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苏联造出第一卷卫生纸_风闻

赛格特约作者  胖冯

1945年8月4日，全世界笼罩在和平前的曙光里。

希特勒已经自杀三个月，日本还有十天就要投降。

这一天，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锣鼓喧天，红旗遍地，各国来宾欢聚一堂，跟数不清的孩子们共度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全苏少先队员健身营”。

最后，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抬着一枚巨大的礼物出来了——那是由红木、黄杨木、紫檀木等7种珍贵木材精心雕刻的一枚美国国玺。对，就是那只白头鹰，一只爪子抓着一把箭，另一只爪子抓着一枚橄榄枝。

美国大使哈里曼对这件诚挚的礼物赞叹不已，当即收下，将其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直到7年后，美国人才发现，这个东西里面有窃听器。

大使馆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即时传递给了克格勃。

窃听器的外形像一只小小的蝌蚪，就装在那只白头鹰的嘴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讽刺。

他们强忍着羞辱没有声张，从此再也不敢在它面前说真话。又过了几年，美国的一架U2侦察机在苏联被击落，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骂美国居心叵测。美国这才作为回应，把它拿到联合国大会上愤怒控诉了一把。

1960年，美国向联合国披露了藏在这个国徽中的秘密

这个窃听器的名字叫“金唇”。它的原理是利用空气振动，把声波转化为无线电信号再传出去，让几百米外克格勃的仪器及时接收。它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维护，只要不被发现，可以永远使用下去。

可以说，“金唇”代表了当时世界声学应用技术的最高水平。

它的发明家为此被从远东的劳改营里放了出来，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还得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

然而，他的发明，本来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有更大的成功。早在十年前，用“金唇”原理制成的乐器就轰动了西方。然而，苏联政府不需要乐器，只需要窃听器。

苏联的发明史，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横截面。

它的理想，它的强大，它的崩溃，都可以从中找到征兆。

“金唇”的发明者名叫列夫.特雷门，用天才形容他是太委屈了。

因为他竟然同时读了三个学位——圣彼得堡大学的天文系、物理系，还有音乐学院。

二十出头的时候，特雷门担任了俄罗斯最大的广播电台负责人，并受邀加入国家物理技术实验室。这两者的混搭让他发现，用天线发射电波到达一定范围时，会出现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用手接近发射天线时，电容会发生变化，声音的高低也不同。

他就这样发明了神奇的乐器——特雷门琴。它不需要触碰，用手在空气中挥舞，甚至通过舞蹈动作来控制，就能演奏出乐曲——类似于今天的跳舞机。

1927年，特雷门在巴黎展示他的同名乐器发明

列宁亲自试了特雷门琴，赞叹不已。随后，特雷门带着它去了美国，把美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亲自登门拜访他的人，有格什温、梅纽因、卓别林、爱因斯坦……

然而，特雷门并没有因此走上人生巅峰。1939年，他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被逮捕，从此消失在西方视野中。

美国人以为他死定了。因为，他头上的罪名十分吓人：“企图使用来自美国的神秘无线电波，激活天文台钟摆中的爆炸物来杀害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同志。”

即使不被逮捕，特雷门想在祖国名利双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924年，苏联的专利法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凡经发明事务委员会认定有益的发明，可根据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宣布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产。……由全体公民和机构共同使用。”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坚决不允许民间开办企业，更不允许个人以发明获利。这部专利法规第一条就明确了：一切发明的专利都属于国家。

当然，国家也不是完全明抢。接下来它也规定，根据“协议”给发明家以一定的荣誉和奖励。

“协议”具体是多少？从另外一条规定可以看出：“如果企业因使用某项发明成果节约了资金，应按年度节余的2%-20%奖励发明人。”

在这样的规定下，苏联的科技发明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费得”牌相机、“第聂伯河”牌吸尘器、“亚乌扎”牌电熨斗、还有录像机和计算机这样的电子产品，虽然都比西方晚几年到几十年，但是苏联确实样样不缺，琳琅满目。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全靠“反向研制”。

“费得”牌相机是剽窃德国的徕卡，“第聂伯河”牌吸尘器是抄袭瑞典的伊莱克斯，“亚乌扎”牌电熨斗是模仿飞利浦的“瓦莉塔”，录像机和计算器则是松下、夏普和卡西欧的精确复制品……没有任何一种是苏联原创的。

最惊人的是：在把第一个人类送上太空的同时，偌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造不出一卷自己的卫生纸。

几十年来，困扰史学界的一个问题是：尤里.加加林是用什么擦屁股的？

尤里.加加林，这位全人类的英雄从太空回来以后，造访了世界几十个国家。在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主动要求跟他合影。

