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一）_风闻

我1957年7月9日出生在宣化，三岁前在张家口，1960年跟随父母调进北京，住工程兵司令部大院，期间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上幼儿园，在昌平军委工程兵子弟学校和沙窝小学上小学。

我的童年时光一半是上小学，还有一半是在大院里渡过的。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院生活时期。也是我人生历程中最真实，最快乐的时代。那个时候，大院里一帮半大的孩子们，成天的聚在一起，什么都不多想，什么也都不怕，什么也都敢做。一起做游戏，一起看电影，心特别的齐也很抱团，大院里有了我们这帮小麻雀，唧唧喳喳的，着实的热闹啊。

1970年，父亲解放了，同时也被发配到了西安去“支左”。我也告别了极不喜欢的沙窝小学，告别了那段红色的大院生活，跟随父母来到了古城西安，开始了我新的生活。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西安渡过的，经历了这样一段快乐，恐慌和变迁的年代，来到西安的我完全已经变了一个人似的。曾经淘气调皮捣蛋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懂事勤奋好学向上的孩子。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政治品德优秀，艺术的天赋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成了当时黄河中学的知名人物。曾几何时，全国学习黄帅。但在黄河中学是向黄帅学习和向我学习并列，我的名字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黄河校友。

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二）

公元１９７５年９月，一群心比天高，初生牛读不怕虎的热血青年汇集在西安市的胜利饭店，准备去陕北的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我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大有“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雄心壮志。经过团省委的组织调配，从六十多个志愿去老区的应届毕业生团干中抽取了包括我在内的１5名同学，给安排到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带队的是团省委的干部，我们这个知青点同时也是陕西省团委的工作点

这个知青小组虽然只有１５人，但来自不同的７所中学，而且每个人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头”，不是团总支副书记，就是红卫兵大队长。但当时只有我一人是党员，按理成章被选为组长，成了“头”中“头”。这是一个比较难当的组长，且不说由团省委蹲点干部的因素，就是小组同学里，也有在当时响当当的市级模范，同学之间谁服谁呀？

好在我没辜负每位同学的期望，带头吃苦，严格要求自己，以小组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每个同学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中，度过了最精彩的一段。

考试是在1977年的冬天开始的，我记得语文有一个作文题是二选一，要么记录一件对你有意义的事，要么向全国科学大会写封信；我当时完全可以把我背得烂熟的故事作为记叙文写出来，但我还是选择了给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据说我们故事队的一位女队员就把她讲的故事写出来了，结果她的作文得了全省第一。英语题我感觉并不很难，也许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也许是我复习的正好到位，比较顺利的就做完了。最难的是数学，数学是需要一步一步恢复的，而我当时的时间和以前的底子都不够好，所以我尽全力做数学卷子，前面几道题我还能做下来，后面的科目就是看天书了。但我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数学拉太大的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仅在延安市的几所中学里考试，远离家庭，完全靠自己安排吃住行，有时还要从一个考场骑车奔另外一个考场。和今天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战！当然也是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战！！正是：“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这便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1978年春节过后，我兴冲冲地赶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去报到。迎接我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同学们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重新回到校园，回到课桌边我有一种亲切感。经过相互聊天，我了解到这届考上上海外院的同学，几乎全是外语学校附中出来的，或者是当过中学外语老师的，像我这种从普通中学出来，又下过乡的几乎少之又少。我预感到我要面临更大的考验。

1982年春节刚过，我带着行李来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找到民族文化宫不难，接待我的人事处的同志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北京有地儿住吗？”我说没有，她说那就麻烦了。我们一共分到民族宫的有8个大学生，多数都是外地来的，也有家在北京的。我和一个在山东大学学日语的一同分到了文娱馆。民族文化宫当时分展览馆、图书馆、文娱馆和机关后勤。其中文娱馆下面管着俱乐部、舞厅、客房、礼堂等机构。我被分配到文娱馆办公室工作。宿舍暂安排木樨地的招待所。其实民族文化宫是一个文化娱乐场所，并不是专门搞文化的单位，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晚上外宾舞会值班。

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三）

逐渐地我对民族工作开始感兴趣了，正好两次考研均告失败。我想我与其调到搞外事的大部委去，那里人才济济；还不如调到民委，独辟蹊径，另觅他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谁知道这样一个系统内部的小小调动，也颇费周折。据说，用人单位调我报告送到人事司被压了一个月，原因很简单就是人事司长和用人单位的领导有矛盾，主观的认为他是在调自己的人扩充实力。我差点就放弃了，因为当时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也想要我。后来，民族宫的一位叫戈平的副主任给那个人事司长打了个电话，介绍说：“小吴是大学毕业生，从上海过来，和用人单位的那个领导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要是不要，我们还不想放他呢。他表现非常好是个人才，要不是上级单位要我们还真不舍得放呢。”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后，1984年11月我正式调到了国家民委，开始了我为民族事业服务的艰辛历程。直到现在，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和很多同学比起来，我在仕途、出国、出书等方面都有了成绩，可以说比较理想地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到目前为止，我官至局级，而且是竟争上岗的；出国跑了近80多次，涵盖了5大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其中的25万字文章已编辑出书，书名是《真实接触》，2001年出版，2004年再版。2009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书名是：《走近世界民族》，2012年又出版了第三本书，书名是：《闲草集》。作为公务员能够集仕途、出国和出书为一身的恐怕不多见，然而我做到了。

“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在这时间的领悟中，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属于自我生命的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不想炫耀自己什么，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去看，我希望能对他们有益处；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抓住人生腾飞的机遇，用自己的胆识与勇气，努力奋斗获得更大的成功！

此时此刻，让我想到尼采在他的《驶向新的大海》里的诗句：

我要去那边；今后我靠着

我自己和我操桨的本领。

大海一片汪洋，我驾着

热那亚的船破碧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