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否仍有利于扩大商品出口并降低失业率？_风闻

按照以往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和经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宏观上将有助于工业制造业商品出口到美西方国家市场，主要表现为我们国家货物进出口对美西方国家市场继续维持较大的贸易顺差，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就业。

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经济学逻辑还必然会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和就业现实么？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若出现持续贬值的现象，是否真正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制造业商品出口的规模并有利于我们国家城乡居民就业状况的改善？从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往的经验看，不一定。

就像传统的经济理论既没有预测到，也无法解释在1974-1989年间的出现在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现象一样。

在这段时期一开始，美国总统卡特（1977-1980）将美元贬值，企图以此来扩大美国商品的出口，创造就业机会 —— 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且尚在攀升，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250迅速压低到了1:180，成功地引发了创纪录的出口增长，但失业率并没有因此下降。出口激增，失业率却仍然持续上扬，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而且也无法解释的。经济学家更加无法解释的一个现象是，在这段期间，快速上升的失业率通常来说应该会引起物价下跌，可是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极为严重。

里根上台后（1981-1988）开始大幅度调高利率，企图遏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很快就被遏制住了，美元对日元汇率推升到了1:250，美元对日元快速升值。根据任何经济理论，在此种情形下有利进口不利出口，美国的失业率应该相当可观，可是事实是：在里根任总统期间，美国的失业率却跌到14年来的最低点。在里根1989年1月卸任后，美国很多行业存在过度就业和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就像1980年代上半期，美元曾经一度被严重高估。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美西方国家“认识到”：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其实是对整个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极其不利，此时的美国制造业似乎要崩盘。1985年秋天，里根突然改变政策方向，他开始放出让美元贬值的风声。其经济顾问只不过是想“小幅纠正”“币值高估的美元”而已，但没想到的是之后美元兑日元却一路大跌，汇率在短短六个月之后就由目标预期的 1：250到1:220之间，跌到了 1:125。

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985年秋天下滑以后，接下来的发展趋势，也与每个人所预测的大不相同。

当时的美元呈现出直线下滑的态势，在15个月内对日元贬值了接近50%，可是，通常会随着汇率变动而调整的国际原材料价格这次却毫无反应。不仅如此，它们以美元计算的价格反而继续下降。结果，美国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美国的生活费用则保持稳定甚至小幅的下降。这意味着，对美国人以外的所有人而言，粮食和原材料成本都大幅下跌。

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大幅贬值，这个国家的货物商品出口必定大增，货物进口则大降。然而，1985年之后美元急速贬值伴随的现象却是美国的商品出口确实增加而且是大幅度增加了—— 尽管这是在美元贬值一年半之后才发生的，可是与此同时出现的是，美国的工业产品进口却也在持续增加，而没有相应地减少。

同样一反常态的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货币和投资流动的反应。美国是世界金融史上第一个以本国货币积欠外债的主要债务国，美国对当时的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主要的债权国家的货币贬值50%，将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减半，可是，这两个国家和其他美国债权国却继续把资金投入到美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公债，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自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已经日益分道扬镳。

美国经验的第一个教训是：从世界经济的范围看，原材料经济体系和工业经济体系已经“分离”了。对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原材料经济体系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原材料市场已历经10年的严重衰退，而这期间的工业经济却在蓬勃发展。

现代经济的原材料密集程度相对于前工业化时期已经越来越低。像汽车这样的代表性工业产品，在20世纪20年代其生产成本有60%是用于原料和能源。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半导体这样的代表性工业产品来说，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还不足2%。光纤替代铜质电缆，前者的原料和能源成本相对于后者的80%，只占到了总成本的10%。现如今，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用到的最能能源—— “信息”，根本就不含有原料和能源，它完全属于“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今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也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现实）。

如今的工业制造业也日益与劳动分离。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可是美国工厂雇佣的工人数量却逐年下降。到了1988年，生产等量产品所使用的蓝领工人的工时，还不到1973年的2/5。（如今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也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现实）。

**企业已经从多国性转变为跨国性。一家企业的母公司只是一个“据点”—— 即一个总部和通信中心。对跨国企业而言，重要的是它的目标市场所在地，即至于哪一个国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对它而言已经不再重要。**跨国企业也无法再把自己的领先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在任何一个产业上，都不再有“超级强权”，有的只是可以满足市场发展和扩张的竞争者。

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或竞争优势。劳务在世界经济中已变得与商品一样重要。投资已变得和贸易同等重要，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整合日益依靠投资而不只是贸易。投资已经取代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可是各国对待投资（尤其是投资海外）的态度，远不如他们对待贸易的态度，往往随意且具有政治性。

过去，投资总是跟随贸易活动，现在则是贸易活动跟随投资。靠近“市场”和对市场有“感觉”，已经成为企业生意成功，进而国家实力增强的决定性因素。

换句话说，需要在客观真实的市场中进行投资，如今的“销售”，变成了在客观真实存在的市场中进行投资的“回报”，如果投资不能维持下去，就不会再有销售。同样，如果市场改变或成长了，而投资仍然维持原先的老样子，也不会再有销售，即经济真实的增长以及就业状况逐步地改善。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80年代中后期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几乎达到一半时，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仍然没有像传统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抬高它们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的价格；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欧洲国家的货币未对日元贬值时，日本企业仍然不计成本在欧洲投资设厂，而美国企业宁可不要汇兑利得，转而还将他们海外子公司的盈利利用在扩大投资上 —— 这些企业，无一不在追求在全球市场最大的市场占有率。

美国经验也显示，北美、西欧和日本与韩国即使还算不上同一个市场，但是他们却已经几乎组成了同一个经济体系，一个想要进入这一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地区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面对来自其他两个地区的潜在的竞争者的挑战和压力。

美国经验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跨国经济是由资金流动塑造和驱动的。这些世界经济范围内的资金流动本身有一股不一定符合传统“经济理性”的动力。

现在想想，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元在1985年贬值并非是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元汇率在此之前被高估了那么久？

自从尼克松在1971年让美元汇率“浮动”以后，美元汇率照理应该随着美国贸易平衡账的起伏而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在1982年之后急速窜升，且很快刷新历史记录，可是美元汇率却在“高得不切实际”的价位上盘旋了许久，之后美元贬值时，却又跌到以相对成本和生产力而言都“低得不切实际”的水平。

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理论”是，现在主宰跨国经济的是由资金和信用组成的“符号经济”，商品（尤其是货物商品）和劳务所组成的所谓“实体”经济已经不再主宰跨国经济。跨国经济中的金融交易有90%以上并不具有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功能，这些交易纯粹只具有金融功能。这些资金流动当然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可是这些理由主要是国际政治性的：像对各国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税收、政府赤字、政府借贷的预期，或者政治风险评估等等。

事实上，货币汇率变动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企业经营的经常性成本。

总之，美国以往的经验显示，世界经济范围内真正控制实体经济走向以及格局的，主要是符号经济。这种现象的一个含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秉持对外开放的国家市场经济体，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能力管理自己所面临的汇率风险。即使一家企业的业务纯粹是国内性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必须了解货币汇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企业经营真实水平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