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商鞅，荆轲和陈胜吴广_风闻

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确定了以礼教为基本秩序的社会规则。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再牛逼，逃不开父子伦常。

但是礼教面对不了侵略。特别是战国诸侯之间的国土兼并战争，更不用说蒙古人。所以，商鞅出现了，事要做起走，要说话算话，要怎么奖怎么罚，哪些事能干，干了可以得到爵位和赏赐，哪些事干了会被夷三族，条条框框，桩桩件件，全是KPI，就像神雕出现，塞给你一本书，照着这个练，能成，练成了谁都不怕。谁牛灭谁。

全是KPI也有问题，抢我的土地，杀我的亲人，还要羞辱我，违反人性，忍不了，我拼了。出现了最直接的社会自我救助方法，搞刺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荆轲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表率，我不服，也没有其他救助方法，我就跟你暴力对决。以身名志。

刺杀这个策略好不好？对没有形成体系的治理结构来说，杀掉关键人，影响历史进程。对已经形成治理体系的集团来说，刺杀根本没影响，有的时候因为刺杀带来的反噬还会跟自己的目标相反。前有燕国，后有萨拉热窝，再后边还有226兵变。

如果大批的人都觉得KPI设置有问题，但又没有救济通道，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它娘，陈胜吴广就是图腾。刺杀接近必死的结果，反成功了还有收益。朱元璋，李自成互为表里，但都是陈胜吴广的模仿者。

中国的传统社会缺乏了这五个人中哪一个都不行。没有孔子，就天天造反玩，看英国历史就有感触，哪个贵族不爽，就要搞一下子。没有商鞅，就要亡国，打不过人家，人家要你死，你就只能去死。佛国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社会救济方法也要有，小就小干，大就大干，我们往往对暴起的个人怀有同情，就是因为内心对系统性暴政的忧虑。

这五人代表的四个体系互不隶属，但又互相制约，哪一派狠到了极点，越过了界限，它的制约因素就要爆发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