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大胆设想: 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一定不是“分配型社会主义”?｜文化纵横_风闻

姚中秋

中国人民大学

【导读】20世纪80年代，全球社会主义遭遇“发展”危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体现这一危机的严重性与深刻性。受此冲击，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一些人的认同。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如何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基础、运作机理及普遍意义，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姚中秋基于世界历史比较视野，将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定义为**“分配型社会主义”，而将中国代表的发展模式定义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他认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之要旨，是先锋队政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作者认为，相比于分配型社会主义，发展型社会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比于苏联模式，中国对发展型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于，摸索出驾驭世界经济体系之道，在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的基础上，推动世界贸易和分工体系的重建。同时，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政党中心主义工业化，先锋队政党充分运用其高度自主而又高度组织化的领导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全力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从而探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新道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贫穷落后的超大规模国家完成工业化，全面推动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么如何从理论上定性这个以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

有学者从发展角度着眼，用“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描述中国。这一概念曾被西方学者用来描述“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它们都有良好发展绩效，且其发展机制、文化资源与中国颇为相近。但两者的区别仍是根本而明显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均为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本文拟采用英国左翼学者萨松创造的**“发展型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它同时涵括了发展和社会主义两个维度。

发展型社会主义“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外（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尤有价值的是，萨松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比较的视野中提出这一概念的：与苏、中不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对于后者，本文将之定名为**“分配型社会主义”**（distributional socialism）。

本文拟基于隐含在列宁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中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比较视野中论述这两种社会主义形态的分化，重点论述**由苏联始创、中国予以完善的发展型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运作机理与普遍意义。**本文认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之要旨是，先锋队政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全面发展。相比于分配型社会主义，发展型社会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即通过解放和持续发展生产力，趋向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

**▍**分配型社会主义的寄生性

1830年前后，英国在全世界最早初步完成工业化。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业化全面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及其日益尖锐的内在矛盾，据此设想现代历史演进之逻辑：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终突破后者的束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严格说来是共产主义）将首先出现在工业最发达、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国家，比如英国或美国，工业化生产力由此得到解放，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历史并未如此演进。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最为发达的英国的工人阶级，明显缺乏革命性。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注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贵族化现象：“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882年，恩格斯又论及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已经看到民族、国家之间的支配将极大地改变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

到20世纪初，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现象在西欧更为普遍，列宁观察到：“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能够而且正在收买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间英国的情况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深入思考帝国主义现象，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予以世界化、民族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欧美列强以工业化赋予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构造了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全方位支配体系，自身居于中心支配位置；欧洲东部位于中间地带，主要在经济上被西方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位于边缘地带，遭到全面的政治控制、经济剥削和意识形态渗透。

这样，从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国家的政治都是世界性的，世界是体系化的，体系是高度不平等的；而体系的支配力量是巨大的，超出国家内部因素，极大地决定内部政治的态势。列宁据此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爆发。

我们认为，世界体系方法是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政治的“元方法”，社会主义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野正是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所决定的。西欧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产出剩余有所增加；其国家随之帝国主义化，又可凭借暴力或技术、产业优势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输入国内进行再分配。

由此，工人阶级的收入有所增加，相当一部分转化为所谓“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也有能力提供一些福利，乃逐渐开放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此即“民主化”****。这些经济政治变化推动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革命的初衷，转而认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竞选，在议会政治平台上要求政府进行二次分配，以增进工人的经济社会福利，这就是分配型社会主义。

分配型社会主义属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寄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依附于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因为用于再分配的利益来自其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剥削和垄断“横财”。由此可以理解如下事实：西欧社会民主党建立分配型社会主义制度之时，日趋明确地支持国家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至“一战”时则普遍转向“沙文主义”，即狂热民族主义，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对此有过严厉批判，并与第二国际决裂。

不过平心而论，分配型社会主义确实把一部分社会主义因素嵌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中，形成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多种混合经济模式。反过来，由于吸纳了内部最为强大的反抗性力量，资本主义制度与其相应的国家结构反而稳定下来。

循此继续发展，“二战”以后，**西欧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偏离社会主义，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萨松曾指出其原因所在：“非共产主义左翼面临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于它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东方与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保持中立。它不能不谴责极权主义的东方，在那里能够发现唯一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势；它不得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西方，那里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消灭了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又狂热追随美国，以人权、环保之类名义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究其实质，也是为了维护本国和西方资本的世界垄断地位。

