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1973年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是在基层商业部门买来的，没有凭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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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_16495930672905
• 不是。

当时的问题不是工业品价格高

而是商品供应不足。政治课本上对此有一个非常精炼的表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自行车票这个东西，你可以类比为现在北上广的各种限购政策。

现在很多人对那个时候的票证都存在误解，原因很简单，70年代的票证，80年代初的票证，80年代中后期的票证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

6、70年代，票证的意义在于保证基本供应，可以勉强类比为最低保障（主要是针对城镇户口），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票证逐渐成为购买“高端”商品的凭据，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商品供给日益丰富，票证迅速走向衰落。

补充一下，不要拿我们现在对某种商品的认知去套7、80年代。就拿自行车来说，在7、80年代，这个东西属于不折不扣的高档货，大城市我不清楚，但在安徽县城，80年代中期你家能有一辆自行车，其影响绝对不亚于你现在家中买了一辆宝马。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当年的“三转一响”，其实没有搞清楚，当年婚嫁中提出“三转一响”的要求，和现在要求“有车有房”的标准是差不多的。

总的来说都是很赞成的，叙述的也很准确。

唯一“当时的问题不是工业品价格高而是商品供应不足。”这句不能完全赞成。

在当年，城乡购买商品，特别是高档商品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涉及人民生活的轻工业产品价格偏高，特别是类似于手表、自行车等这样的商品。这些价格都在100元以上，按当年收入与现在收入之比差换算，相当于现在2万元以上(国家统计局，1978年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与2022年之比为 171元：36883元)，这是惊人的。现在这样的全自动精致上海机械表，2000元左右就能拿下而且质量比当年要好很多。

但是，这些商品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极端抢手供不应求。说明城市、大城市的消费能力比县城、乡村要强的多。我家在1973年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就是在基层商业部门买来的，没有凭票。我曾经说过我的一位农村初中教师，70年代初期实在买不起上海牌手表，不得已买了一块30元左右的紫金牌手表。这样，城市、特大城市凭票供应高档商品就很正常了。我记得我们这里的城市购买自行车比较紧张是在70年代初期，但是没想到据上海地方志介绍，上海这个城市1961年就开始购买自行车凭票了。

所以，一方面是高档商品(无非就是三转一响)价格高，乡村县城基层由于经济状况消费欲望低，供应相对较缓；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条件较好消费欲望高，数量不足，供应十分困难。对于自行车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地形地势差异较大，北方平原地区骑自行车历史悠久，城乡自行车都很抢手算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