然而，这位英雄在1968年去世。苏联的第一卷卫生纸竟然是在1969年末，由一家购买了英国设备的造纸厂生产出来的。

这比起美国人制造世界上第一张卫生纸足足晚了112年。

1857年，一位名叫Joseph Gayetty的纽约企业家发明了第一种卫生纸，涂上芦荟汁的麻布片

苏联的统治阶层流行的擦屁股方式是用报纸，农村老百姓很多用的是牛蒡叶。但不排除少数最高层可以使用进口的卫生纸。毕竟加加林开的车都是国家特批进口的一辆法国跑车。

列夫.特雷门并没有死，而是从轻发落，进了一年有一半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的马加丹劳改营。直到他利用振动原理发明了“金唇”窃听器，才重新被国家所肯定。他的余生，是莫斯科大学声学实验室的一名机械师。

直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搞改革开放，这位已经90多岁的发明家才获邀去法国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美国导演斯蒂芬.马丁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列夫.特雷门：电子奥德赛》，重新轰动世界。

片子首映式三个月以后，他去世了。

他的一生，总算结局是圆满的。

有人可能会说，别看苏联搞生活方面的科技发明不行，但人家的军工是世界顶级的，这是体制优势。

不错，苏联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除了世界上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还有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里克1号”，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这后面是血淋淋的浪费、教训和重大代价。苏联与美国争霸，付出的代价比美国沉重不知多少倍。

拿苏联的第一颗卫星“斯普特里克1号”来说，其概念是1948年一位苏联科学家吉洪诺夫提出的。他是国防部下属的第四研究所副所长，这个所专搞远程导弹。在导弹和炮兵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吉洪诺夫提出了卫星这个概念，轰动一时。

几天之后，吉洪诺夫突然被从副所长降为顾问，他的团队也被全部解散。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创意，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让上头某位大人物不高兴了。

在苏联，因为没有私营企业，政府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甲方。换句话说，所有科研项目的投资，都要由“国家”真金白银的砸出来。跟方方面面的代表国家的人搞好关系，就很重要。否则就有丢官撤职、自毁前途的风险。

科学研究尤其是复杂的高科技很容易有分歧，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里使劲。而这种分歧非常容易变成个人恩怨和派系之争；项目也很容易失败，科学家容易成为牺牲品。轻则撸掉官帽，重则蹲监狱甚至被弄死。

吉洪诺夫很幸运。另外一位领导看上了他这个创意，从上面要来了一份《全权委托书》，让他能继续招募原先的团队，用“顾问”的名义持续研究。9年后的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狠狠打了美国的脸。

这位领导就是谢尔盖.科罗廖夫，苏联航天系统的总设计师。他不仅是技术天才，政治才能也比光会搞科学的吉洪诺夫强太多了。因为善于搞上级关系，他总能要来奖金、晋升和《全权委托书》。

科罗廖夫于1931年加入苏联第一个由国家资助的火箭研发中心，次年成为研发中心主任，26岁调任位于列宁格勒的苏联喷气推进研究所担任副主任

但他也不是总能成功的。比如，1962年他想研发让两艘宇宙飞船对接的技术，就被苏联首席制导技术的专家拒了，不让自己领导的部门承接这项工程。

这位专家还一字一句地警告另外一个有心尝试的专家：“如果你想自毁前途，那是你的事儿。”

为什么？因为作为领导的人也必须押对宝，不然项目一旦失败，就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领导个人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要受到牵连。科罗廖夫本人就是个反面典型，戴着一顶“间谍”的帽子被判西伯利亚劳改八年，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后来50多岁就去世了。

另外一位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也被判了十五年。只是因为飞机设计实在需要他，才蹲了六年就出来了。苏联一共有多少科学家，因为科学上的问题被撤职、逮捕和判刑，无法统计。

只有国家一个雇主，后果就是一个人往往能把某项事业提到很高的高度，也可能阻止一项事业长达几十年。

苏联科学家早在40年代就提出了坦克反应装甲的概念，也就是在坦克身上铺设一层一层的炸药盒子，当敌人的穿甲弹袭来时自动爆炸，用爆破的射流把穿甲弹打歪。这种技术能极大消除敌人穿甲弹的威胁，同时还能减轻坦克重量。

不幸的是，苏联此时的坦克部队运气不好，摊到了一个性格倔强的指挥官——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中将。

这个少见的名字就表明他不是俄罗斯人——他出生在亚美尼亚，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一生中受过的全部教育就是在军事学院上了四个月的速成班，然后空降到坦克部队任职。他的大脑无法理解要往自己的坦克身上捆炸药这个创意，下令立即叫停所有研究。