因此，西欧分配型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道德、政治自相矛盾之中：它确实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增进了本国的社会公平，却以依托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或垄断为基础。这意味着，这种社会主义是没有普遍意义的。

就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修正主义化、建立分配型社会主义之时，列宁基于俄国现实与俄国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超越西欧社会民主党模式及其斗争形态，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抓住机会发动暴力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斯大林又以社会主义制度全力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形成了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即由此发展而来。

这就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的两大类型分野，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斗争，二者最终决裂。谁是谁非？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中国一度遭遇发展困境，否定发展型社会主义之风甚盛；国内不少人也积极认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退回新民主主义”，“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环节。今天，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让我们可以更为公正地评价苏联模式之得失。

**▍**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

在发展型社会主义模式中，社会主义不是立基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社会形态，而是发展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的机制。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上：首先，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其次，进行高效的组织动员。掌握和运用这两个机制的能动主体则是由布尔什维克发展而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谱系中属于先进性-发展型政党——与之相较，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党则是代表性-分利型政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转变为帝国主义，竞相瓜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列宁在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斯大林深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返身以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工业化，最终取得成功。

人们可以说，这一成功带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当中国再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时，我们就不能不说：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首要的必然性就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从而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

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后立刻开始进行帝国主义征服，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剥削体系，同时形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开放、自由贸易，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需求；政治自由主义通常以“文明教化”名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支配辩护。这一意识形态通过各种世界性机制广泛传播，19世纪中期遭遇失败的俄国和中国深受其影响，据以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两国的现代经济确有一定发展，但也经历了去结构化和外围化，偏入“外围资本主义”歧途。

可见，位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半边缘、边缘地带的国家，很难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而实现生产力的这一革命性突破，乃是救亡图存、实现富强的关键。**出路只有一条：**以强大的政治逻辑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即以政治手段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以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性。苏、中两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发挥了这样的战略性作用。

西方学界所讨论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严格说来只是政府自主性，意谓在国家内部，相对于多元社会力量尤其是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官僚制政府拥有政治上的自主性。但在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形成之后，非中心国家受到体系的全面支配；体系化力量还深入国家内部，构建依附性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性组织，服务于中心国家利益，经常对抗政府、损害国家利益。

在这里，国家自主性首先是对外的，针对体系支配性力量拥有自主性，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自主性”，由此自主性才有可能维持对内的自主性。发展自主权是这种国家自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谓一个国家有能力抵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化机制，实现自我中心型发展，主要是坚定地推进工业化。

德国、美国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面临英法等先发国家的外围化压力。作为回应，李斯特发展出后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抵制英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实行贸易保护制度，推动本国“幼稚工业”发展。美国南方奴隶制庄园经济却高度依附于英国棉纺织业，希望推进自主工业化的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乃通过战争摧毁南方体制，进而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德国、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半脱钩策略，由此构建了工业化的自主权。

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也就退出了帝国主义体系；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脱钩；帝国主义又对其进行围剿，切断大部分贸易往来。这样，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了近乎全面的脱钩，这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联经济确实因此陷入巨大困境，但也得到了巨大政治收益——构建了完整的国家发展自主权，由此得以自主地筹划国家发展，最终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了工业化。

苏联的脱钩是一个“非意图后果”，中国共产党则在建国之时高度自觉地实施脱钩战略。中共“二大”就全面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定性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断定中国已丧失经济主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能实现自主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处境的基本判断，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发展困境证明了其正确性。**当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再度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固然需要国际援助，却不能依靠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做出“一边倒”战略决策，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进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大震荡打破了国内的依附性价值和结构，构建了国家发展自主权；**即便进入另一世界体系，也能自主利用世界性资源，推动自我中心型工业化。**结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所说，通过前三十年努力，中国逐渐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苏联、中国的经验证明，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全面脱钩、构建国家发展自主权，有助于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当然，进行脱钩在政治上是高难度的事情，因为这会带来全社会巨大震荡，尤其是损害那些看似现代但又依附于中心地带的行业、地区、精英的利益，其阻挠、反抗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

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拥有克服这些阻挠、反抗的机制：作为先锋队政党，其权威来自自身的先进性而非具体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因而拥有高度政治自主性，从而能够基于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对国家根本、长远利益的独立判断，做出战略决策并坚定实施。

我们要补充指出的是，脱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旨在构建发展自主权；而构建发展自主权不是为了自成一统，而是为了更好地驾驭世界市场。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视为通往人类全面解放的重要条件；苏联、中国作为后发者，其工业化、现代化所需技术、设备、原材料以及资本、市场，主要分布在资本主义世界。基于这两个理由，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内在逻辑所决定之基本国策。

