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一)_风闻
吴金光-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06-30 16:24

我1957年7月9日出生在宣化,三岁前在张家口,1960年跟随父母调进北京,住工程兵司令部大院,期间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上幼儿园,在昌平军委工程兵子弟学校和沙窝小学上小学。
我的童年时光一半是上小学,还有一半是在大院里渡过的。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院生活时期。也是我人生历程中最真实,最快乐的时代。那个时候,大院里一帮半大的孩子们,成天的聚在一起,什么都不多想,什么也都不怕,什么也都敢做。一起做游戏,一起看电影,心特别的齐也很抱团,大院里有了我们这帮小麻雀,唧唧喳喳的,着实的热闹啊。
1970年,父亲解放了,同时也被发配到了西安去“支左”。我也告别了极不喜欢的沙窝小学,告别了那段红色的大院生活,跟随父母来到了古城西安,开始了我新的生活。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西安渡过的,经历了这样一段快乐,恐慌和变迁的年代,来到西安的我完全已经变了一个人似的。曾经淘气调皮捣蛋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懂事勤奋好学向上的孩子。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政治品德优秀,艺术的天赋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成了当时黄河中学的知名人物。曾几何时,全国学习黄帅。但在黄河中学是向黄帅学习和向我学习并列,我的名字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黄河校友。
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二)
公元1975年9月,一群心比天高,初生牛读不怕虎的热血青年汇集在西安市的胜利饭店,准备去陕北的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我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大有“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雄心壮志。经过团省委的组织调配,从六十多个志愿去老区的应届毕业生团干中抽取了包括我在内的15名同学,给安排到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带队的是团省委的干部,我们这个知青点同时也是陕西省团委的工作点
这个知青小组虽然只有15人,但来自不同的7所中学,而且每个人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头”,不是团总支副书记,就是红卫兵大队长。但当时只有我一人是党员,按理成章被选为组长,成了“头”中“头”。这是一个比较难当的组长,且不说由团省委蹲点干部的因素,就是小组同学里,也有在当时响当当的市级模范,同学之间谁服谁呀?
好在我没辜负每位同学的期望,带头吃苦,严格要求自己,以小组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每个同学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中,度过了最精彩的一段。
考试是在1977年的冬天开始的,我记得语文有一个作文题是二选一,要么记录一件对你有意义的事,要么向全国科学大会写封信;我当时完全可以把我背得烂熟的故事作为记叙文写出来,但我还是选择了给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据说我们故事队的一位女队员就把她讲的故事写出来了,结果她的作文得了全省第一。英语题我感觉并不很难,也许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也许是我复习的正好到位,比较顺利的就做完了。最难的是数学,数学是需要一步一步恢复的,而我当时的时间和以前的底子都不够好,所以我尽全力做数学卷子,前面几道题我还能做下来,后面的科目就是看天书了。但我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数学拉太大的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仅在延安市的几所中学里考试,远离家庭,完全靠自己安排吃住行,有时还要从一个考场骑车奔另外一个考场。和今天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战!当然也是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战!!正是:“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这便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1978年春节过后,我兴冲冲地赶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去报到。迎接我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同学们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重新回到校园,回到课桌边我有一种亲切感。经过相互聊天,我了解到这届考上上海外院的同学,几乎全是外语学校附中出来的,或者是当过中学外语老师的,像我这种从普通中学出来,又下过乡的几乎少之又少。我预感到我要面临更大的考验。
1982年春节刚过,我带着行李来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找到民族文化宫不难,接待我的人事处的同志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北京有地儿住吗?”我说没有,她说那就麻烦了。我们一共分到民族宫的有8个大学生,多数都是外地来的,也有家在北京的。我和一个在山东大学学日语的一同分到了文娱馆。民族文化宫当时分展览馆、图书馆、文娱馆和机关后勤。其中文娱馆下面管着俱乐部、舞厅、客房、礼堂等机构。我被分配到文娱馆办公室工作。宿舍暂安排木樨地的招待所。其实民族文化宫是一个文化娱乐场所,并不是专门搞文化的单位,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晚上外宾舞会值班。
前浪------一个50后的奇葩人生(三)
逐渐地我对民族工作开始感兴趣了,正好两次考研均告失败。我想我与其调到搞外事的大部委去,那里人才济济;还不如调到民委,独辟蹊径,另觅他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谁知道这样一个系统内部的小小调动,也颇费周折。据说,用人单位调我报告送到人事司被压了一个月,原因很简单就是人事司长和用人单位的领导有矛盾,主观的认为他是在调自己的人扩充实力。我差点就放弃了,因为当时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也想要我。后来,民族宫的一位叫戈平的副主任给那个人事司长打了个电话,介绍说:“小吴是大学毕业生,从上海过来,和用人单位的那个领导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要是不要,我们还不想放他呢。他表现非常好是个人才,要不是上级单位要我们还真不舍得放呢。”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后,1984年11月我正式调到了国家民委,开始了我为民族事业服务的艰辛历程。直到现在,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和很多同学比起来,我在仕途、出国、出书等方面都有了成绩,可以说比较理想地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到目前为止,我官至局级,而且是竟争上岗的;出国跑了近80多次,涵盖了5大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其中的25万字文章已编辑出书,书名是《真实接触》,2001年出版,2004年再版。2009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书名是:《走近世界民族》,2012年又出版了第三本书,书名是:《闲草集》。作为公务员能够集仕途、出国和出书为一身的恐怕不多见,然而我做到了。
“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在这时间的领悟中,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属于自我生命的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不想炫耀自己什么,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去看,我希望能对他们有益处;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抓住人生腾飞的机遇,用自己的胆识与勇气,努力奋斗获得更大的成功!
此时此刻,让我想到尼采在他的《驶向新的大海》里的诗句:
我要去那边;今后我靠着
我自己和我操桨的本领。
大海一片汪洋,我驾着
热那亚的船破碧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