆，守重庆必守三峡。

所以在公元221年7月，即关羽丢失荆州的2年之后，刘备亲自统领四万兵马，经长江三峡进军秭归，既想夺荆州，也要守三峡。

然而由于三峡一带的险恶地理条件，刘备不能放手部署兵马，被迫在巫峡和夷陵之间联营七百里，导致刘备不能发挥运动战的优势。

陆逊看了都直摇头：“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

于是，陆逊利用长江三峡的地理条件，和刘备打消耗战，等消磨了刘备和蜀汉将士的战斗意志之后，陆逊命吴军放火冲营，蜀汉大军土崩瓦解，“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

虽然战败了，但刘备没有返回成都。

他退到三峡最西端的白帝城，就不愿意再退一步，在白帝城驻扎将近一年。公元223年驾崩之后，诸葛亮才送刘备的灵柩回成都，然后由李严坐镇白帝城，守护蜀汉的东大门。

刘备和诸葛亮害怕的就是，一旦白帝城失守，长江三峡就丢了，陆逊统领的吴军就能立即攻占重庆，然后南北夹击，兵临成都城下。

刘备至死不回成都，可以说是三国版的天子守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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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四川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千年历史塑造的特殊人文气质，所以汉中历来都属于陕西管辖，时刻保持对四川的泰山压顶之势。

三国之后，由于四川和两湖的战争烈度不高，重庆便没有被刻意剥离，一直归四川管理。

但到了近代，这样的局面出现转变。

1876年，清朝和英国在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使英国得到进入中国西南的特权。

从此以后，英国沿长江逆流而上，在重庆设立商埠，导致重庆的进出口货物猛增，很快就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中国经济重镇。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庆接受近现代工业经济的熏陶，纺织厂、火柴厂等工业种类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地位远超成都平原的传统小农经济。

民国初年，四川的经济重心，便从成都转移到重庆。

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囊括了冶炼、矿业、电器、化工、食品等种类的245家东部沿海省份企业，为躲避日军的炮火，全部西迁四川，其中绝大部分企业的落脚点，都选在重庆和川东地区。

这些企业的到来，让重庆成为抗战期间的工业中心，抗战时期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五十年工业化进程，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和军工产品的制造地，形成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为骨干，轻工、纺织、化工全面发展的老工业基地。

畅销全国的嘉陵摩托，就是重庆工业的典型代表。

重庆的西南龙头地位，就此确定下来。

原本重庆就是四川的东部门户，现在经济地位又如此重要，那么重庆继续留在四川，就是不合时宜的，必须和汉中一样剥离四川，才符合千年来“犬牙相制”的地域划分逻辑。

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城市快速崛起，导致东西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开，如何把长江下游的经济规模，引导到长江上游，实现整个长江流域同步崛起，就是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

军事地理、西南经济重镇、东西部共同富裕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重庆一带单独划出来，提高政治规格，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让基础雄厚的重庆带动西南地区，中央也可直接掌控这块战略要地。

于是在1984年，小平同志正式决定，把大四川分成两个省，打造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

最初的方案是三峡省筹备组提出来的，准备借三峡工程的东风成立三峡省，下辖四川的涪陵、万县、奉节、巫山，湖北的宜昌、秭归、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等一大片地方，总面积8.4万平方公里，人口1760万。

按照这个方案，新成立的三峡省辖区基本都是老少边穷的地方，省份面积在全国排名第26位，人口排名第24位，工农业产值排名第28位，典型的小省、穷省、弱省，不符合拆分四川、建设重庆城市群的初衷。

后来经过12年的调研论证，从政治、经济、地理的角度反复考量，中央最终推翻了成立三峡省的方案，决定直接分割四川，成立重庆直辖市。

这样一来，重庆脱离四川，四川的门户由中央直接管理。政经资源向重庆倾斜，重庆和上海成为长江流域的龙头和龙尾，有利于打通东西部经济。

**而重庆的东部边界到奉节和巫山，秭归和宜昌仍然归湖北管辖，这意味着长江三峡的天险，重庆和湖北各占一边，**真正落实了犬牙相制的原则。

1997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投票，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3个月后，重庆直辖市正式揭牌成立。

这样的安排，或许可以打破“天下为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历史轮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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