问题在于，西方自由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封锁战略。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冲破封锁：尝试组建自己的世界分工体系，即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密切关注世界格局变化，抓住机会，进入或利用世界市场：**苏联抓住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机会，大量吸引美国、德国技术、设备和资本，中国则抓住了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机会，缓和中美关系，并日益深入地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分工网络。**当然，中国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苏联。

但是，开放就会面临外围化危险，西方国家也总是高度自觉地利用经济交往机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颠覆。基于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管理的开放”政策，并在各领域进行斗争，维护自主权，最终领航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深海，摸索出驾驭世界经济体系之道，并已反客为主，开始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世界性贸易、分工体系。

这是发展型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发展型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环节。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创造了世界市场，这是人类走向普遍解放的重要一步。然而，资本主义的垄断逻辑又驱使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将世界市场等级化，且经常人为割裂市场，比如进行技术封锁、贸易禁运等。

发展型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逐渐冲击、瓦解这个支配性体系：第一步**，通过脱钩，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部，构建自身的发展自主权；第二步，寻机进入这个体系，自主地利用体系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第三步，扩张自身交往网络，挤压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体系，逐渐打破少数国家的支配权、垄断权。由此，发展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新时代国际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政党中心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是具有高度理论和政治自觉的事业。西欧社会民主党塑造了分配型社会主义，列宁创建的先锋队政党则创造了发展型社会主义，其本质内容是政党中心主义工业化：先锋队政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运用其高度自主而又高度组织化的领导权，全力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

20世纪初，俄国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而缺乏政治意识，而沙皇统治极为专制。列宁认为：“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这就**必须超越西欧社会民主党模式，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仅吸纳先进分子，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对此，包括卢森堡在内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多有批评。

但事实证明，先锋队政党契合俄国的历史需要：布尔什维克抓住沙俄在“一战”中失败的机会夺取政权；斯大林运用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全力推进工业化，最终在很短时间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领导组织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同样取得成功。两国实现工业化的力量和机制内在于先锋队政党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之中。

首先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工业化意志（will to industrialization）。后发国家的发展意志（will to develop）通常基于“国家理由”，即民族危机激发的国家赶超意识。先锋队政党也有这种理由，又增添了意识形态理由：历史唯物主义把大工业生产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能不能实现工业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关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

人所周知的一句列宁名言就表明了这层意思：“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同样是意识形态理由让中国共产党即便在边远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党员以农民为主时，仍“排除了党成为‘一个农民党’的可能，并且使它执着于——无论什么样的——工业化强国的理想”。在1949年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确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方向，并将其写入《共同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奋斗目标。这种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意志形成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规定与本国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其间的根本任务是工业化。

其次，在世界体系中保持自主性的政治意志强化了发展意志，**塑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革命胜利之后，苏俄退出并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招致后者全面围困——这是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处境，因此不能不把维护政治生存和国家独立放在优先议程上，积极谋求推进工业化，以建立军事防御能力。

斯大林正是这样论述工业化之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的：“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 

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追求双重自主性。毛主席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我国是一个近六亿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中国既要自主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要自主于苏联，当然要采取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

苏联、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现代工业超越于传统手工业之处正在于重工业，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常被锁定在初级产品或消费品生产环节，这是其依附性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重工业对现代工业的决定性意义，帮助先锋队政党认清了工业化的关键环节。

对后发者来说，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难度确实很大，但借助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苏联、中国做到了，从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苏联的错误仅在于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中国则汲取了苏联的教训，最终全面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当然，苏联、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工业化，也有进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竞争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从取得政权时起就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立，两者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面竞争。苏联、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旨在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又可以建立和强化人民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

上述多重理由叠加，苏、中两个先锋队政党具有坚定的发展意志——尤其重视工业化；因而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刻运用其全面领导权推进工业化。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斯大林对此有过深入思考：“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德国19世纪70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因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借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

外有世界体系的约束，内有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苏联、中国只能选择内部积累模式。当然，两国也都曾抓住机会利用外部资本，但内部积累始终是根本。

选择内部积累模式，驱动苏联、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特的“工业化政治”：党在完成政治革命、建立政权之后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包括土地革命、农村集体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进行全民政治教育，进行“思想改造”——这固然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但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进行全面动员，以推进内部积累式工业化：“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阿伦特等西方学者对社会革命多有批评，因为生产力发展这个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最为根本的问题从未进入其考察范围，仅在形而上学的解放与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类概念中打转。