60年代，巴巴贾尼扬中将曾经去了外地军区任司令员，反应装甲重新开始上马。结果刚进行到模型实验阶段，巴巴贾尼扬中将又回来了，研究又中断了。

直到80年代初期，苏联才臊眉耷眼地承认，反应装甲早就应该搞。而这时，小小的以色列都已经搞出了反应装甲，安装在自己的坦克上。苏联才不得不补课，从以色列引进这种本该由自己发明的技术。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M60等老式坦克上安装的爆炸反应装甲大放异彩，不仅成功抵御了RPG-7火箭筒的攻击，而且使装甲部队在反坦克导弹的打击下损失率锐减

相对苏联，美国的技术研发成本不知道低到哪里去了。

政府不用自己投资，只需要向几家私营企业招标，让它们去争夺，给予一定补贴即可。为了订单，私营企业不得不挖空心思，往各个可能的技术方向上使劲，各显其能。这些技术一旦研制成功，还可以转为民用，卖给更多的私营企业。

如果你要跟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斯罗普.格鲁曼的专家去问：万一研究方向错了怎么办？得罪领导怎么办？你们会不会被撤职、劳改、蹲监狱？

他们估计会打量你半天，最后吐出一句话：

“你TM是苏联穿越来的吧？”

苏联这种制度，对有才华却没有政治才华的人，是有效的逆淘汰。

这些人要么从此不搞研究，要么用脚投票，去允许私人开办企业的地方发挥特长。

众多移民国外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苏联科学家自不必提了，其中典型的一位，要数世界上最成功的游戏设计者。

这款游戏很好猜，它的名字恰如其分——俄罗斯方块。

1985年，在苏联科学院计算机室工作的年轻数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受到拼图游戏的启发，用三个星期开发出了这款游戏，迅速风靡世界。许多家国外大公司冲到苏联，对这款游戏的版权展开争夺战。

一开始，他们都纷纷给帕基特诺夫本人发电报，要求购买俄罗斯方块的专利权。帕基特诺夫去找电报机，在科学院里找到了一台。结果发现需要12个官员层层审批，发回去一份十几个字的电报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

国外公司们甚至找到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拉关系。最后美国公司雅达利拿走了街机版权，日本公司任天堂拿到了家用机版权。任天堂光在红白机上就卖出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游戏卡，在GAME BOY上赚的钱更是数不清。很多人为了玩俄罗斯方块而买了一台GAME BOY，之后又买了更多的卡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荷兰游戏设计师Henk Rogers从这款经典游戏的发明人Alexey Pajitnov手中购得了发行权，之后把游戏带到了任天堂游戏机上

一个日本女人说，她痛下决心把“俄罗斯方块”的电脑程序删了，卡带扔垃圾桶了。但第二天还是无法抑制地又买了一盘，实在抗拒不了它的诱惑。

美国一个议员开玩笑说，苏联已经彻底绝望，只好开发出这款游戏，让它来麻醉美国人民。

然而，外国公司掏出的版权费用，全部归苏联国资委旗下的一家“电子办公用品”公司所有，帕基特诺夫本人按照“协议”方式，获得的报酬是一台电脑。

在这款游戏最为走红的八十年代，他几乎是分文未得。

如今，俄罗斯方块依然是风靡全球的益智游戏，可以在56种游戏平台上玩到。2020年，它仅官方移动版本的下载量就超过5亿次。

现在的下载收入，跟帕基特诺夫就有直接关系了。

九十年代他最终移民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俄罗斯方块.com”，并通过艰难交涉，从已经私有化的“电子办公用品”公司手中收回了版权。没错，一家美国公司。

俄罗斯方块，大概是俄罗斯人的聪明才智给美国做的贡献之中，很小的一个。几十年来，美国那边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国外的移民，并诞生众多的发明成就：

叙利亚人的儿子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南非人的儿子马斯克创建了特斯拉，俄罗斯人的儿子布林创建了谷歌……

几十年后，国力的差距就看出来了。

如今正在如火如荼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的军事威名多半像肥皂泡一样，一戳就穿。苏30战斗机的飞行员要用个人的手机导航，“匕首”超高音速导弹被九十年代的“爱国者”导弹迎头击落，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现在还躺在海底……

一名俄军飞行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苏-34战斗轰炸机的座舱照片，有一部架在座舱右座前的安卓智能手机，手机中显示着电子地图和飞行路径

而西方支援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却技高一筹，个个国家都有几样绝活儿。原因何在？

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这些人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欧盟和美国每年增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2-3%，中国是7-10%。

原因很多，专家们总结过。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在俄罗斯进行技术初创、投资和开发方面缺乏吸引力。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后，就被欧美制裁，导致俄罗斯每年的对外移民人数从3.5万增加到30多万。

很多俄罗斯的网民愤怒地举出例子反驳说：网民俄罗斯的人口并没有少，每年还有30多万移民流入。

然而，这些人往往忽略了一个真相：

流入的人，基本都是中亚国家到俄罗斯来打工的农民工。