经过社会革命，先锋队政党的领导权对国家各领域做到了全面覆盖、深入穿透，构建出一套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机制，包括发展取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权力体系、产权体制、社会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发展型社会主义制度，其宗旨就是现行宪法序言所说：“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外观上看，它是高度集权的，学界在“斯大林模式”“全能主义”等名目下对其进行了大量批判性研究；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西方学界对此普遍加以否定。然而，历史是终极裁判者。苏联模式固然失败了，中国却持续完善发展型社会主义，以之取得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

最大的完善体现在吸纳市场经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接纳市场经济，固然是因为中国有深厚的市场经济传统，“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其残余；但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摆脱了制度教条主义，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机制的功用而予以吸纳。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经济的全面社会化（即国有化），但这需以大工业生产的全面高度发达为前提。问题是，**一个社会只要还没有发展到“按需分配”的程度，就必然存在私人财产，也就必然存在市场交换。**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存在市场经济，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

**▍**发展型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世界政治经济的演变有明显周期性：“二战”结束后，苏联、中国共同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时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带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将带动一个发展型社会主义时代？完全有这种可能。

我们的理由是，现代世界形成和演变的底层驱动力量是工业化：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各领域才发生根本变化，形成所谓现代社会；同时凭借其技术、军事、产业优势，英国构建了逐渐覆盖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其他民族、国家感受到巨大生存压力，陆续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

故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政治的主题是：各国竞相推进工业化，绩效决定其兴亡盛衰；一种思想或制度体系之历史正当性和世界普遍性，完全取决于其能否让一个或众多国家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细算下来，两个世纪以来仅有少数国家实现工业化，而其思想和政治道路也仅有四条：

第一条，欧美各国创造的“战争资本主义”道路，即通过对外（美国则通过对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的内部帝国主义）征服、掠夺、剥削进行资本积累、市场扩张，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从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国家与之同步形成。实现工业化之后，这些国家立刻凭借暴力优势构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竭力维护其支配权、垄断权。不过，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运转于这样的体系中，必然反噬国内，导致其经济去工业化、金融化，然后是社会解体、国家衰败。英国于19世纪70年代走上衰败之路；美国从2008年开始衰败，近年来谋求再工业化，不惜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但资本主义机制决定了其绝无成功可能。

第二条，英、美两国在完成工业化后，积极构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相应的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后，为对抗世界性社会主义潮流，发展出由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组成的美式发展理论范式，相当于一套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然而，这种方案是高度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或理性化、市场竞争、开放、个人自由、人权、民主等等，均与工业化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

第三条，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即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有选择地扶持位于遏制苏联、中国前沿的这几个经济体推进现代化。它们只是美国内部分工体系的外延，产业结构残缺不全，依附性极高。同样因为对抗共产主义，这几个经济体以美式自由的名义维持原有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结构，形成高度封建主义性质的财阀垄断格局。

**第四条，就是本文讨论的发展型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见证并高度肯定了工业化大生产之伟力，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静观唯物主义，以“生产力”概念为中心，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完全有可能成为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

西欧社会民主党却没有进行这样的理论和政治创造。他们存身于生产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坐享世界性剥削和垄断的红利，忘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维度，把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这实际上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返祖”。最终在大西洋体系中，逐渐沦为美式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附庸。与此类似，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无视生产力这个基础，沉溺于上层的文化批判，结果从唯心主义归化于自由主义。

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带有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在南美，高调主张实施照顾穷人的再分配政策，却无力也无意进行社会革命，也就无力组织发展生产力，只能利用所谓民主程序谋求把富人的财富转移给穷人，反而推动资本利益集团寡头化甚至军事化，两者长期对峙，国家陷入低水平政治均衡中，看不到任何发展希望。

发展型社会主义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型社会主义有三个构成性要素：其能动主体是先锋队政党，凭借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自主性，全面领导发展过程；其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据此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其实现形态是政党中心主义工业化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

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如下论述很好地概括了发展型社会主义的真谛：“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发展型社会主义是人类认识到工业化之伟力与资本主义之恶后，寻找更好发展道路之全部思想政治努力所结成之最终正果，因为正反两方面的众多事实已经证明：唯有通过社会主义，后发民族、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为此，社会主义首先要作为实现发展的机制。发展型社会主义结合了这两个历史必然性，从而开辟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大步前进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